人物：薛晴岚 男 95岁
1922年农历10月17日出生。
原“国民革命军第9军新编24师后勤辎重营。运输兵。
现住郴州市苏仙区柿竹园矿区职工宿舍
采集人：人世老枪。图片：易红太
经历九死一生的抗战老兵薛晴岚，虽然年事已高，但生活依然能够自理，只是听力下降得很厉害，说话需要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的喊。
【采访手记】
即便是夏日。回溯老人的经历，依然会让你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暮春已过，初夏的阳光已然猛烈，但内心涌出的却是不断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
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是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分界线，于个体，同样是天堂与地狱的岔路口。
如果没有被抓丁，如果没有被日本人俘虏，哪怕是战死在洛阳城里，他的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回望历史，有时如梦境一般，一个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里，那被裹挟的命运，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正如黑塞所说：“命运的底蕴，是由其他人看不见的经验所组成，切割和决裂会再度愈合，会痊愈且被遗忘。然而隐秘的深处，它依然存在，继续淌血”。
2017年的冬天，笔者采访完后，与老人合影。
“汪精卫一句话，我就差点死在了日本。”
我到郴州几十年了，但我不会说郴州话。因为我是河南人，我老家在河南省固始县六区（解放后叫郭陆滩）九龙乡罗家坊队。我父母亲都是农民。
我以前也不叫这个名字，我生下来时，我父亲按家族的辈分，以“泽”字辈为我取名薛泽新。意思是希望我能过上新的生活。6岁时家里让我读私塾，在私塾先生的劝导下，先生为我取了现在的名字—薛晴岚。意思是天晴景清，山岚蒸腾。也是很美好的意思。后来我去了日本，才知道这两个字在日语里是暴风雨的意思。说来也怪，我这一生真的就像是在暴风雨中浮浮沉沉，而且还都跟日本人有关，有些时候，命这个东西你不信都不行啊。
我是家里的长子，家里很穷，读了一年半，家里就供不起了，我就去给地主放牛，有时候还要帮家里捡牛粪。1940年9月24日，这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还刚刚亮，我提着一个筐出门拾粪，刚到村口突然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我，说是征丁，不容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几个人就把我扭住朝乡公所带，我知道这是抓壮丁怕得要死，但挣不过他们。到了乡公所一看，抓了好几十个，他们就把我们一个连着一个的用绳子捆着要押往县里。我父亲听说我被抓走了，急忙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头小毛驴就赶往乡公所，央求着要赎回我，结果钱被他们拿走了，人也没有放回去。走的时候，我父亲哭得死去活来，一头栽倒在沟里，我看见他在沟里挣扎，但是我全身被绑住了，那真是欲哭无泪阿。
从乡公所到潢川师管区再到正阳一路步行。1941年1月，走到河南正阳，我们被交给了国民党第九军暂编24师，我被安排到后勤辎重营当运输兵，说是说运输兵，其实也没有车，就是天天挑担行军，那时听说第九军的长官叫裴昌会。跟我一直在一起的老乡有很多，记得的就有刘成凡、薛泽祥、墙保山、周金水、。后来就跟随部队坐着牛车到了河南的孟津，结果我又得了一场急病，当时人已休克，口吐白沫将大半个脸捂住了，奄奄一息，据老乡们说，当时上级命令他们用一个破席将我卷起，准备丢弃在野地里，搭帮炊事员也是我的同乡，给我灌了一点热水，加上黄河边微风一吹，第二天我又慢慢苏醒了，这才留下了一条命。随后继续跟着部队坐船过了黄河，船是木制的，一艘只坐十几二十人。我们驻扎在一个叫柿饼村的地方，休整了个把月。
1941年3、4月间，日本鬼子开始进犯中原，部队开拔至中条山一带，镇守在河南济源。中条山，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地形十分险要，是南进北上的重要卡口。大概5月间，日军大规模进军中条山地区，战斗很激烈，我那时是肩扛手提的运输兵，每天不停地背扛肩挑军用物质往返中条山，太行山一带，往战场上送弹药粮草，那时很艰苦，老百姓把自家的一点救命粮都藏了起来，部队征粮很困难，经常是吃不饱饭，只好吃那些病死的耕牛和瘟鸡，个个吃了拉肚子。
日本鬼子装备比我们强，来势很凶猛，我们边打边撤，后来上面又要我们新编第24师，负责守封门口一线，封门口是日军西进的必经之路，日军势在必夺。攻击极其惨烈。打了二三天，死了好多人，日本人的战车和火炮太猛了，最后我们没守住，跟着我们就退到了济源山地，最后被日本人逼到了黄河边。打了几天游击后，军部命令我们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渡黄河时，水流非常急，敌人天上地上炮弹一个劲地向黄河里炸，那个木船又小，战友被冲走，被炸死的不知道有多少，都说黄河水是黄的，但尸体把水都染成了红色。那个惨状你们想都想不到。幸存下来的人全部到了河南洛阳一个叫老古堆的村庄集结，在这里才摆脱了日军的追击，部队边休息边整训。
