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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清朝三百年 风起辽东》(33)

【历史】《清朝三百年 风起辽东》(33)

作者: 一只支 | 来源:发表于2018-04-11 10:21 被阅读78次

    六.风雨欲来

    4.矛盾、野心和现实

    努尔哈赤是什么时候决定与明朝决裂为敌的呢?

    如果以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告天,继而攻打抚顺作为努尔哈赤与明朝决裂,后金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这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这是完全的“事后诸葛亮”。

    如果往前推两年的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定都赫图阿拉,年号天命建立后金为标志,这也不过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废话。

    我们不是努尔哈赤,自然无法知道努尔哈赤的内心活动,这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问题,对于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只能依靠合理的分析和推理从而模拟。

    与明朝敌对这么大的事情,努尔哈赤绝不是某天躺在床上或一觉起来的一时兴起,这一定是经过一个反复思考乃至无数次脑海中激烈碰撞而做出的艰难决定,毕竟怎么看和明朝为敌和找死并没什么不同。

    万历四十六年和万历四十四年,是努尔哈赤的结果,是与明朝决裂的具体体现,用法律的术语来说是“既成事实”,而我们要回溯的是“既成事实”的前因和促成因素。

    这一年份必须满足两个因素:野心和现实。

    野心是推动剂,现实是基础,而现实又具体包括努尔哈赤的实力、与明朝的关系、努尔哈赤的动机等。

    贪欲的膨胀,野心的增长,都与现实呈正相关关系。朱元璋打天下时,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阎崇年先生分析努尔哈赤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只称臣,不称雄;明称臣,暗称雄;边称臣,边称雄;不称臣,只称雄,

    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属于阎先生的“不称臣,只称雄”,那么“边称臣,边称雄”的建州女真又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一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呢?

    万历四十三年。

    这应该是最接近的答案。

    这么说的原因并非是简单因为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所以事后诸葛亮简单的往前推进一年,而是因为万历四十三年发生的几件大事。

    这一年八月,努尔哈赤久经考虑,按《满文老档》的记载用两年时间才下定决心,为了国家和统治集团的稳定故处死褚英。

    下定决心处死褚英,更是下定决心与明朝决裂为敌。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十二月,努尔哈赤正式确立八旗制度。

    看起来这两件事情都是建州女真的内部问题,而这两件事中无形的纽带就是努尔哈赤内心对于与明朝决裂的思想活动。

    处死褚英,消除内部隐患,团结统治集团内部;确立八旗制度,高效统一,由相对松散走向规划范制度化。

    内部的优化升级是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更大挑战,这一挑战只有一种可能:

    明朝。

    这一年三月建州女真入京朝贡,距离上次朝贡已有三年之久,而这不平静的三年发生的事情也让这次朝贡更加富有意义。

    万历四十一年乌拉被灭,同年攻打叶赫,连克十九座城寨,叶赫告急,万历令抚顺明军出动千余人前往叶赫。

    游击马时楠、周大岐率一千名枪炮手赶赴叶赫进行支援,表明明朝立场,敦促各方保持冷静,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人不多,但表明了态度,更表明了立场:

    不准动。

    辽东方面更是向努尔哈赤传达了万历的圣旨,其中充满了斥责。

    努尔哈赤对于叶赫的进攻,是对于明朝最后底线的挑衅,早已失去平衡的女真内部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叶赫成为女真内部明面上唯一可以对抗努尔哈赤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努尔哈赤和明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危机。

    努尔哈赤不得不暂时打消大举进兵叶赫的想法,并急忙写了一封信进行解释,自己还亲自拿着信赶到了最近的明朝城市抚顺,希望他们代转给万历皇帝。

    努尔哈赤见到的明朝官员是抚顺游击,二人并肩策马,努尔哈赤语言陈恳,对守将态度恭谨。

    努尔哈赤官阶龙虎将军,正二品,和六部尚书一个级别;游击次于参将,从三品。

    这个游击叫李永芳,和五年后努尔哈赤七大恨兴兵攻占抚顺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官员李永芳,同姓同名同人。

    这时候的李永芳绝对不会想到如今在自己面前恭顺的“蛮夷”,五年后要接受自己的跪拜。

    五年后,努尔哈赤还会回到这里,不过这次他的身后有着黑压压如潮水般的部众,如黑云压城,如山雨欲来。

    抚顺之战,明亡清兴的序幕。

    次年,有明朝官员访问赫图阿拉,姓名萧伯芝,官职备御。

    这个备御是辽东特有的一种官职,就这里有,其他地方都没听说过,因为辽东每天挨蒙古女真的袭扰,每天要备战防御,慢慢的出于一种习惯就设置了一个新官职:

    备御。

    官阶几品?

    不入流。

    这种探查性质的活动,官职不是问题,反而有时候官职低还好办事。

    前提是这个人的能力。

    萧备御作为明朝的使者,属于非正式的私下来访,就和朝鲜申忠一一个性质,来了也别摆什么架子,正常就可以。

    可萧备御不同意,难得扯得虎皮做大旗,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给够威风可不行,除了要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还要求豪华座驾(八抬大轿),要求正二品的努尔哈赤亲自迎接,要么就是你们藐视天子。

    见了面,萧备御要求努尔哈赤下跪。

    “是有旨意吗?”

