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

我和丁宁约好六月在昆明见面。

在QQ群里初次认识丁宁的那天，还是某个阴沉的冬日。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或是两年。时间并不重要，年份是衡量生命流逝的刻度，但对于我这样的生命来说，时间的表盘早已失去了意义，行走的指针无论走到何处，指向的生活都是一样了无生趣，我唯一能确认的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能更糟了。

我已经不记得上次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是什么时候，但当年的同事依然会偶尔浮现在回忆里。那个总是埋头在电脑里的中年人，仿佛有整个世界的事情要关心，他把那个世界藏在了电脑里，以至于所有人都必须在他耳边重复两遍他在这边世界上的名字，他才会从电脑中抬起头来，迷茫地推一下眼镜，然后说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把来喊他的人打发走，而后又沉浸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行政部那群吵吵嚷嚷的女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她们的世界是开放的，因为每个人从早到晚都能清晰地听见她们聊天；她们的世界又是闭塞的，因为每当她们聊到某个具体的大家都认识的人时，又会在所有人都感受得到的诡异气氛中压低声音，窸窸窣窣地说上一阵，然后摇头或是大笑，留下整个办公室的人在莫名中怀疑彼此；好事的销售、听得懂又听不懂话的领导，以及所有其他人，在这样一家普通的公司里维持着奇妙的平衡。

他们不喜欢彼此，又依赖着彼此。

我对他们感到无比厌恶。

从那家公司辞职后，我去送过外卖，在最炽热的烈日下和最阴冷的暴雪中，在午夜的街角点燃过一支两小时前没抽完的烟屁。我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圈做过餐馆服务员，在某个中午看到过过去的领导搂着并不是他妻子的女人过来吃饭，当然，我巧妙地回避了他们。

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好歹让我攒下了几千块钱。准确地说，接近一万块。这不是一笔大钱，但让我有了一点基本的资格对这样无趣又艰难的生活感到厌倦。

我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在一百五十块月租的破旧出租屋躺了半年，每天在中午十二点半起床，先抽一支烟，在满屋潮湿发霉的气味中发上一会儿呆，随后在两点半左右给自己煮上一碗清水挂面，然后躺回床上，这样便可以一直撑到夜里才会感到微微的饥饿。而这时，只需要躺在床上简单地深呼吸，想一些轻松的事儿，比如初中时同学在放学路上打闹的情景，前几天在网吧里玩过的游戏，便可以昏昏沉沉地入睡，一直到第二天中午。

这样一来，除了每个月一百五的房租，只需要每两天买一包两块五的红梅，隔周去买上两筒挂面，便足以应付基本的生活。每个月最大的开销是在离出租屋不远的小巷里的小网吧里冲网费，冲五百送五百，一小时两块，躺在带着油渍和烟灰的沙发里，消磨毫无意义的时光。

网吧没有几扇窗户，还都开在北面，一到冬天，窗外的寒风呼呼地往里灌。大部分时间，窗户都是关着的，我从窗户往外看去，破旧的城中村一片灰白，狭小的天空如同一片拼图，融入破败的屋顶之中。闪着光的屏幕把每个人的脸映得发亮，他们脸上泛着油光，透着不健康的微红，看着他们，也看着我自己，我觉得屏幕里发出的并不是光明，而是幽深的暗影。

直到丁宁的出现。在那个没什么特别话题的群里，丁宁并不是什么出挑的存在，她话不多，却愿意和群里每一个不认识的人搭话，无论什么人在群里找她聊天，不管是刚进群的新人、还是在群里蛰伏已久的老人，她都愿意用恰到好处的热情来应答。

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同她搭话的这些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觉得她亲切温柔，有人甚至觉得她做作敷衍，这让我大为震惊。当我向她发出好友申请的时候，我还以为大家都早已加过她了。主动申请加好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从来没有在QQ群里加过任何人，她是第一个，大概也是最后一个。

那个冬天很冷，我去网吧的次数很多。在网吧污浊沉闷的空气里，和丁宁聊上一些若有似无的话题，这让我感到暖和与充实。我拥着已经穿了五六年的棉袄，上面还带有去年冬天的油污，隐隐透出陈旧难闻的味道，从厚重的袖子里探出几根手指，在油腻的键盘上滑动着。丁宁回消息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我总是以为她只是对我如此，或者说，我宁愿以为是这样。我们从游戏聊到音乐，聊到各自上学时候的荒唐故事；聊到家庭，聊到男人和女人；聊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聊到一些我们早已忘却的文章和背后的名字。

丁宁有时会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回答不了，准确地说，我反对这个问题本身。我同她说，人来到世上，并不是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走进一家餐馆，被人安排了一桌菜，无论是不是合你的口味，这桌菜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可以选择吃了它们，或是摔门而去，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桌菜已经摆在你面前了这件事本身。而你走进餐馆的意义，在你无法选择自己的菜单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丁宁又问我是不是对别的东西也这么看，比如生活、感情。我不置可否，有些餐馆是自愿进去的，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进去干嘛。

