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梅雨季节，天气忽晴忽阴，一会儿阳光高照，一会儿倾盆大雨。大队里传达上面的指示，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派几个劳动力去江堤防讯，一天一个工。三哥听说此事当仁不让，一来出去散散心，二来为家里多挣几十个工，免得在家被别人笑话。这大雨天的，愿意上江堤的人少，况且还有危险。母亲和父亲因为大哥失事很不放心，坚决不同意，没办法，不同意三哥便躺在家里不出门。算算也有不少日子了，父亲和母亲实在没折点头同意。三哥第二次爬上江坝堤。
这鬼天气像个发脾气的小孩，时好时坏，阴阴答答的，好好一个人呆在家里全身到处都酸不拉机的，何况天天穿梭在雨中的人呢？
三哥防讯防了两个月，这一次行李比上次还湿。三哥一回家总是闷闷不乐，母亲急坏了，她对父亲说“孩子大啦，也该给他说房媳妇”，父亲一面点头一面说：“眼下老三连个房间都没有，要么下半年给他盖一间草屋。”
母亲心里清楚，一大家子两间草屋，锅连着房，房连着床。说起床只有二张，还是土基砌的。我和两个姐姐母亲挤在一床，哥哥们和父亲挤在一床，晚上连翻身都不舒服。孩子们大了，需要房间。有了各自的小房间才能找媒婆说媳妇。母亲和父亲商量准备年底把家里的一头猪卖掉，再请人盖两间草房，盖好了，再张罗三哥的亲事。
计划不如变化。三哥在生产队里活干得好好的全身瘫软无力，“扑通”一声栽倒在泥巴田里，被几个社员救起抬到公社医院，三哥一路上疼痛难忍。经医生检查说三哥先患上风湿后转变成走骨神经痛，是一种难治的慢性病。病因可能长期受潮引起的。
原来三哥在兴修大圩埂回来身上隐约作痛，他以为在家睡觉睡的，没当一回事。后来又在梅雨季节防讯，身上时常湿漉漉的。
三哥参军没走成还落下一身病，可急坏了父母亲。老三年纪轻轻的得了这种病，下辈子怎么活？
母亲把家里的猪鸡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来几百块钱给三哥治病。三哥躺在医院里一住就是一年多。母亲时常带着我去看三哥。有时也找来过阴的为三哥消灾除难。更惊奇的是母亲只要听到某地老菩萨很灵验能治百病，她真的相信竟然跑了几十里山路偷偷去求山神庙里的菩萨，讨回一两颗仙丹（纸灰）回来给三哥喝，三哥的病好像有点好转，痛的次数逐渐减少。
家里穷得叮当响，三哥的亲事暂缓，先把病治好再说。父亲和母亲看到三哥时常发病痛苦的样子，心里难受。父亲常对母亲叹道：自己前世做多了孽，孩子们才遭如此大罪，为什么这个病不转到我头上，反正我是个残人。母亲暗自流泪，二老的头发全部花白。那几年过年吃年夜饭母亲总是把门关起来，一家人围坐在草屋里吃着又盐又难吃的烂萝卜或烂盐菜。
转眼又过了一年，我长了一岁。母亲说我的奶瘾越喝越大，一天没喝上奶大哭大叫，并赖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她还说我的妹妹不幸夭折，不然饿死的是我，
母亲心痛地把我搂在怀里，把一只瘪瘪地奶头塞进我的小嘴。我开心地听着母亲接着往下说。
你四哥和你二姐没事可做，你父亲准备给他们读书，我不同意，学费出自哪里，再说你爸爸读了好几年的私塾，结果成了废人。但家里不能没有识字的，我和你爸一商量就把你送到学校，你一到学校竟然大呼小叫。你知道吗？你的学费还是你两个哥哥挣的，你是记得的。
记得，我当然记得。就在上半年三哥带着四哥背着竹篓，天天夜里一手举着洋油火把，一手拿着黄鳝扎子（用一包缝衣针固定在牙刷柄），踩在泥田里扎黄鳝泥鳅，有时候还能抓到乌龟，老鳖，蛇和鱼。第二天早晨偷偷地卖掉，接连跑了好多天。白天干活，半夜抓黄鳝。有一次，三哥看到水田里一条又粗又大的黄鳝，举起带针的扎子狠狠砸下去，那知黄鳝太狡猾，摇动尾巴溜了。三哥趁胜追击，接连几扎猛砸下去，这下黄鳝无处可逃，三哥沾沾自喜又是一扎。“扑通”一声四哥痛得“哇哇”大叫。三哥低头一看傻了，四哥脚背鲜血淋淋，黄鳝扎子紧紧砸在老四的脚背上。痛得四哥大喊大叫，三哥一咬牙拔出扎子，慌忙替老四包扎。也就是吐了些唾沫然后用泥巴糊上伤口，继续抓捕黄鳝。那一夜，他们还抓到一个大鲤鱼，成了我们第二天的美宴。
