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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书房的一个墙角边，摆放一个漆着大红色旧木箱，至今我仍然还是舍不得丢掉它，虽然它与现在房间的布局格调极不搭调、极不相称、极不和谐。
这红色的旧木箱伴随了我从螯鱼峰上的美丽校园到青山叠翠的苗家山寨，从青葱岁月到而今的两鬓斑白。我用这个红色的旧木箱，珍藏着父亲一生的记忆，珍藏着父亲给予我的那份如山的父爱。
01
十五岁那年的六月，中学毕业的我参加全县中专会考选拔，受父亲的影响，我报考了中等师范学校。当年中专生选拔考试，卷得比现在的高考有过而不及，一个乡镇中学，甚至县城的重点中学，能考上中专的都是凤凤毛麟角的佼佼者，学霸级的。会考成绩出来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挤进了中专生的行列，被录取为一名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范生。
我成了当年全公社唯一一名考上中专的孩子，这意味着我今后将当上老师，有了工作，成了国家干部，端上了“铁饭碗，吃上皇粮”，这让父亲和娘争特别高兴。
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父亲和娘打开家里粮仓，把他们辛苦积攒多年的稻谷，拿出五百斤来，请了四个伯伯或叔叔，一人一担一百斤，帮着从我们寨子里挑下山去，步行挑到十多公里的公社粮店，为我转正为国家工作人员去上交公粮。
交了公粮后，父亲和娘开始为准备上学的行李。娘把前一两年她织好的布，一直舍不得用的三捆纺织布匹拿了出来，有黑白相间纹路的帮我做了两三套衣服换洗，黑的做了两三双千层底的布鞋，全白色的给我做了一床床单或一个被套。
“阿高黛囊妈，禾波禾袄亚亚杰改改怎，般木般长，哈对要阿来箱子召东召落，某初阿来箱子，汝呀？”（苗语：孩子他爸，衣服被子我全部准备好，想来想去，就少一个箱子来装孩子的衣物等生活用品了，你做一个木箱子，好吗？）娘看着帮我准备的物品，对父亲说。
父亲虽然不是木匠，但对于木工，也略懂一二。
“好来，流巷对都欧打块板都改，可可肉初阿来箱子。歪木囊包久姑爷噶推噶刀，西奶歪木囊扎梗朴，湖包久高沙后点杰乐、反高囊阿来艘落，歪初欧奶杰刀！”（苗语：好呀，楼上还有两三块上好的杉树木板，刚刚好用来做箱子。我去跟孩子姑父借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来，明鬼天我再去跟解放军讲，跟他们讨点钉子、活页和一把锁来，我做两天就好了！）
做木箱的木板家里有，但家里没有钉子、活页和锁，是没有的。那会儿，钉子、活页和锁之类金属物品是稀缺的，也是很难买得到的。于是，父亲才想到在我们山脚下的驻军那里去讨要。
父亲就在我们寨子山脚下一个苗寨学校里当老师，广州军区有一个团解放军驻扎在这里。父亲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军民共建小学，驻军官兵个个跟父亲他们学校老师常常在一起开会学习，讨论研究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建设，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是驻军的一名年轻战士。这个战士在我读小学时，每周都会来组织我们开展少先队员活动，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为了村民出行方便，为了我们这些孩子安心上学，驻军官兵筹措好几万元，为村民修建一座百米大桥，给我们新建一栋教学楼，又翻新老教学楼。桥和学校建好后，村民和老师跟部队首长和州、县领导反映要求，要将这座大桥取名为“军民桥”，将村里改为“军民共建文明村、军民共建文明校”。
“满娘，某罗恩落，恩歪刀禾桌？”（苗语：孩子他娘，你来看了，看我得什么好东西？）第二下午放学，父亲一回到家，就拿出一个口袋，迫不及待打开让娘来看。
“扎梗掰某农囊落杰乐，不来反高，欧来艘！阿高扎梗汝瓜，仙刀瓜！”（苗语：解放军分你这么多钉子，三个活页，两把锁，他们解放军真好，好大方！）娘看到父亲带回来这些稀缺的物品，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哈对都来，某恩尼桌？”（苗语：还有呢，你看是哪样？）父亲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慢慢掏着。
“尼桌？”（苗语：是哪样来？）娘一脸惊奇，父亲一脸神秘就不说。
“尼漆满青，狗袄箱子鱼青，农囊杰来箱子青，某朴汝恩呀？！”（苗语：是红油漆，用来给木箱子上红油漆，这样不就成了一个红色的箱子，你说这个箱子好看吗？）父亲不紧不慢地说。
“汝洋汝瓜，包噶扎梗刀汝，满阿帮妈黛里噶农扎梗囊牛增？！”（苗语：太好了，我们搭解放军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家不能忘记解放军的恩情哪？！）
