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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此文系简村夜话推荐，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言为心声，作品是与心的共鸣。这里的心，不是本我的心，不是真我的心，而是超我的心。
我始终相信，无论一个人的品性如何低劣，当他全身心地沉浸于艺术创作中时，他就处于了一种圣洁的境地。在这片神圣的精神净土之中，世俗的尘埃遭受洗涤，灵魂因而自由驰骋，纵意构想出一个超自然的我的形象，即创作者的艺术结晶。
这结晶往往是作者对自我灵魂的某个角度的截取和放大后的投射。尽管取之于作者本身，但自它诞生起便已立于创作者之上（除了一些谄媚逢迎的，作者无意显示其好而故意显示其坏的作品）。低端一些的，让人唾手可得；高端一些的，让人扶了梯子来够得；顶优秀的杰作，则让人终其一生无法望其项背。
一件远超出作者的优秀作品，已经与作者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而是作为作者的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独立地存在着。创作者之于其杰作，正如道林·格雷之于其画像，对后者的美迷恋嫉妒，为自己的庸俗自惭形秽。杰作与创作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显赫，使人不由感叹：“要是换一下就好了，让画像中的我老去，让我青春不改！”从艺术的圣地返还泥泞的俗世的创作者，常常会受到来自其作品的莫大嘲讽。正如身陷囹圄、毁誉参半的王尔德在《自深深处》中痛彻心扉地写下这样的告白：“我生来是为了艺术，除了艺术，其他事物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然而我却背叛了它！”
尽管杰作的品格生来已是如此高贵，文艺界还是有一些能与之匹敌的高贵人格存在。岳飞以炽烈生命为《满江红》下注脚，使《满江红》一唱而成绝唱；鲁迅对敌人凝肃冷冽的眉，为黄包车车夫弯下的脊梁，使“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了具体的形象；托尔斯泰抛弃繁华的临终出走，补叙了《复活》的真正结局。
如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人因思考而存在，而思想存在的地方也必存在着人。使艺术闪闪发光的归根究底还是其中深蕴永驻的人品之壮美。尽管这种人品是超我的人品，但通过努力增加其在自我中的分量也未尝不可。若是能反客为主，使人品还能卓立于高贵的作品之上——这又是另一番境界。
历史上能达到此番境界者，寥若晨星。苏格拉底可称其一，孔子又可称其一。前者传述后人的文字不多，其为人的可敬可爱却在世人的言语中如此鲜活。后者传世经典甚多，最出名的却是其弟子记录其日常言行的零碎语句。这些人物的人品之高，实是做到了超越作品的地步。使人见作而思其人，而非见人而思其作。
可笑的是，许多人不只做不到，还恰恰做了个颠倒。其为人之可鄙，为文之高尚，使得读者见其作而要对自己三令五申以忘其人，见其人而要三令五申以不迁怒其作。这些人不只对自己的作品无所增益，还要使它蒙尘。像神童摊上蒙昧家长，这些作品的命运是如此让人扼腕！
文品和人品之间的关系，这是古往今来无数创作者所共同面对的永恒命题。是否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文艺创作之路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对于此，我所听闻的最好的答案是：“天才（创作的灵感）就好像一个个精灵，偶然地选中你来使它诞生于世。你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帮它实现它的愿望，当它要离开你时，不要有所埋怨。”
我们应将天才归功于这个精灵，认识到作品是可以神话的，而创作者是不可神话的。所以我们让创作者和读者携起手来，一起仰慕这个精灵。创作者尽管大胆去“作”，读者尽管放心去“品”，要让作品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奋斗目标，焕发无限的动力来向它迈进，而非一味拘泥于文不对人的偏执愤怒之中固步自封。
将作品与人品相互独立，不仅有利于创作者摆脱自惭于作品的阴云，不使“梦想成为梦魇”，最终酿下海明威式的悲剧；还有利于读者摆脱对创作者的偏见，以独立而客观的目光来审视作品，取得更大的收获。
让我们以虔诚之心聆听心的语言，抛却纷繁复杂的世俗庸见，专注于此时此地、此身此心，共享一份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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