丁宁在群里说话的次数明显少了，而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多。每次打开群聊窗口，我总是习惯性地翻看聊天记录，看到丁宁没怎么发言，总是让我感到安心和奇妙的虚荣。有时我上线会故意不说话，等着丁宁找我，而丁宁每次都会在几分钟内就主动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感到窃喜，甚至有些莫名的成就感。

网络是一个奇妙的地方，QQ的窗口如同一张巨大的信纸，只是聊天的双方并不知道遥远的对方是谁。这张信纸隔绝了双方所有的距离，身份、地位、贫富、健康，甚至名字、面貌，所有这个世界用以定义人的标准。我时常感到，我和丁宁之间没有距离，她就在我的近旁。我坐在网吧里，在闪动的屏幕前、刺眼的白炽灯下，在一群群被油腻包裹的人中间，被网吧里劣质香烟的烟雾笼罩，隔壁吃剩一半的羊肉汤升腾起的热气从我眼前飘过，而我丝毫不为所动，依然紧紧盯着屏幕，眼中只有和丁宁的聊天窗口。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身处的环境才是某种幻想，而丁宁不是，丁宁就在某个遥远的角落和我依偎在一起，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柔软的肌肤，纤细的腰肢，和身体上某些凸出的部位，紧紧地贴在我身上。我能闻到她的发香，看到她朱唇微启，跟我说着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经常聊到凌晨，也在一些暧昧的话题里告别。

有一天丁宁对我说，“我们见面吧”。

我至今忘不了那天夜里的复杂心情。我从未跟她提过见面，或者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有那样的机会和资格，去做“网友见面”这种事情，我甚至同她说过，不要发照片，我宁愿凭着自己的想象构建她的样貌。网络隔绝了所有的距离，我总是以为自己可以努力维护这种奇特的亲密感，可从“见面”二字在聊天窗口中出现后，我才发现，人终归是活在有距离的世界里。我竭力维护的亲密感仿佛瞬间消弭，本来拥在一起的两人刹那分开，天涯相隔。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和她离得那样遥远，隔壁打游戏的大叔洪亮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整个网吧的打字声音仿佛要将我淹没，我摘下耳机，环顾四周，窗外一片漆黑，如同贴上了黑纸，屋内烟雾升腾，难闻的气味从四面八方传来，我扔下耳机，夺门而出。

第二天是个阴冷的雨天，我照例中午起床，煮一碗清汤挂面，一边吃一边想着丁宁。我把面条随着热汤灌进肚子里，面条软滑，无味的清汤给饥饿了许久的肠胃带来温柔的抚慰。我想起脑海中丁宁的模样，透过狭小的窗户看出去，雨丝绵密，声音细碎。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她。

时间定在三个月后的六月。去昆明的车票对我来说有些昂贵，我身上的积蓄所剩无几，只是勉强能负担车票和住宿。但毕竟是和丁宁见面，不能太过寒酸，于是我重新干起了外卖员的活，送了三个月外卖，攒了点钱，便买了车票准备启程，顺便还精心从网上挑选了一条廉价但精致的项链作为见面礼。丁宁问我什么时候返程，我回答她，我显然不是那种会买返程票的人，她发来一个偷笑的表情，我仿佛看到远方的她笑靥如花，不禁也浮起一丝微笑来。

卧铺火车的上铺很狭窄，抬头不到半米便是天花板，我仿佛被关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空间内，动弹不得，任由无数个隧道中呼啸的风裹挟着平躺的身子，去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去昆明的车程需要三天两夜，我在第二天的清晨醒来，艰难地翻过身，望向晨光里的窗外，朦胧的晨光中大地显出一片灰蒙蒙的蓝色来，天光像一片轻纱，覆盖着山间、平原、直到轨道近处的田地。列车飞速奔驰，远方树影模糊，在起伏的山间仿若哨兵一般，静静地矗立在世界的边缘。近处的田地却在飞速倒退，让人看不清晰。我整理了一下枕头，把手臂撑在脑袋下面，就这样看着窗外，直到日头升起，阳光从远方的山头一点点流向铁轨，把近处模糊的景象也都染成黄灿灿的金色。

直到第三天上午，距昆明还有几个小时车程时，列车忽然减速，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下来。车厢里一阵熙攘，列车员通知大家，火车遇到了问题需要检修，让大家提前下车，可以凭着车票在本站等待换乘。车厢里瞬间炸了锅，各种方言吵闹起来，我只知道，那大概都不是什么好话。我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听到列车员跟大家说，最近的一班从也海出发去昆明的列车需要明天清晨才能到达。这下车厢里更热闹了，大家围着列车员说个不停，我听不清他们的话，但我知道他们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就像多年前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一样，大多数人总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自然也包括我，或者说，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提起包从人群的夹缝中挤过去，下到地面上。六月的云贵高原天气舒爽，清风从阳光里吹来，我抬头看到站牌上写着“也海站”三个字，未曾想过会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发生些什么。

高原的小城陈旧而安静，远远可以看到远方连绵的雪山，崭新的高速公路从山中延伸出来，穿城而过，和周围老旧的建筑格格不入。阳光近乎垂直地铺下来，照在每一户略微发黄的白墙上，把整个小城都笼罩在温和的白光中。路上行人稀少，大多还是从火车站那边来的操着各地方言的外乡人。他们行色匆匆、喉咙里带着厌烦的呼吸，在六月的阳光里让宁静的小镇莫名地躁动起来。