    萧说没有。

    “那为什么要下跪?”(我为何跪拜耶?)

    萧说我是钦差。

    “请萧大人拿出钦差的证明。”

    萧说我没有,但你要下跪。

    努尔哈赤一下子就火了,合着你一个小小的官员让我跪拜你?你是什么东西?

    努尔哈赤忍着火气为萧备御接风洗尘,好吃好喝好招待,萧备御大谈特谈东北特产,人参鹿茸貂皮多么好多么喜欢,对努尔哈赤直打眼色。

    努尔哈赤装作没听见,也装作没看见。

    后来萧备御大谈特谈大明多么厉害,“天朝国威”,兵强马壮等等书生之谈,努尔哈赤就不爱听了,你明朝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被蒙古打得屁滚尿流,高淮乱辽一塌糊涂,哪有什么国威;至于仁义,辽东被糟蹋的好多老百姓往我这里跑,你们还有脸说仁义?

    最后不欢而散,萧备御满口仁义道德纸上谈兵,努尔哈赤不爱听;萧备御的金银财宝土特产,努尔哈赤也没给,萧使者落了个空手而归。

    外交是艺术,有强硬也有妥协,刚过易折需刚柔并济,恩威并施,通俗来说就是“萝卜加大棒”,而萧备御这套“恩”压根没有,“威”有了但不如没有,除了激起建州女真的反感,让努尔哈赤觉得自己遭受侮辱之外,没有任何正面作用。

    这次外交,本是明朝对努尔哈赤的一次试探和警告,可被萧备御这个人一顿胡闹,警告成为了侮辱,而威胁又成了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谈,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仅没有达到既定目的,还起到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同年的另一件事更加剧了建州女真和明朝的关系,让二者关系的恶化程度再次升级。

    辽东方面的使者来见努尔哈赤,见面毫不客气,开门见山:

    “柴河、三岔、抚安,这三个地方是我们大明的,你们女真势力退出这里!”

    语气很坚定,毫无要商量的态度。

    因为是最后通牒。

    来使没等努尔哈赤反应,接着说:

    “还有,你们在三地种植的粮食,不允许收获,人口立即迁走。”

    这三地,从来就是女真的土地,而且是女真领土内土质最肥沃的地方,是女真产粮的重要基地,如今明朝一句话,就要土地所有权,就连人家种植的粮食也不让收获。

    凭什么?

    努尔哈赤有话要说,明朝没有凭借,他有。

    还是万历三十六年李成梁离任的那一年,李成梁授意辽东的官员和努尔哈赤划分地界,以碑为界,严守各自边境,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对方人口不得越过边境,否则有权杀死越界之人,双方对天盟誓,签订了合同。

    如今翻脸不认人,你想怎样就怎样?

    努尔哈赤说明情况,刚说到一半,使者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那又怎样?我来之前上面已经有了定论,这界碑划分不合理,要重新划分。”

    努尔哈赤真的怒了,因为他看到了侮辱,看到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对自己的不屑一顾。

    套用《无间道》的经典台词: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有尊严的人。

    现在的努尔哈赤,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你们大明以为国大兵多就以为持强凌弱吗?你们要知道,自古以来兴亡更替,小可以变大,大可以变小,你们可以做到每座城池屯兵上万吗?”

    “如果每座城池只有军兵千八百人,那么不好意思,一旦开战正好成为我的俘虏!”(适足以为我之俘虏)

    来使万万没想到一个区区蛮夷居然敢这样和自己说话,敢这样威胁朝廷,他的内心告诉他努尔哈赤大逆不道,告诉他要维护大明的尊严,告诉他要据理力争驳斥努尔哈赤。

    然而,道理他都懂,可是嘴张了又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的内心还告诉他,无理取闹持强凌弱的,是自己,还有自己身后的那个国家。

    不过,他不愿意理会。

    强者是不需要更没有必要考虑弱者的感受的。

    “努尔哈赤,你说的话太过了!”

    说罢转身离去。

    望着大明来使远去的背影,努尔哈赤握紧了拳头,血压开始升高心跳开始加速,他记住了来使的名字:

    董国承。

    更深深记住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个派遣董国承来羞辱自己的人:

    张承荫。

    当时的辽东总兵,也是之后的辽东总兵,同时也是第一个死于辽事的明朝总兵。

    在许多个案中,微不足道的挑衅却可以激起极端离谱的暴力,追究起来,记忆中所受到的委屈与虐待竟是主要症结。——(《丘吉尔的黑狗》)

    萧备御和董国承事件后来被努尔哈赤写入攻伐明朝的檄文——七大恨告天中,一说明了这两件外交风波对于努尔哈赤和建州女真带来的影响,而强悍好战的民族对于这种挑衅的反应又更加的敏感和强烈。

    不过,这只是催化剂而非根本,是表现而非内因。

    努尔哈赤和明朝的矛盾,是无法用道德、道理、道义来解释的,其背后只有利益为唯一考量。

    努尔哈赤的崛起对女真的统一对于努尔哈赤个人和女真民族来说这又是一种必然,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趋势,往大的说这是一种民族解放的运动;但对于明朝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则性问题,是对明朝国家利益的挑战。

    从本质上而言,这种矛盾就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从各自角度来说都有正当性但从对方角度来说对方又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

    只有利益和立场,没有道德和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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