我上学的衣服学费全是三哥和四哥的功劳。三哥二十不到就弓腰塌背，面黄饥瘦窄看像四十多岁，母亲看着心痛，本来父亲打算用大姐给三哥换亲，母亲不同意，因为大姐性格刚强，不能把她的幸福毁了。父亲就此打住。
母亲很痛爱我们，父亲仁厚慈爱。腊月二十三生产队里捞鱼，我们家分了一条鱼王和一条小鱼，大约四五斤。我抱着鱼王很高兴，这一下，有美味鲜汤能解解馋了。而母亲说留着过年吃。
大人怕花钱，小孩子望过年。我眼巴巴地盼着过年的日子，从我记事起，过年没有吃上一顿鱼肉，眼看有一条大鱼吃，我美滋滋地看着它，掰着小手指算着还有几天过大年。
腊月廿七日夜里，母亲突然肚子痛，痛得满身大汗。母亲小声哼哼把我和姐姐惊醒，父亲闻讯举着拐杖赶来，他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心如刀绞。等天一亮喊来两位叔伯把母亲抬进公社卫生院。
一位老中医检查后说母亲是急性肠梗阻，尽快拉到县城医院动手术。院长敷衍了事，“肚子痛没有什么大病，这么个小小的病我们治不好吗？灌肠！”院长一声令下，医院的医生开始对母亲实行灌肠，按道理不难治，可偏偏小病出现大问题。也许是医生技术有限，也许是当时的条件有限，总之没有解决问题。过了一天，母亲肚子痛得更加利害，额头上汗唧唧的，两手紧紧地抓住被子比产妇还痛苦万倍。父亲再一次找到院长问是否转院，院长双眼一瞪，“胡闹，太小看我们医院，明天我亲自做手木。”
父亲只好退出院长办公室，他忽然又想到什么，命三哥回家把一条鱼王取来。我眼巴巴地看着三哥取走了鱼王，我伸长舌头还不住地在嘴唇周围舔了一圈，然后“咕咚”一声吞下一口唾沫。三哥拎着鱼王走出家门。
鱼王挂在院长办公室，院长连夜给母亲做完手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母亲毫无效果。一夜之间，母亲瘦骨嶙峋，颤颤颤巍巍。腊月三十院长通知父亲赶快转院，院长一句话犹如当头一捧打得父亲晕头转向，还是三哥找来两位叔伯赶快抬着母亲去县城医院。
阴暗的天空突然下起大雪，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大。眼看道路被大雪覆盖，县城医院离我们公社一百多里。当时没有汽车，没有柏油路，只有唯一的一条机耕路。母亲已经奄奄一息用微弱的声音告诉父亲“回家”。父亲很悲伤，固执地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由两位叔伯把母亲抬上车，三个人随后爬上拖拉机，拖拉机加大马力向县城医院飞奔。
父亲心急如焚，恨不得身上长出一双翅膀，背着母亲飞到县城医院。拖拉机还没有开出两公里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大雪纷纷扬扬，父亲抱着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几次要从拖拉机上跳下和母亲一道奔扑黄泉，被两位叔伯拦下。“你们走了，一了百了，可你们的孩子怎么办？”一句话，把父亲从死亡的边界拉了回来，是啊，孩子怎么办，特别是小七，又那么小？父亲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父亲忍着巨痛把母亲的遗体运回家。我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外面的大雪，雪吞噬了整个大地，雪白雪白的像洒了一层厚厚的盐，又像披上一件白白的衣服。我孤零零地望着生产队几家屋顶升出来的炊烟，闻着飘来的油香，不停地转动小舌头，再一次“咕咚”一声吞下一口唾沫，仿佛满嘴都是大鱼大肉。
一阵哭喊把我惊醒，哥哥声泪俱下，姐姐撕心裂肺，父亲像个冰柳柳，我不知所措跟着哥哥姐姐们嚎啕大哭。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辞旧迎新，家家大门口张帖一副副鲜红的对联，外面一片喜气洋洋，人们都在喜迎新年。而我们家大门满是积尘，光抹抹的，屋内悲悲切切，泣不可仰，怆天呼地，肝肠寸断。