我不想和他们走在一起，于是独自躲进了小镇的老街之中。从一户户紧闭的大门前走过，偶尔有老人坐在路边，毫不避讳地盯着我看，我理解他们，并且很想和他们解释打扰他们并不是我的意愿，但终于没把这种多余的解释说出口。小镇里的建筑多有着通体洁白的墙面，多年未经修葺的土色屋顶在湛蓝的天幕下呼应着空中的高阳。太阳不会说话，但我走过这些老屋的时候，又仿佛听到这些古老的房屋和太阳攀谈闲聊的声音。

我掏出手机给丁宁打了个电话，约她晚一天来车站见面。丁宁知道也海这个地方，她说这里是一个偶尔有游人的古镇，在镇中心有酒店和一些零散的商业区，让我去那边转转，也好打发这无聊的一天。我和她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但古镇的阳光让我不太想说话，聊了几句便挂了电话。不知怎的，这里的日光、白墙，稀少的行人和安静的空气，都让我感到沉静，我不愿发出声音，甚至竭力让自己的脚步也尽量轻柔缓慢，我不想吵到这里的空气，也不愿吵到老屋和太阳的聊天。

不一会儿我便找到了丁宁所说的镇中心，穿过一条马路，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商铺遍地，路边的小吃地名从上海一直到成都、从北京一直到广州，给人一种误入全国小吃展销会的错觉。我回头看看刚刚走出的老街，破败的屋顶、泛黄的白墙安静地矗立着，像一个老者静静望着对面的喧闹。我想，他也许和太阳也聊过这事儿，只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吧。

我找了一家客栈住下，客栈的装修没什么新意，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木漆味道。我在窗边的床上躺下，不禁回想起城市里的出租屋来，这里自然比出租屋舒服许多，但细想起来，这并没有什么分别。有的人在城市里漂泊，有的人在他乡漂泊，所有的人来到世上，不过是在生活里漂泊一回，有些人会提前订好酒店、做好计划，甚至买好返程票，但我不会。虽说六月里的高原还带着一丝寒意，但阳光温暖，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儿便昏昏睡去，直到夜幕降临。

夜晚的也海则是另一幅景象，商铺纷纷关门，连小吃店也关得比城市里的旅游区要早得多。大概八九点的光景，街上便没有什么亮灯的店铺了。我走出客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夜晚给也海蒙上了面具，老街、商业区都失去了姓名，他们都是街道和房屋拼成的空间，彼此并无什么不同。正如街上偶尔蹒跚走过的老人和风风火火地放着音乐骑车的年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分别。我走在街上，很轻易地混进了这个拒绝了我一天的小镇。夜色之下，只能听到老屋沉静的呼吸，他们不会和月亮聊天，月亮是外乡的，只有太阳才是自己人。

夜空明朗静谧，衬着陆地上的也海格外荒凉，一整条街上，只有一家酒吧闪着刺眼的霓虹灯。这让我有些意外，不过转瞬便明白了这家酒吧的意义。这样的夜里，这样的小镇，只有酒精和荷尔蒙能让人从通俗的恐怖中抽身出来，略微窥见一点奔腾的人生。在城市里我不太会去这种地方，只有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有些朋友会约着一起去酒吧喝酒，而大多数的酒吧只让我觉得吵闹，但好处是越吵的酒吧越不容易喝醉，有时我觉得，那只是耳膜和大脑先醉倒了，导致人感受不到酒醉而已。

可是今晚不同，这里过分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想要逃离，想要感受一下存在与温度。我向着那一点红色的霓虹走去，脑海里响起一些无可名状的巨大噪音来，这种声音让我想要躲进喧闹，离安静和清醒远一点。我推开酒吧的门，一片以奇妙的角度拼接而成的锐利光线从门内迸射而出，瞬间将门口的夜色切割成蓝色和紫色的碎块。伴随着巨大的音乐，我感到有人把我一把拉了进去，我艰难地找了个地方坐下，从不知哪里递过来的酒单上翻到啤酒那页，随便指了指，那酒单便飞快地飞走了，直到啤酒上来，我才看清自己点的酒。

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这里的声音只是一种生理上的催化剂，舞池里的人群摇头晃脑，挤在一起，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如果只看他们的上半身，很难看出随着节奏摇着头的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男人们往往会走来走去，或者说，在女人们之间穿梭来去。他们的手在身下的黑暗中摸索着，在那些年轻女孩儿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趁着闪烁的灯光离开，而女孩儿们也随着人群穿梭，扭动着包着短裙和黑色丝袜的腰身。只有在音乐的间隙，我才能勉强分辨出他们的脸，无论男女，都带着一些满足和不满，但他们的眼神都令我感到熟悉。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里和城市也没什么分别，办公室、网吧、城市、小镇、酒吧，只要是人，但凡在生活里打着滚的人，都是这样。

