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专三千

我出生于1958年，那时候农村的生产刚刚开始有些起色，陷在泥地里的农民眼巴巴盼着好日子的到来。农村是这个国家神经的最末端，却总是这个国家厄运的最后承受者。

突如其来的大跃进打乱了农村原本缓慢前进的步伐，接下来的日子里农村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风波。像晒在竹席上的稻子，在烈日下被翻了一遍又一遍。

家里七兄妹，我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小的时候只感觉父亲是我的依靠，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坐在厅堂的门槛上，缩着黄鼻涕，伸长脖子望着父亲扛起锄头下地的背影，盼望着快些长大。

与父亲这样和谐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九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

父亲是52年入党的老党员，每天舔着手指头看报纸，站在村口听广播。他没有正经上过学，只在解放后上了三个月的夜授识字班。却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以及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关心国家大事，口才又好，村里人都打趣说他有领导的派头，给他安了个响亮的绰号“部长”。

山窝窝子里，三年级的小学生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在经历怎样的浩劫。只看到满村的大字报，今天这个红卫兵团成立，明天那个红卫兵团串联。我撒着脚丫子到处乱跑，像只脱了项圈的土狗，反正不用读书，只要跟着队伍到处嚷嚷。到处都是革命小将的笑脸，平日里趾高气昂的公社书记也被揪出来游街、戴高帽。我打心底里觉得，革命真好！

父亲作为一个老党员，对革命却没有一点热情。我每次高高兴兴地带着革命热情的热情回到家中，一见到父亲，立刻就被他冷冰冰的态度给熄灭了。他总是独自念叨着：“XX可是个好人呐……XXX也不该这么整人家……哎，这……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父亲总是向我灌输一些“错误思想”，他一再强调，小崽子怎么能不读书去搞这些呢，再怎么革命也不能让学校停课啊。父亲对农忙时节开大会的举动更是嗤之以鼻，天天开大会，田里的稻子都错过了收割的好时候，革命，革命会帮你把稻子收到粮仓里吗？

在我眼中，父亲成为了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异类。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开始崩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党员应该以最高昂的热情和最饱满的精力加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认为，父亲的思想有问题，对新生革命不热心。

1968年，老四出生后，家里的负担更重了。父亲要求我和大哥为家里分担，大哥是个老实人，稳重踏实，不像我，整天只想着闹革命凑热闹。

贫困的生活再加上对父亲的不满，让我的叛逆情绪开始不受控制地蔓延。那个时候的穷，不是用语言或者文字能描绘出来的。我对于父亲的情感，更多的不是感恩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而是憎恨他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样一个贫穷的家庭。

我对父亲的恶劣态度过于明显，以至于一向隐忍内向的的父亲也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那时候年轻，骨子里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家里穷，你又不待见我，我就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1971年，我辍学了，开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我立下誓言：我要离开这个家，离开父亲，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三年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参军了。1974年的一整个冬季，我都在兴奋和憧憬中度过，套着比以往更薄的冬衣也没觉得冷。望着四处漏风的土砖房，我竟然闪出一丝庆幸和戏谑，我要走了，离开这个破家，离开这个穷家，离开这个不待见我的父亲。

1975年，我十七岁，走的那一天没有一丝眷恋，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当然，在送行的人群中也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有大哥送我走了一路。

一路上，看多了抱头痛哭的场面，一个个像生离死别。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父亲拍着儿子的肩沉默不语。最夸张的是那些新婚夫妇，像是再也见不到了一样哭得撕心裂肺，互相把鼻涕和眼泪擦在对方身上，好像那浓稠的鼻涕能把他们黏住似的。我背着包站在一旁，看着这些离别的悲剧在心底冷笑。

我是队伍里唯一一个十七岁就参军的孩子，也是队伍里最穷的一个，我只想着：快走吧，快点走，走得越快越好，走得越远越好。

在和平时期里，75年这批军人是唯一一批靠自己的双腿走到部队当兵的。我走了十五天，从赣南走到福建长乐县，开始了三个月的新兵生活。在这里我接触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环境，讲话带着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在与一些家庭出身好的，文化水平高的战友交谈的时候，一向叛逆自以为是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差距。不管是知识文化还是阅历，我都不及别人的千分之一。

渐渐的我开始感到孤独，在绿油油的军营里埋在心里深深的孤独。我有些怀念那个破旧的家，那个老实却稳重的大哥，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怀念父亲。

在最严重的时期我甚至有了当逃兵的年头，哪怕一辈子种地，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一直干到入土我也愿意。但是这也只是想想而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旦当逃兵，不仅仅毁了自己，整个家庭都要遭殃。

伴随着日渐浓稠的思念，我作为一个独立男子汉的军人性格也开始慢慢成型。我懂得要为自己的未来奋斗，为家庭分担，为祖国争光。

本以为，部队的历练早已冲淡了我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回到家后可以好好相处。可现实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大哥到了娶媳妇的年纪，按理说，像大哥这种勤劳踏实的汉子找媳妇是不难的，奈何家里太穷，女方家长到家中一瞧，房子破破烂烂，还有一大堆还在地上爬的弟弟妹妹，吓得掉头就跑。父亲要求大哥倒插门，做上门女婿。三个月不到，大哥就回来了。女方的家庭只把他当成做农活的工具，大哥受不了这窝囊气，再也不肯去了。

我心里对父亲的抱怨又深了一层，大哥是我最亲最尊重的人，父亲却要把他推到另一户人家。

到了我找对象的时候，也许是经历了大哥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对我的厌恶，父亲冷冷地说：“找对象的事我无能为力，成家靠你自己的本事，有多大脚穿多大靴。家里弟弟妹妹还小，不能为了给你娶媳妇把他们饿死了。”

老三是我们家的文曲星，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第一，年年当班长，应届考上了师范。老三结婚的时候，父亲还是一毛不拔：“你和老二，一个读了书一个当了兵，结婚这事我无论如何不能出钱了，家里确实也没有钱。”最后，连老三在家里的结婚喜宴父亲也没有参加。

老四成家的时候我刚好参加工作，带到外面招了工，也没有花费家里的财物。

关于我们四兄弟的婚事，我对父亲一直有不满。他的吝啬他的刻薄，都使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次次变差。

当老五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几个哥哥自然地凑在一起，准备给老五好好筹划。我们自然地以为父亲依旧会一毛不拔，让老五自己解决。可是父亲的举动却让我们大跌眼镜，他努力地操办，各种聘礼，礼金都准备妥当。全部按照当时村里的规矩，一点折扣也不打，帮老五安排好了婚事。

父亲淡淡地说：“老五是最小的儿子，两个女儿出嫁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婚事我得好好操办。”

我开始重新思考父亲的所做所为，突然觉得有很多东西或许和我理解的不一样。他是在用一个农民的智慧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给孩子们压力，让儿子们更多的去靠自己的努力去建设自己的人生。

在我与父亲的斗争中，一直是我的独角戏，父亲从来都只是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以幼稚的眼光去看他的举动，我以为那是错误，我以为我要去抗争，可是父亲仍然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战争，但是对父亲来说是一场等待。他不屑于争斗，在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之后，他静静地躺下，他在等待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到能理解他行为的年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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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把他舅舅写的一篇回忆小短文发给我，里面杂乱地叙述了他与他父亲的一些事情，本文根据他的回忆改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