夜晚左邻右舍纷纷过来劝说，有的大婶为我们做好饭菜送过来。我看着香烹烹的饭菜直流口水，真想一下子扑过去。父亲抹了抹红肿的眼睛，一口也不愿意吃，哥哥姐姐们一点食欲也没有，我只好打消了吃的念头，泪水丁丁地看着他们，最后还是馋得吃上几口。
大年初一，我迷迷糊糊从被窝中爬起，习惯性的叫着“奶嘞（妈妈）”，叫了几遍没有回音，走到外屋看到几个哥哥和姐姐仍然跪在母亲的遗体边。母亲直挺挺地躺在木板上，身上覆盖一层红色布料，样子挺吓人。特别是母亲头前方的香油灯里面窜出来的小火苗一跳一跳的。我畏缩着躲到大门口。只有一扇脏兮兮的门被风来回拽得直响，更没有对联。外面的大雪纷纷扬扬，几乎一夜未停，门口的积雪大约两尺多深，白白的，刺得双眼发痛。屋檐边的冰柳柳尖尖长长的倒垂，像父亲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往年这个时候，我早穿上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新鞋子欢天喜地蹦出家门，跟着同伴们挨家挨户去拜年，上衣和下衣的口袋里全装着了叔叔婶婶们塞给我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满满四口袋，又香又甜，又解馋。今年什么都没有，只能看着小伙伴们欢快的身影和凛烈的风雪，听着哥哥姐姐们的凄惨的痛哭以及吓人的炮杖。我转过身扑进父亲的怀里。
父亲一夜未眠，自己亲手为母亲写了一遍长达十几页的祭文，那是他同母亲相识相知相守的一生。父亲全身像冰一样，呆呆地望着母亲的尸体。不知何时父亲请人买了一口乌黑发亮的棺材，听说父亲花1000元高价在别人家里买来，这钱还是托熟人在银行贷款支付的。后来这1000元贷款还是我和四哥长大了每人向银行支付五千元才还清。
大年初二，我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同村的社员都来参加母亲的丧葬。四位叔伯肩披白布头扎白帽抬着母亲的灵柩，我们兄妹几个披麻戴孝，哭哭啼啼。三哥走在最前面，一手拿着一面铜锣慢慢敲打，另一只手向篓子里抓起一把纸钱拋向空中为母亲开道，后的炮竹断断续续。母亲在大伙的护送下走出家门，送葬队伍走走停停，可怜的父亲举着拐杖在别人的搀扶下跟着母亲的灵柩一瘸一拐，母亲的灵柩入土后，父亲跪在母亲坟前，哽噎着读完他亲手所写的祭文，听得在场所有的人都流下眼泪。从此父亲会作祭文的消息传遍十里八乡。
母亲葬在大哥的正上方，父亲说母亲到了阴朝地府和你大哥之间有个好照应，避免别人欺负。母亲一走，父亲身体更不太好，有一段时间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我们以为父亲得了绝症。为完成父亲的心愿，三哥背着父亲瞒着我们几个答应媒婆用大姐和一户人家换亲。
一日，三哥从外面领进几个人，首先进门的是一位打扮俊俏的中年妇女，一进门嘻皮笑脸，嘴巴很甜，像个跳梁小丑巧舌如簧地和我们拉家长，她肯定是媒婆。其次是一个个子矮矮的年龄大约二十七八的男人，他面色饥黄，一双鼠眼很不老实地盯着大姐高挺的胸部，讨厌得像个倭寇，他就是所谓的大姐夫。后面是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躲躲闪闪一脸恐惧，像个受惊的小鹿不知所措，她就是三嫂，年龄和我四哥相仿。他们背着父亲悄悄定好结婚时间。