我想起丁宁关于人生的问题来，但随即被巨大的音乐打断。我拿起酒瓶，喝下一大口冰凉的啤酒，没什么味道，甚至有点像自来水。

我像一个隐士一般在热闹的舞池旁独自喝酒，甚至不清楚自己今晚为什么会在这里，巨大的噪音把脑袋震得发昏。我抬起头努力找寻门口的方向，但周围尽是喧闹狂乱的人们，一时竟找不到哪边是门。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我也并不想现在就离开。

直到一个男人打翻了我的酒。

在多年以后想起那摔倒在桌上的半瓶酒的时候，我依然无法理解当日里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一般，腾地站起，抡圆了臂膀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那男人的脸上。这一拳并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声浪裹挟着如同巨大玻璃一般的怪异光线，在我们之间狭窄的小桌上翻飞，我看到那男人的脸以极慢的速度干瘪下去，在光线离开的一瞬间，从我眼前消失。当粉色和紫色的光线重新照到面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低下头看去，那男人已经抱着头蜷缩在桌下，整个身体痛苦地翻滚着。他的头颅同啤酒的泡沫混在一起，在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仿佛涌出了紫色的血液。微卷的头发像章鱼一般贴在地面上，随着身体抽搐着。我俯下身去，不知怎么办才好，周围的人仿佛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有远处舞池里几个女孩儿眼中露出了微微惊讶的神色，但随即便低下头去，继续沉入巨大的音乐声之中。

我扶起那个男人，他身上酒气熏天，明显已经喝得神志不清了，再挨上我这一拳，怕是一时间清醒不了了。我艰难地把他的手臂搭在一边肩上，扶着桌角站起，在狂乱的人群中尽量摸索着出口。光线从人群中穿过，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把这里的所有人绑在一起，也包括我和肩上的这个男人。

我迷路了。我的肩上有一个被我打晕的人，脸上带着鲜血和酒精。没有人在意我们，他们也没有必要在意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今天才到这里的外乡人。我抬起头来，漫无目的地在人群中穿行，经过一个又一个在紫色光线中闪动着的几乎相同的面庞，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丁宁来，伴随着冬天里网吧沉闷的气味，和羊肉汤的味道。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终于找到了酒吧的出口。推开门的瞬间，夜色涌入屋内，引得周围人一阵喧哗，他们赶忙把我推了出去，巨大的门砰地一声在我身后关闭，忽然间，我感到耳膜一阵瘙痒，仿佛无数夜晚的精灵飞入耳中，他们占据了我的耳朵，又占据了我的身体，在一瞬间把我和肩上昏迷的男人包裹进茫茫的夜色之中。

把那个男人安顿到镇上唯一一家小诊所的床上后，已经是后半夜了，但时间在西部的高原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虽然已是凌晨三四点，但黑夜的浓雾依旧没有散去，银色的月牙挂在天边，像一把锋利的弯刀。我拿出一盒褶皱的软包红梅，抽出一支烟，靠在诊所门口的墙上点着，思考着怎么和马上就要赶来的家属交代。

抽到第三根烟的时候，我才借着小诊所门口的白色灯光远远看到街角有人朝这边走来。是个女孩儿，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到近处我才看清她的模样：微卷的褐色长发披在肩上，刘海很长，遮住了半张脸；黑色的皮质小背心和小皮裙包裹着小小的身体，在灯光下，我只觉得她那两条细长的白色大腿闪着光，插在一双不长的靴子里。这身装束倒并不让我意外，我竟觉得刚刚她也应该就在那家酒吧里。

女孩儿用我听不懂的方言问了我一句话，我一脸迷茫，问道：“什么？”

“你把他送来的？”女孩儿脸上有些不耐烦，用蹩脚的普通话又问了一遍。

意料之外，女孩儿并没有对我兴师问罪，甚至没有和我确认姓名，看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了。我点点头作为回应，女孩叹了口气，她朝我手上的烟努了努下巴，我赶忙掏出烟来，抽了一支递给她，带着点歉意的掏出火机想给她点上。但她摆了摆手，从我手上拿过火机去，自己点上烟，一边吸了一口一边把火机递回来。

“今天又喝了多少?”女孩儿没有看我，而是把目光望向街对面，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漆黑。

“不知道，应该不少吧。”我还在犹豫怎么告诉她整件事，毕竟这时我自己也无法理解刚才发生的事了。

女孩儿没说话，半晌，把目光收了回来，打量着我。

“你是我哥的朋友？从外地来的？”

“不是，我不认识他。”我靠向墙壁，深深吸了口烟，准备向女孩儿坦白了，“他打翻了我的酒，我揍了他。”

出乎意料的是，女孩儿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你揍了他？”

“是啊，我揍了他。”我看向她，只见女孩儿脸上带着难以相信的笑容，画着浓重眼影的一双大眼睛在白色的灯光下扑闪着，好像并不生气。女孩儿摇了摇头，抽了口烟，抬起头，把烟雾吐进夜空中。小镇的夜晚没有风，那烟雾好似静止一般，停在半空中，拒绝进入更深的黑暗。

“你揍了他，然后把他送到这里，然后还在这里等我过来接人？”

“是啊。”被她一说，我才意识到我似乎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似乎确实应该揍完人就走人，毕竟这样的小镇里，谁会去管一个在酒吧里被人揍到地上的醉鬼呢？

