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欲是通往更为深广的欲望的通路。在很久之后，回顾最初采访阿特曼的那些日子时，我领悟到了这个道理。但在当初，我满脑子想的，只是把阿特曼这个人类换头术高档试验品的一举一动报道出去。关注这件事情的人非常多，我努力让自己的报道足够细致，不论是文字、图片和影像，我都能抓住那些令人动容的时刻，点击率颇高，媒体集团的领导也很满意，奖金很快涨起来。这也让我对阿特曼的观察更加不遗余力，恨不得从他长出来的每一根胡子里看到什么令人新奇的消息。
然而没有那么多信息。这从阿特曼的食谱上就能看出来。米汤、苹果、面包、白煮鸡蛋、白煮鸡肉，偶尔有些鱼肉，全部限制调味料的使用，寡淡极了。此外他还要吃营养素胶囊和大量没有标签的人体科学研究所特制药丸。至于可乐和炸鸡，在术后两天让他稍稍解馋之后，就被迅速禁止了。医生对他说，必须要等到他的身体完全恢复，或者换句话说，等他的脑袋能够完全控制原先属于蒙克的身体时，才能让他吃垃圾食品。
虽然阿特曼还是我的头号报道对象，但每天重复的都是食谱和体能训练，实在乏味透顶，新闻价值很快丧失。于是我决定隔天去看他一次，慢慢地变成一周去两次。
每次见他我都问：“你感觉如何？”
他会说：“还可以。就是头疼。”
医生表示，虽然头两周过去，他们已经确定蒙克身躯的免疫系统对阿特曼的头部没有排斥反应，但原本属于两个人的神经连接达到完全融洽，还有待时日，这可能导致了阿特曼的头疼，但检测结果显示神经连接正常，阿特曼的体能恢复训练进展也非常好。
术后大约一个月，我照旧去阿特曼的单人病房看他。这时候他已经能利用拐杖自行行走了，我脑子里想好了报道标题：独立行走第一步！
我照例问他：“你感觉如何？”
他望着我，眼睛里有些异动的光：“还可以。就是……头疼。”
我准备收拾东西起身走人了，当然还是要鼓励他：“那和之前一样啊！不过你现在可以走路了，慢慢恢复，相信头疼也会好的。”
阿特曼勉强挤出一些微笑，但明显像假的。甚至连假的都不算。我感觉到他还有话说，我放慢了把照相机塞进单肩包的动作。然后看着他，用眼神鼓励他畅所欲言。
阿特曼从坐着的病床上起身，夹起拐杖走到病房门口，把本来开着的门掩上，这时他可能感到头疼，闭着眼揉了一下太阳穴，然后睁开眼，一步步走到我面前，看着我，非常轻声地说：“记者同志，能帮我弄点炸鸡进来吗？”
我知道，这个故事到现在显得特别像一出喜剧。我也多么希望它是喜剧，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忧伤，再加上一个美好结尾，让观者慨叹一下人生然后迎接新的生活的挑战。但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故事并没有这样漂亮的结局。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出换头的命运剧情走向一种狂乱的、难以预测的疯癫地步，这就像这个宇宙的本质。
而炸鸡，就是一切混乱的开始。
人体科学研究所并不是监狱，但还是有无数双眼睛盯着阿特曼，他喝每一口米汤，吃下每一粒药丸，都有护士在一旁照顾，或者说监视。他每次去厕所，都有专人收集排泄物。如果说犯人监狱里还知道自己的刑期，阿特曼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研究所的大门。医生每次都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说：“等你好了就可以出去了！”
阿特曼问：“什么时候会好呢？”
医生说：“快了！不会很久的。”
阿特曼问：“那医生，能给我一点炸鸡吃吗？我想申请喝两口可乐。”
医生说：“等你好了，出去就可以随便吃。”
阿特曼告诉我，这种对话早已进入了死胡同。在恢复的过程中，他的疼痛已经到了忍耐的临界点，医生给他开出的止疼药已经完全无法镇压来自脖子与躯体连接处的恶意，他要时时刻刻与这种疼痛揪斗。为了保证他的睡眠，护士每天都会在睡前为他注射强力安眠剂，副作用是使他醒来后会感到无穷的恶心，以及疼痛更强烈的反扑。
“你知道嘛？这种疼就像是蒙克和我的神经在交战，随着心脏泵向大脑的一股一股血液，神经一下、一下地跳动，就像是丧钟当、当地敲个不停。”
而研究所必须遵守严格的术后恢复程序，所长命令医生与护士必须严格掌控阿特曼每一毫克营养与药物的摄入。阿特曼为了转移疼痛的注意力，疯了一样地做体能恢复运动。手的力气稍有恢复，他就拼命捏腕力球，上身感觉能灵活地活动了，他就在健身器材上拼命做扩胸运动。大量运动倒是使原本属于蒙克的肥胖身体脂肪渐渐地减少。但是，这种拼命运动也渐渐地不管用了，疼痛几乎要统治阿特曼的意志。他说，每天当他紧闭双眼，忍受着从脖子牵扯到脑仁的剧烈疼痛，唯一想着的，就是炸鸡。