喜事越来越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掉原本贫困的家庭。那是冬至前夕，按农村人的习惯买些香纸炮竹，带上酒菜，各自拎到自家坟头上对死者表达哀念，同时乞求死者保佑一家大小平平安安。到处坟边都有一些未炸掉的竹炮。这些炮竹对于小孩子特喜欢，有事无事蹲在坟前，坐在灰里扒拉出几个炮竹，像拾到宝贝一样藏进口袋。回家偷偷地拿来半包火柴，几个小孩围在一起进入自己的王国。一面点燃炮竹，一面学着电影里抗日战争的镜头。一边二三个小孩学着日本鬼子到处放火，另一边两个孩子学着八路打鬼子。到处乱嚷嚷，形同拍大戏。十月份天干气燥，农村大都数是草屋，偶尔不小心，一个炮竹扔到低矮的草房顶上，随着啪啦一声响，房顶上冒出一股青烟，渐渐的窜出火苗。火借风力越烧越旺，倾刻之间，两间茅草屋烧得干干净净。幸亏三哥干活回家及时把父亲背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家两间茅屋倾刻之间化为灰烬，本身穷困潦倒的家庭雪上加霜。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当场吓得大哭，其中队长的小儿子也在当中。我们一家子借用生产队里的塑料布搭起一座简易的棚子，一大家子挤在一起足足住了两个多月。
生产队长为儿子戴罪立功，把集体的一垛稻草全部分给我家，另外集体筹集一点粮食。队长打了个报告送到大队里，大队里批准我们家做屋所用的木材可以自行去砍。再加上亲戚朋友的施舍和左右邻居的募捐以及好心人的怜悯。一家人又准备盖房。
三哥牵出生产队里最能干的水牛，梨出一块空田。然后又拉出五头牛进行踩踏烂泥，用这些烂泥打土基。三哥牵着牛在水田里打转，从早上一直踩到晚上，烂泥终于踩熟。
第二天一大早，全队社员全部出动来帮忙，大家伙干得热火朝天，连一滴水都没有喝上一口，打了几千块土基。父亲热泪盈眶。
土基在晒干的同时，三哥带着四哥、大姐和二姐上山砍了些木料，就着现有的材料在原来的旧屋场上盖起三间草房。其中一间作为三哥的新房。
三哥的大婚延迟了几个月，父亲的身体逐渐好转，性格古怪起来，原本不抽烟的父亲开始抽汗烟，喝着散酒。既使咳嗽不止还不忘抽一口呛人的汗烟。
父亲起床不久就有人来请，说邻村张家的老太太去世，请求父亲为张家写一遍祭文，父亲满口答应。然后来人丢下一块孝帽布，一包丰收香烟，一张大白纸和一小瓶墨汁。父亲打开香烟叼了一根，架上一副像古董的眼镜，像个教书先生平静地展开纸墨，右手握着毛笔。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看见父亲写字。哦，算起来应该是第二次，头一次他给母亲写了一篇祭文，那时，我无心情去看。这回我站在他的身边，小小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和我书本上的铅字一模一样。写好了，父亲折叠起来，装着孝帽布，带着我。我知道父亲心痛我，在家没有什么可吃的，到别人家里弄点荤油尝尝，另外也好照应父亲一下，防止他摔倒。哥哥姐姐们很担心他的身体。父亲何尝不知孩子们的苦心，为了给家里增添一点口粮，父亲忍住悲伤去给别人做祭文。做好了别人还能给个一两斤米或者是三五块钱，不给他也不要。
到了张家，主人出来行跪礼，父亲把孝帽布戴在头上拜了拜张老太太的遗体悲痛一番。然后说出一些安慰主人之词，我怯生生地躲在父亲身后。看着满屋子的男女老少，闻着从厨房里飘来的油香，馋得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了一大圈。
大约五点左右张老太太的遗体在木匠、裁缝和家人的啼哭之下入棺。噼里啪啦的鞭炮响个不停，轰轰烈烈的。随着一声炮仗响过，棺木边立即跪倒一大片披麻戴孝的子孙。先是一阵嚎啕大哭，然后父亲走上前去。旁边早有亲戚在棺木正前方搭上一个小桌子，上面摆上六个碗，三荤三素，碗边放有碗筷水酒和米饭。
父亲跪在小桌下方的小草堆上，展开白纸提高嗓门用悲切的声音慢慢一字一句的唱读。读着读着自己流下眼泪，全场人也跟着又是大哭一场。父亲的声音悲惨到极点，我躲在一旁心生悲伤，想起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流泪也许他也想到奶奶和母亲的缘故。他极立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颤抖着身子终于把祭文读完。