女孩儿似乎觉得挺有趣，但又不知道和一个只会说普通话的人说些什么，于是又低下头去抽烟。我看着她，她的睫毛很长，不知真假，脸上抹着厚厚的粉，但配上褐红色的长发和这身打扮，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兀。在诊所破旧的门旁，我甚至觉得她身上有种奇特的吸引力。

“要不要去喝一杯？”女孩儿把烟头扔在地上，抬起头来，深褐色的眼珠和她长发的颜色很接近，睫毛在白色的灯光下眨动。

我无法拒绝她。

女孩儿指了指诊所，示意我稍等一会儿，我点了点头。只一会儿，她便从里面出来了，仿佛交接了一个常住在这儿的病人一般。她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走吧”她拍了拍我的腰，随即带着我向夜色中走去。

跟着她沉默地走了一段，女孩儿才开口说话：

“我哥是个烂人。”她没有回头看我，“还有烟吗？”

我掏出整包烟和火机一起递给她。

“除了喝酒，没别的事，喝醉之后只有我来给他收拾”，她抽出一支烟含在嘴里点上，然后把点着的烟递给我。我愣了一下，然后接了过来。

“你有兄弟吗？”她依然没有回头。

“没有，独生子女。”我说着，侧过头去看她，女孩儿的长发随着步子飘动，月光下只能隐约看到她身上皮衣的反光和那双细长的白腿。

“那你可能不会懂。”女孩儿说完，点上一支烟，继续陷入漫长的沉默之中。我们从小街中穿过，两旁剥落的砖墙在漆黑的夜色里隐约露出砖块的脉络，屋顶在黑暗中显得高大沉重，散发出莫名的压力。我向女孩儿靠得近了点，直到在缓慢的步子中能偶尔触及到她的手臂。我抬起头，月光很淡，满天都是星星。

走过了两条街，我们在一家烧烤摊前坐了下来。夜色弥漫，烧烤摊的红色顶棚孤独地钉在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坐在棚子里，头顶不远挂着一枚暖黄色的灯泡，褐色的灯丝上闪着金属光泽，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你从哪儿来？”女孩儿一边把塑料杯拆开给我一边问。

“武汉。”

“很远吧，是哪个省，江西？”

“湖北，湖北武汉。”我倒上酒，“黄鹤楼，热干面，那个武汉。”

“哦，我不知道。”女孩儿带着些满不在乎的神气，向我举起杯来，我也举杯一饮而尽。

“你来这里干嘛？”

我想起丁宁，但随即奋力将她从脑海里推出去。

“来玩啊，本来打算去昆明，结果在火车在这儿停了。”

“昆明不错，我去过，很小的时候。”

“嗯。”

她不再说话，我给她倒酒，在铁盘里一片火红的辣椒里挑出能吃的部分，夹到她面前。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大部分时间都在莫名其妙地喝酒，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尴尬和无聊。漆黑的夜晚像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在帐篷里点起了唯一的灯。我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停留，更没有理由和被我揍进医院的人的妹妹在后半夜的烧烤摊上喝酒，但这种没有理由的感觉实在太过迷人了，至少在这样的夜晚，没有理由已经超越了世上所有的理由。一箱啤酒很快见底，我起身去找老板要了几瓶酒提过来，才发现女孩儿已经把椅子搬到了我的旁边。我坐了下来，把酒倒上，但这杯酒我们没有再喝。

女孩儿把身体紧紧地贴着我，头靠在我的肩上，嘴里叼着烟。

“走吧，我累了。”

“嗯。”我刚想站起来，又看了看面前的酒，拿起酒杯一把灌下，随即搂着女孩儿的腰起身，带着她走出棚子，又一头扎进漆黑的夜里去。夜晚很黑，时间很慢，一直到这时，天色依然没有一点发白的迹象。

很自然地，我们一同回到了那个充满木漆味道的旅馆。大门没锁，我们蹑手蹑脚地摸索着进门，上楼，女孩儿的头还在狭窄的楼道中磕了一下，我抚摸着她的头，手指缓慢穿过无数柔软细腻的发丝，仿佛穿过小镇浓重的夜色。女孩儿的头发带着温柔的弹性卷曲着，从我指尖滑过，我拥住她，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鼻腔中涌进她的味道。我很难分辨那种味道是微弱的酒精还是浓重的香水，或是两者皆有，直到我抱着她在窗前的床上躺下，我才意识到，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味道上或许是一件愚蠢的事儿。女孩儿压在我身上，把手臂从我的双肩下穿过，低下头来，褐色的长发像海一般淹没了我。

从窗前醒来的时候，刺眼的日光已然覆盖了整个房间，昨夜的女孩儿已经不知去向。直到起床穿衣的时候，在身上发现几缕褐色的发丝，我才意识到昨晚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梦，这才想起昨夜女孩儿身上的香味，柔软身体的触感，和黑夜中无尽的迷乱。只是讨厌的阳光像瀑布一般不合时宜地不停向房间涌入，直到我真切地意识到，今天是该去赶火车去昆明的日子，我匆忙地洗漱穿衣，提起行李就朝车站赶去。