所以，他恳求我偷带炸鸡进研究所。他想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打量了他许久，看到他脖子上那蓝灰色胎记似乎在随着血液与疼痛的涌动有规律地跳动，看到他黑色眼珠混杂着的绝望与渴望。我没说话，离开了。
我不能这么干啊，虽然他看着是真痛苦，但这是让我丢掉工作的事情。我不能干。
但我忍不住。我在病房楼外面抽了好几支烟，之前的扫地老头又出现了，我递给他一支烟。他看我心不在焉，说：“又来采访阿特曼了啊？我告诉你啊，最近这两天，睡觉之前，他的病房里传出来哀嚎声。他们把他的窗户锁死了，想让传出来的声音不那么大。没用的，我看这位大企业家很快就会成为疼死鬼，像之前几个那样。”
我知道，从医生那里什么信息也问不出来。如果真的按老头的说法，阿特曼控制不住自己，发疯了或是死掉，这条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彻底没了。不行，我必须把这条线索养育起来，变得肥硕，这样才能获得更多奖金，保住我刚刚变得颇为体面的生活。要知道，自从报道阿特曼的新闻，我已经可以喝到美国进口的波本威士忌了。要是成为二等公寓的居民，我就能喝到苏格兰来的好货。
过了三天，我去看阿特曼之前，先找了一家肯德基，打包三块刚炸出来、还有热油浸润在表面的吮指原味鸡，然后跑到超市里买了保鲜袋和锡纸，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鸡块包裹起来，确保它不会散发任何香味。我还顺带买了可以完全除味的清新剂，防止阿特曼把病房吃得全是味道。那样我就完蛋了。
我把吮指原味鸡塞进单肩包，走进人体科学研究所。我打算进了他的病房，关上门，让他赶紧吃掉三块鸡肉，然后喷一点清新剂就大功告成了。然而我一进病房楼，就被要求登记身份，随后又一个样貌威猛的保安和一个护士一道跟着我，他们说这是新规矩。当我进入病房，他们立在门边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一抬头，发现天花板的一个角落装上了摄像头。我看着阿特曼，他脸色惨白，显得脖子上的胎记颜色格外地深，脑袋上贴着纱布。最可怕的是，他的精神萎顿极了，那俊朗的面庞似乎在塌陷，眼神里的绝望已经积成一片海的狂啸。
我照例问他：“你感觉如何？”
他照例说：“还可以。就是头疼。”
保安、护士，加上摄像头，五只眼睛盯着我们，好像放射线在我们身上灼烧，我手扶在单肩包上，没再多说什么，离开了病房。
我冲进厕所，刚刚的紧张感让我好像憋了一个世纪的尿。撒尿的时候，扫地老头正在打扫蹲坑，我尿完，走过去，把自己刚买的一盒烟递给他。然后对他说：“我相信你之前说的那些‘传说’都是真的。”
他把玩着那盒烟，盯着烟盒上手绘的领袖图像和四周放射的金色光芒。我问他：“阿特曼很痛苦，我不能看他就这么完蛋了。你有办法帮我给他带点东西吗？”
他并不看我，继续把玩烟盒，低声说：“他吃喝拉撒睡全部被监视，二十四小时，无死角。你应该也看到了摄像头。”
我几乎是低吼着咒骂了一声，盯着老头正打扫到一半的蹲坑，上面的污迹还没有擦干净。
老头把烟盒塞进口袋，对我说：“监控室里值夜班的，是我孙子。他最近想买最新的VR游戏机，可能需要点钱。”
我眼睛瞪得老大：“操，想弄到那玩意的配额券，他妈的跟找外星人一样难，还得他妈的花掉我两个月的奖金。”
老头嘴角上扬，把脸上那些跟火星沟壑一样古老的皱纹顶起来，划出莫测的笑意：“呵呵，可不是么，这年头，什么都要券，什么都很贵。何况是这么好的东西。”
我点点头，心里盘算了一下，这买卖终究还是划算的。然后我把吮指原味鸡从单肩包里掏出来，递给老头。
我相信，阿特曼在手术半年之后走出研究所的时候，应该是很感激我。在出院仪式上，市长、研究所长对他坚持锻炼、忍受恢复痛苦颇赞颂了一番。谁都能看出来，他们实际上是在赞颂这手术的成功，赞颂光辉城市在科技上的进步，赞颂政治家推动换头手术研究的功绩。当然，阿特曼也表现出满脸的感激，在致辞中他感谢了蒙克、老婆孩子、人体科学研究所里的医生护士、研究所长以及市长。他表示，自己已经完全重生，要立即回归自己一手创办的陆舟科技公司，去创造新的伟业。
我相信，阿特曼唯一应该感谢的，是让他对抗头疼而没有发疯的，我的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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