又是一阵大哭大叫，振天动地的鞭炮再次响起。所有的人都走过来跪拜亡人。父亲把祭文扔进焚烧的纸钱中，又向亡人拜了几拜，回头叫过我“七伢子，向老太太多叩几个头，老太太保佑我儿考大学，添福又添寿。”我红着脸低着头叩了几个头又躲在父亲身后。
终于等到开席，觥筹交错，我靠在父亲身后捧着小碗狼吞虎咽，父亲喝得酩酊大醉。我的肚子吃得鼓鼓的，抹着油腻腻的小嘴，看着桌子上的大鱼大肉恋恋不舍的跟着父亲回到家里。
到家不久父亲满地开花，吐得一塌糊涂，他好像几辈子没喝过酒似的，嗜酒如命。喝到最后伤的还是自己。一股刺鼻的味道让人恶心得要吐，大姐不声不响地把父亲扶到床上擦洗干净。我抹着肚子说起酒桌上的许多新鲜菜，馋得四哥和二姐直流口水。大姐和三哥在一旁偷偷地乐呵。
死者一般都会宴完七七，一七七天，共计四十九天，每宴一七都会做一次祭文，听说祭文给死者改罪，文章做得越惨，亡人罪改得越快。七七一结束我似乎胖了一点，父亲越来越瘦，瘦成干瘪的老头。可他老人家的名气越来越大，都知道xx地主的儿子有学文。一时之间，混穷的人都来找他，原因是家里揭不开锅，混口饭吃。父亲心软，最见不得别人有苦，那就带个徒弟吧。渐渐的来了三五个，路远的干脆交给徒弟。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徒弟跟着他。
从此，地主的儿子成了先生。人们开始对先生尊敬起来，父亲似乎心情好转，借了一些旁门左道的书，一心研究风水，算卜之类。
看不出跛脚父亲讲述这些头头是道，那些以前批斗过父亲的人也对他客气起来。平时最瞧不起他的生产队长猛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这里面的原因我们最清楚，队长的父亲去世父亲给他家做了祭文，分文未取。所有的纸墨还是父亲平时节约省下来的都倒贴给了队长家。队长太抠门了，我们在父亲面前抗议。父亲笑而不答，秋后分公粮时队长瞒着社员给我们家多秤了十斤。
渐渐的生产队里的社员有事无事常往我家钻，来者都是客。父亲拿出平时省下来的香烟每人发了一根，生产队里的大事小事、大会小会所有的社员都集中到我家，大姐这下忙坏了不停地烧开水。我可乐坏了，骄滳滴的爬在父亲的怀里看着大人和小孩，一边傻笑一边听父亲谈古文。什么杨家将，什么岳飞卷等等，我似等非等。屋子里挤满了男女老少，有时候也说点笑话，笑得大人们前俯后仰，小孩子也跟着大笑。
有时候谈到大半夜，剩下几个大人。家里的大门猛然“咣当”一声被推开，我从父亲怀里钻出来，跑到门外漆黑一遍，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心惊胆战毛骨悚然。立即又关上门钻进父亲怀里吓得半天不敢讲话。父亲摸摸我的头，“别怕，是有人要找我给他做祭文去了。”屋里的大人惊慌失措面面相觑，最后爬起来结伴而行。第二天一大早，果然有人请父亲去做祭文。
快乐的时间并不长，开春父亲又病倒了，家里一下子冷清许多。父亲的四个徒弟也很少来了，真所谓人间冷暖。
三哥趁机准备自己的婚事，直到结婚前三天才告诉父亲，父亲气得浑身发抖用手指着骂三哥“孽畜”“不孝子”，三哥双脚跪地苦苦哀求父亲成全，三哥不断诉苦，他也是二十好几的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一身的慢性病，如果不把大姐换亲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父亲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三哥说得句句是理。最后父亲叹了口气说，你去问问你大妹子。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姐很平静，沉默不语。大姐没有吭声，全家人以为她同意了。哪知三哥结婚那天夜里出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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