小镇的白天和昨天一样，走在明朗的街上，白色的墙壁静静地看着我，我抬起头，从土色的屋顶上望去，日光从湛蓝的天空中洒下，太阳和房屋都很安静，不再窃窃私语。我快步走在小街的砂石路上，脚下发出窸窣的响声。我只记得要赶紧赶上火车，一时竟忘记了还在昆明等待着我的丁宁。

到达车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去往昆明的火车已经在上午带着一车烦躁的乘客离开了。我只好买了下一班后天的车票，给丁宁打了个电话，便又回到了也海镇里。丁宁在电话里娇嗔着责怪我的懒散，我只能尴尬地笑笑，一时失语。我并不觉得昨夜的一切是背叛或是欺骗，更谈不上对此感到内疚和亏欠。但对于她的责怪，我也很难把真相直接说出口。

我在小镇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在这个不大的小镇里，我竟没有再路过昨夜的诊所与小酒吧，也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街景。我甚至找不到一处昨夜见过的那已剥落的老墙，所过之处皆是整齐划一的白色墙壁，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用极其积极的语气提醒着我，现在是白天，白日之下没有秘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阳光下显现出明确的意义来，墙壁必须白得耀眼，爱情必须从一而终，生活必须是一条宽广的大道，通向已知的终点。

街上人来人往，车辆往来穿梭，我只觉心下一阵慌张，赶忙躲回那个今早刚刚离开的旅馆。

出乎意料的是，旅馆的大厅里坐了一男一女两个背着大包的游客，看来是今天刚刚到达。大厅空间不小，摆着几张古色古香的桌椅，在阳光下呈现出温暖的色泽，我独自在一张桌旁坐下，打量着那两个背包客。他们也发现了我，不时朝我这边看，彼此在小声讨论着什么。

不一会儿，他们两人走了过来，在我对面拉开椅子坐下。年龄稍长的男性背包客先开了口：

“小伙儿也是来也海徒步的吗？”大叔一口北京腔。我定睛看过去，这才看清他的脸庞，宽厚的脸上带着少许皱纹，仔细看上去已经上了年纪，但眼神热情，同时闪着一点狡黠的光。

“哦不，我是准备去昆明的，路过这里。”我不想说的太多。

“噢”，大叔一阵恍然，“遇上也是缘分，晚上一起吃饭。”说着把手伸了过来，我也伸出手去握了握，没对大叔的邀请做出什么反应，但觉得路遇的陌生人一起吃个饭也不错。

“这位是于姐”，大叔开始介绍他的同伴，明明比他年纪小得多，不理解她为何被称呼为姐。

“我姓张”，大叔话音刚落，于姐补充道：“叫他老张就行。”老张笑着点点头，我也点头说着好，指了指前台说我还要去办入住，老张哈哈一笑，“晚上见。”他拍了拍我的背包说道。

我对这样的驴友有所耳闻，他们大多是在路上和旅馆里“捡”到同行人一起旅行，我有些想加入他们，无奈有约在身。上楼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他们，大叔坐在窗边，掏出自己带的茶叶泡上，悠然地望着窗外，于姐也把头靠在椅背上，日光照在他们脸上，小声地和他们说着话，我很羡慕他们，就像羡慕那些同样被日光眷顾的老屋一样。

也海的夜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降临，我到一楼找老张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换好衣服在大厅等候多时了。我连忙道着歉快步走过去，老张还是哈哈笑着，拍拍我的肩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

老张说的好吃的，是在小镇边上的一家小饭庄，店面不大，屋子正中挂着一盏布满灰尘的白炽灯泡，甚至有些昏暗，给整个屋子蒙上一层带着灰绿色的白。老板娘似乎认识老张和于姐，他们在厨房门口聊着天，说着一些路上的话题，我独自坐在屋里的桌旁，用手撑着下巴，听着他们的攀谈。上个月的暴雨、上周来镇上的考察团、马上要大学的小张、老板娘在外打工的丈夫，我看着他们，逐渐不再在乎他们口中聊的话题，只觉得时光在这本来令人不快的灯光下流成了水、汇成了河，把我包围在一阵舒适和温暖中，这些话题离我很远，又让我觉得真切。我发着呆，不知道他们何时停止了聊天，老板娘正一盘一盘给我们上菜。

我回过神来，发现老张给我们三个每个都倒了满满一杯酒。

“酒要倒满，不盈不亏。”老张嘴里念着，放下了酒瓶，随即举起面前的一杯酒来，“喝！”气势雄壮，却没注意自己的手并没有把酒杯端平，举起的酒杯里洒了好多出来。

于姐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不再去想任何其他遥远的话题。

这顿饭一直吃到深夜，老张和我们说了很多，说到他当兵的故事、说到老北京的人和事儿，又说到最近进城的外地人，说到奥运会和外国人。而于姐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听，直到酒过三巡，我才从她和老张的聊天中，听出于姐的一点故事。于姐不是一个人来的，或者说，她自己认为不是，她的老公三年前在也海旁的山中徒步旅行，失足摔下了悬崖。