根据中条山战役而创作的油画作品，这是整个中国抗战史上，国军损失最大的一次会战。
1942年春天，我和老乡刘成凡等7、8人与部队走散了。就想干脆回家算了，也是命背，恰巧碰到了国民党第15军的人，硬说我们是逃兵。当时军队对逃兵的处罚是相当厉害的，送回原部队我们肯定会被枪毙，我们只好表示愿意呆在15军。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又被编入了国民党第15军64师191团，我被安排到了通讯连，随部队在洛阳，济源那一带活动。
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我们部队基本上是打游击，一下打到这里，一下打到那里，睡觉的时候都很少，周围到处都是日本军队，也不敢睡。后来上级要我们固守洛阳，我们在洛阳西工区一片挖了许多隐蔽工事，当时我们的长官叫武庭麟，他是河南人，副军长是洛阳人，加上官兵多为豫西人。因此，我们这支军队的士气相当高，毕竟是保卫自已的家乡阿。当时由于我们的兵力很少，所以军部把整个阵地划分为西工、邙岭、城厢3个阵地加以固守。
洛阳保卫战时，向洛阳前进的日军分队。
战斗一打响，日本人的战车就呼啦啦压过来，子弹像雨点般扫射，我们就利用邙岭的梯田斜坡、挖防坦克壕，在防坦克壕附近埋地雷。但日本人的火力太猛了，实在抵挡不了，我们就跟鬼子拼刺刀，就这样也打了蛮久。开始说有援军，结果一直等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撤退到了城里。战斗开始时，我们就在洛阳城外绕城挖了7、8米宽深的城壕，灌满了水，形成一圈护城河，城内街巷也挖有2米多深的壕沟，沟边堆上麻袋，沙土砖石等堆有1米多高，就这样也抵不住日本鬼子从天上地上狂轰滥炸，整个战壕填满了尸体。那时讲要与洛阳共存亡，我们就用一柄长枪，几颗手榴弹，躲在墙根，小巷和上屋顶打击敌人，最后日本人冲进了城里，整个城破败不堪，指挥也联系不上，都各自为战，但大家都没有逃跑，硬是在与敌人血拼，那个场面，至今想都不敢想，惨不忍睹。后来要我们退到城外集合，我们是踩着遍地尸体夺路突围的，结果没跑得掉，最后被日本人俘虏了。那一天我也记得很清楚，是1944年5月25日。
被俘后，日本鬼子用枪把我们押到一个操场，后又押到西工营房，据说当时是准备将我们全部枪毙的，只是因为听了汪精卫的建议，说日本人都出来打仗了，国内没有劳动力，不如把这些俘虏押回日本做苦工。被日本人采纳了，所以才没枪毙我们。
1944年6月，我们这批被俘的人被押到了日本设在石家庄的训练所受训。训练所被铁丝网围着，四周有持枪人把守。我们受着训诫和操练，吃的是包谷高粱，吃什么屙什么，闹肚子的特别多；喝的是阴沟里的水，沟边爬满小蛆虫；头上衣服内全是虱子，跳蚤臭虫，没事时我们就在阳光下捏虱子，全身总是奇痒难忍，在训练所天天可见马车往外拉死人。有一天，我见潲水桶里有日本人吃剩下的白面馒头，躲着去捞，结果被发现，日本兵上来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枪托，差点被打死。那过的就是非人的生活。有时候想还不如在战场被打死还好些。
1944年7月，日本人把我们这些战俘里身体比较健壮的人，挑出了300人，由北平押上火车，送到青岛。后来将这300名战俘用轮船送往了日本。我们这30来人跟他们不同，我们是从天津塘沽坐的火轮，坐了5、6天到了日本，有的在坐火轮的中途死了，就直接被丢进了海里。我们下船后，全部要走进一间小屋子，衣服全部脱光用锅蒸消毒，人过关用药水消毒，连小便也要消毒，消毒完后才能套上衣服。然后坐火车到了日本的长崎。在长崎的一个大山里，我们负责打一条引水山洞，用于建水力发电厂。每天推着小轱辘马（车）运石块和工地物质。
劳工的日子非常辛苦，作业环境非常恶劣不说，人身安全更是毫无保障。我们住在工地边用竹木搭建的工棚里，吃的粗糙的像糠一样的东西，穿的都是自己用破麻袋做的衣服和破席子做的鞋，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有次，几个工友上山摘桃子，被日本监工发现一顿好打。劳工常常都会有人不知道怎么就死了。我亲眼见过一位工友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好几天直到死都没有人送他去医治。我右手的无名指被洞顶石块砸断仍要忍痛劳作。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劳工伙伴们听到消息后都非常兴奋。月底，我们就坐火轮踏上了回国的路。回来后，我又去了傅作义的部队，还是当运输兵，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就都有车开了。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加入了解放军，1950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部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5032部队番号参战入朝。我在后勤运输连任汽车司机，后任班长。我们是第一批从东北长甸过鸭绿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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