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你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我爸爸是医生，四十多岁的时候，赶上了一个关口：新政策规定，评职称需要考英语。

在当时的十八线小县城，几乎没有英语的用武之地，而当年很多人读大学时，仅有俄语课。于是白大褂们沸反盈天，闹腾的结果是：英语还是要考的，不可能更改或取消，院方组织免费培训，从ABC开始。

我妈是口腔科医生，没有夜班，占尽天时，每晚呼朋唤友，带头奔赴教室，带头调戏老师，一群散发着消毒水味儿的大叔大妈，像赶集，像打狼，在夜色里蹿行。

爸爸始终没有参与。同僚们（当然也包括我妈）所有举动，他只冷冷地扔过去一句话：没用的。

借来课本和词典，他开始了一个人的战役。夜自习放学回来，远远看见他书房的灯光，灰头土脸的纱窗在淡黄色台灯下，一改白日的寒酸，朦胧中似乎变成了红楼梦里那条优雅的蝉翼纱。

医院的白袍制服，有长短两款，他在家的时候，喜欢穿着短款的，也就是衬衫式上衣，搭配一条我妈缝的胖睡裤。如此装扮的理由是：人舒服，又可以节省换衣服的时间，随时冲到急诊室。

那时候的家属大院，与住院部仅一墙之隔，住院部兼做夜间急诊，内科和外科医生，必须轮流上夜班。遇到重症病号需要帮忙，扯开嗓子喊一声，围墙那畔，总会有人应声而出。八十年代的小县城医院，大抵如此吧？

经过书房，探头进去瞄一眼，他背对着门口，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听见动静，晓得孩子们回家了，那个清冷的白色背影，却纹丝不动，如同木雕泥塑。于是，我们姐弟三个孩子，蹑手蹑脚地走开，各自拿出作业本，用功去了。

半年后考试，妈妈是少数幸运过关的，而爸爸居然也通过了。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淡淡地说：“语言嘛，不管英语俄语，都差不多，单词加语法而已，又不考听力，看得懂就行了，没啥了不起。”

是的，这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存在，似乎是“人是社会性动物”的反面例证，拒绝一切集体活动，远离一切人多的场所，哪怕是最热闹的春节，他那线条分明的脸上，都看不到多少喜庆的笑容。

除了上班，其余的时间，他将自己囚禁于书房，遗世独立，枯坐书堆，用沉默的背影，对抗着世界的喧嚣。哪怕是三伏天的毒太阳，都晒不热他身上深秋一样的清冷气息。

他有着英俊的五官，特别是浓眉下的眼睛又大又圆，清亮亮的，双眼皮仿佛刀刻一般清晰。然而，无论看谁，他都用内科医生多年练就的望诊目光，犀利地、倦怠地、似看非看地扫过去，一切试图靠近的人，在这样的目光下，都会讪讪地、惶惑地，停了下来，停在四十五厘米线外，也就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霍尔界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距离的外面。

这股清冷气息，来自童年。他是孤儿，跟着乡亲去逃荒，认了几个讨饭的干娘，侥幸活到解放，十二岁，成了新中国孤儿院第一批房客，每年发三套衣服，分别应付冬、夏和春秋。小学和中学学费全免，难过的是寒暑假，同学们回家，他只能回孤儿院。

高考填志愿他选择了学医，因为童年时讨饭，吃坏了肚子，留下了慢性结肠炎的病根，他希望医好自己的病。而且，医学院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贴，否则，他哪来的钱交学费？只是寒暑假更难过了，因为孤儿院不能回了，一个人住空荡荡的集体宿舍，听过年的烟花爆竹声声炸裂，看寒冬永夜万家灯火。此后，他对所谓的一切节日，都爱不起来。

我妈妈性格火热而暴烈。可是，这一团火，始终没有融化他心里的坚冰。而不幸的童年，自身的匮乏，使得他能够给出的爱，极其有限。

直到两个人双双退休，各自的棱角，终于被岁月磨得柔软，开始建立温暖而亲密的联结，连相貌都开始接近，外出旅游，经常被误认为是同胞兄妹。

我们姐弟三人，终于松了口气。

他的一生，救人无数。即使退休了，仍旧忙碌，被医院返聘，每周隔日坐诊。他的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许多病人排队守候他的专家门诊。

我记得那个小伙子，脑动脉瘤破裂，深度昏迷，极其凶险。没有互联网查资料，打个电话都难，药房里只有那些药品。同事们都知难而退了，家属也表示要放弃，他偏不！在病人旁边搭个铺，吃饭都让我妈送进来，整整十天，除了上厕所和查资料，他没出病房门，睡觉的时候听诊器都挂在脖子上，一夜要醒好几回，凑近病人脸上仔细查看。十天，眼睁睁看着本来就清瘦的他，又瘦了一圈，衣服空荡荡挂在身上，脸更吓人，眼珠子通红，眼袋乌黑，头发如乱草，蓬起老高。

终于，他又一次赢得了这场孤独的战役，病人醒了！他摇摇晃晃回到家，往床上一倒，像死了一样睡了一天一夜，把我妈吓得几次摸他鼻息和脉搏。半年后，小伙子上班了。要知道，那是在八十年代的十八线小县城啊！这个病，即使放到现在，死亡率也是极高的。

他治疗过的病人，极其信赖他。每年他和我妈来看我，在我家住个十天半个月，病人的电话总是追过来，问他啥时候回去上班。每当此时，他斜睨着我，抿着嘴儿笑，像个恋爱中矫情的姑娘，半得意半撒娇：“你看，真是的！不让我休息！”

两年前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准备手术。他急得从安徽赶到苏州，推门进来，把包往地上一扔：“片子呢？”

妈妈找到老花镜递过去，他不耐烦的推开：“快点！对着光就行了！”

老花眼眯缝成一条线，站在窗边，他举着核磁共振的胶片，上下左右的移动。好一会，手沉沉的落到膝盖上，几乎纯白的头颅，低低地挂到黑色老头衫的胸口，仿佛一朵即将萎谢的白色绣球花，向着黑土地垂落。

一声长叹，半天才颓然地抬起头说：“丫头，没想到你病得这么重。爸爸错了，爸爸老了，思想太保守。当了一辈子内科医生，一直认为所有的外科手术都是开放性治疗，伤害与风险并存，一直主张能够保守治疗的，尽量保守……爸爸实在不想让你开刀，太受罪……医生不治自家之病……”他语无伦次，愧疚到不敢看我的眼睛。

他一辈子以医术自傲，没想到，在女儿身上，他认输了。也许，输的不是医术，而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颗慈父心，让他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我想安慰他，可是太过亲热的话，已经习惯性说不出口。

万幸我的手术成功，他查看了我所有的病历和处方，郑重地告诉我：“我放心了。苏州医学发达，你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我和你妈，身体都好，你弟弟和弟媳妇都孝顺，你不必挂念我们。我们不给你添麻烦，而你，我们也不可能照顾很多。离得远，没办法，大家各安其命，各自珍重吧。”

如果是小时候，听到这样寒意森森的话，会难过。可是，像他一样倔强地经历过世事沧桑，经历过一场场孤独的战役，现在的我棱角渐平，终于能够理解并且认同那冷峻掩藏下的通达。

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都有自己特殊的宿命，无人能够替代，哪怕是至亲骨肉。不同的命运轨迹，宛如各个班次的火车，一声长笛，最终消散在铁轨与蓝天的尽头。无论亲与疏，无论身后有多少不舍凝眸，最终，我们都要在彼此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就像龙应台在《目送》说的：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