我没有开口安慰她，苦难是世界的主旋律，美化或者弱化苦难往往显得虚伪。

酒瓶见底的时候，已是深夜。考虑到明天一早还要出发去登山，老张在看过一次表后及时终止了话题，带着我们迅速回到了旅馆。简单的告别后，大家都回各自的房间了。我还是订的昨天的那间房，虽然已经被清理过，但浓重的夜色之下，仿佛还能感受到那个陌生女孩儿的气息。我关上灯走到窗边，打开窗户，任由黑夜如潮水一般涌入房间。我点上烟，在记忆中咂摸着昨天女孩儿递给我的那支烟的滋味，又觉得手指和身体上涌现出她温柔的触感，一时有些恍惚。

我关上窗，拉起窗帘，借着酒力倒头睡去。

第二天中午在旅馆边的面馆吃面的时候，我接到了丁宁的电话，声音温暖，和往常一样。我放下吃了一半的面，走出门去，在阳光下感受着她的声音，回忆起在网吧里的日日夜夜。忽然觉得一阵感动，日光包围着我，我甚至想起浮士德的故事来。我打断了丁宁，自顾自地说起这个故事，说到那永恒的结局，那句“太美好了，停下来吧”。丁宁沉默地听着，就像许多个孤独的深夜里一样，她是我唯一的读者。我抬起头，目光越过已经有些熟悉的土色屋顶，远方群山雪白的峰顶在海一般湛蓝的天幕下显得无比宁静，我又想起老张和于姐，和于姐昨夜酒桌上的眼泪。我把于姐的事儿说给丁宁听，丁宁说“真羡慕啊。”

“羡慕谁？于姐还是她老公？”

“不是，就是羡慕这种感觉。”

我明白她的意思，实际上我也有些羡慕他们，或者说，我更羡慕于姐的丈夫。

也海的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了，直到夜里接到老张的电话。于姐在上山的途中失足摔倒，从悬崖边的小路上滑了下去，幸好山边有个凸起的大石块，于姐摔下去的时候正摔在石头上，老张从山坡上探下身去才把于姐拉了回来。不过于姐的腿和手臂受伤了，这时正在诊所躺着，老张喊我过去帮忙照看一下。

也海镇只有一家诊所，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老张。夜里的也海仿佛又回到了我熟悉的样子，满天的星星、斑驳的墙壁，我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那家小诊所。老张站在前天我站的地方，和我一样抽着烟，一脸愁容。

“来啦。”

“来了。”

“小于没事，医生已经给他包扎固定了，手臂上打了点石膏。”老张夹着烟指了指自己的手臂。

“没事就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在想，她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呢？”老张双眉紧皱，狠狠抽了一口烟。

“怎么说？”

“我一路都在说让她走在我前面，我在后面照应她，但她死活就是不肯，还一直，一直…”，老张仿佛在找什么词，“一直强颜欢笑，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是一直在跟我开着玩笑，但我看得出来她并不开心，甚至有点悲伤。”

我不相信于姐是故意的，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在于姐的故事中，她应当是坚强地活下去的那一个。我甚至有些执拗地觉得，这个故事就应当是这样。这个世上已经有过多的悲凉，过多的不公，他们坐在旅馆大厅晒太阳的模样、在酒桌上开心的样子，又是那样温暖，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于姐千里迢迢赶来这里，就是为了死在自己爱情消亡的地方。

我低着头快步走进诊所，想看看于姐怎么样，这时我甚至有些后悔昨天夜里没有说出那些安慰的话了。刚一进门，迎面从取药处走来一个人，险些和我撞个满怀。我退后两步抬起头，怎么也没想到我和她会再次见面。

褐色的长发、明亮的双眼，和一双修长的腿，是那个我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儿。

诊所很安静，走廊宽敞，白色的灯管悬在天花板上，把屋内染成门口一样的白色，也带着点陈旧的浅绿。女孩儿今天没化妆，反而显得亲切了许多，她的睫毛不再显现出坚挺撩人的形态，而是像小猫的绒毛一般，轻飘飘地浮在眼睛上，衬得一双大眼睛比那晚更加温柔可人。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帽子松垮地藏在长发之下，牛仔裤和运动鞋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一般，和那晚判若两人。我有些尴尬，不知该说什么，还是女孩儿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好啊。”她的笑容里也带着些局促。

“有个朋友病了，我来看看。”

“噢”，女孩儿没有多问，可我忽然觉得这个回答和那天晚上我的回答一样，有些可笑。我一个外乡人，怎么这么快就在这个小镇交上朋友了呢？怎么这朋友还偏偏在这个时候生了病，我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到这个诊所来了。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她当然会认为我是来这里找她的。

“我来给我哥拿药”，她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脸上的局促已经消失，换上了同那晚一样的不屑神色。

“哦。”

时间仿佛变慢了，有医生拿着文件推开门进来，晚风带着夜色穿堂而过，空气中似乎又涌起和那晚相似的味道。木门关上，从身后传来木板碰撞的声音。我看着她的眼睛，仿佛在阅读一个久远而熟悉的故事。她眼里似乎还带着那夜的星光，烧烤摊上的烟雾，和两人耳鬓厮磨的样子。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想听她再说点她和她哥的事儿，我也想跟她说说我更多的生活，但随即熄灭了自己这种冲动。我和她哪怕再深入彼此的生活一点点，那迷人的浪漫和美好也会被瞬间粉碎。

“那我先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这句话的，女孩儿点点头，向门外走去。临走时，回过头来朝我笑笑，我正回头看着她，一时不知这一切是真是假。我有点期望她的表情中流露出一点点的失望，不能太多，但至少有一点。但事实是女孩儿推开门，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黑夜中去了。

于姐在病房里安静地睡着，我站在门边看了许久，想了许多事儿。老张进来拍拍我的肩，悄声让我回去，不忘跟我客气几句，说不好意思让我晚上赶过来，现在看到于姐已经没有大碍了，也不用两个人在这守着了。我悄悄问他，“要么等于姐醒了，你送她回去吧。”老张皱着眉，闭上眼睛点着头，带着些无奈和怅然。我也拍了拍老张的后背，然后便离开了。

我没有在夜里的街上多做停留，心中无比明白，也海的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

火车快要到达昆明的时候，我已经整理好了心情，或者说我已经尽力把也海的两天里发生的事儿扔到了大脑的角落里。我打开手机翻看着过去和丁宁的聊天记录，想起许多个深夜里遥远的温度来。伴随着火车进站时铁轨的摩擦声，城市的高楼映入眼帘，我仿佛到达了某个终点，但这本应是某个开始。

丁宁在出站口等着我，虽然不知道彼此的长相，但我们依然以很快的速度通过眼神确认了对方。

就像我脑海里想象的模样一般，丁宁有着温柔的长发、月牙一般的微笑、和小小的需要人保护的身子。我上前很自然地牵起了她的手，丁宁低下头去，脸颊微红。我们只是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牵着手走出了火车站。

昆明城比我想象中要现代许多，市中心的高楼鳞次栉比，高架桥把城市分割成无数细碎的小块儿。抬眼望去，每个街口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在车流中见缝插针。人行横道仿佛给城市划上了填字的线，而穿梭的人群正用脚步谱写着整个城市的故事。我不用细读就能知道，这个故事一定没什么意思。

正如接下来几周的生活。见到丁宁之后，网络中的余温和无数黑夜中的密语不出意料地失去了它们的温度。过去我们经常聊到的那些遥远话题，都让我感到虚伪和做作。每当和丁宁对面而坐吃饭时，我都能感到一种巨大的陌生感横亘在我们中间。有几次在和丁宁一同散步时，我刚想开口说说话，却被丁宁手心的温度打断，那种温度让我感到温暖，只是这种陌生的温暖，让我觉得无法接近、更无法掌握。

于是我不再有太多和丁宁聊天的想法，我们之间的沉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我和丁宁两人住在她租的屋子里，她白天上班，只有夜晚和周末才和我呆在一起。我时常一个人出门，巨大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几乎相同的事儿，从不犯错地度过每一天。我无法理解他们，正如他们也不会理解我。悲哀的是，丁宁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虽然她总是笑着在每一个傍晚推开门，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仿佛想用这种温暖化解我身上深重的孤独，但这种温暖却恰恰让我更加感到煎熬和疲惫。我时常一个人在厨房，看着电水壶烧水，看着从壶嘴喷涌而出的热气，想一些遥远的事儿，有时也会想起也海，想起老张、于姐，和那个女孩儿。

有时丁宁会主动找些话题和我聊天，我也总是努力像从前那样，把我所有的想法倾诉给她，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面对她，以至于每次像从前在网上那样大段大段地说话时，我都竭力避开她的眼神，有时甚至不管她是否在听，只是一心沉迷在自己的表达中。直到我讲完，才会看向她，每次都会正好撞上她专注的眼神，她的眼神温暖明亮，令人安心，但也让我无比愧疚，于是我总是飞快地躲开，继续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把尴尬的气氛掩盖过去。

和丁宁一同生活在这样一个规则明确的巨大都市中，让我感到迷茫，我看不到未来，有时，也看不清过去。

有一天丁宁在吃饭时说：“明天我们去滇池吧？”

“行啊”，我没抬头，在眼前的炒饵丝里扒拉着，把胡萝卜丝挑到一边。

那个晚上过得很慢，我仿佛有些不好的预感，但我并不想问她。深夜丁宁睡着后，我独自爬起来，走到厨房的窗前，抬头看着月亮。月色清冷，城市静谧，窗外的蝉鸣也停止了。我脑海中忽然又响起一些喧嚣的声音来，这样的夜晚安静地让人发慌。我伸出手去扶着窗台，无数莫名的景象涌入脑海：车水马龙的城市，地铁门外挤不上去的长龙，一堆堆迷茫的人群，街角的烟头、门诊的白光，雪山、小镇、庞大的地图、不知所踪的车辆，我只觉脑子里一片混乱，甚至无法维持自己的平衡，我赶紧摸索着回到了卧室，这才发现丁宁醒了，正坐在床上，把头埋在弓起来的腿里，哭成了泪人儿。

我们没有去滇池。天亮之前，我就收拾东西离开了昆明。临走前丁宁问我：“你说，我们这样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起从前某个遥远的夜里，那个餐馆的比喻，但我没法这样回答一个满脸是泪的女孩儿。

“我们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提起东西，夺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