那天晚上，父亲连夜开工，帮我做一个木箱子让我带去上学。第二早上我起床时，看到一个木箱子做好了，放在堂屋里，就差上油漆了。第三天，父亲给木箱子刷上了鲜亮鲜亮的红油漆，红得艳人的木箱子，就是大户人家嫁女儿送的嫁妆也不过如此罢了。
九月开学那天，父亲一头挑着这个红色的木箱子，一边挑着我的棉被，送我到几十公里外的州府所在地去上师范学校。从此，这个红色的木箱子一直伴随着我，一直到现在。
现在家里条件好，也置办了新式的行李箱、旅行箱，但我一直舍不得丢掉这个伴随我半生的红色旧木箱。于是，我有这红色旧木箱，珍藏着父亲生前工作、生活的旧照，收藏着父亲一生钟爱的物品——几本父亲自编自创的苗歌手稿。
02
每每我再次打开这个红色的旧木箱时同，父亲的音容笑貌又再一次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眼前。拿着父亲的这些旧照，我给妻子、女儿、儿子讲起了父亲与部队官兵的那段不解之缘。
父亲是一名乡村老师，在乡村小学的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40多年书。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半辈子的时间，与部队官兵或部队家属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父亲是个孤儿，我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之中撒手而去时，那年父亲只有14岁。
孤儿寡母的奶奶，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常常跑到七八里外的邻村娘家讨些包谷、红薯等粮食，给孩子们充饥。有时她娘家分来一两斤碎米，娘几个也就高兴好一阵子。他们将碎米和着包谷或红薯熬成稀粥喝，能看见有几颗白米板，常常成了父亲兄妹几个的最大奢望。
毕竟奶奶的娘家也不是殷实之家，接济一时，也无法常常接济父亲一家五口。实在没有办法时，奶奶只好当“叫花子”出去沿村乞讨。为了这四个孩子，三十多岁就开始守寡的奶奶，一辈子也没有再嫁人。
奶奶是个要强的人，也是个受得苦的人。她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很累，可对孩子的上学读书，她看得很重。虽然过着乞讨的日子，可奶奶坚持把四个孩子都送到学校上学念书。
人们常说，人生有三起三落。父亲三兄弟也是争气，大伯、父亲、叔叔成长后，都相继走出大山，端上国家“铁碗饭”，吃上了皇粮，成了十里八乡学习的榜样。周围的村民们，每逢奶奶便夸她养育了三个好儿子。
1949年11月，湘西王陈渠珍在凤凰古城文庙大成殿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布凤凰和平解放。凤凰和平解放后，苗家山寨百废待兴。
初中刚毕业的大伯，就外出参加县里组织的水库建设去了。看着一贫如洗的家，父亲不再忍心看着奶奶一个人东借西讨过日子，就差一个学期就初中毕业的父亲，便辍学回家了，挑起家里生活的重担，和村里大人们干着同样的力气活，争工分养家糊口，奶奶一起撑起这个家，抚养着弟弟和妹妹。
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重活累活抢着干，虽然村里计工分时只有大人的一半。正因为父亲的这样的表现，刚满18岁时，村里的生产队长就积极推荐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满20岁那年，瞒着奶奶报名应征入伍，想从此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读了几年书的父亲，识文断字，又勤苦耐劳，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入伍的身体各项指标自然顺利通过。
体检过关不久，乡公社的领导带着驻军在我们村山脚下的广州军区一名军队首长来到我们村里，找到了奶奶，高兴地跟奶奶说，父亲当兵被选上了。他们当着奶奶的面表示，经过公社和部队的推荐，我们乡公社被选上参军的青年，就由父亲当班长带队去。
从没听说普通话的奶奶，听得一头雾水，不知军区领导说什么。幸好公社那名领导在一旁及时用苗语帮翻译过来，奶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奶奶听说父亲参军当兵被选上了，一时也特别高兴。
当天晚上，奶奶跟父亲说，同意父亲去当兵，可在走之前，得把家里好好修缮一下，好好解一下屋顶的瓦片，再把还没筑好土墙的四壁，砍些竹子林木扎成篱笆墙，再用烂泥土敷上抺平，防水防风防雨。
那几天，父亲一个人默默地，起早贪黑，就地取材把家里好好做了简单“装修”，篱笆扎好了，烂泥也敷上了。可父亲在屋顶检修瓦片时，发现奶奶常常背着好偷偷抺泪，又看着年纪还小的弟弟妹妹，父亲心软了。
一天，父亲找到了生产队长，说自己将去远方当兵入伍，只有奶奶一个人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自己于心不忍，请求生产队长跟乡公社领导和部队的领导讲一讲，可否等弟弟妹妹再大些，自己再去当兵。
看着一脸实诚的父亲，生产队长也十分同情。于是就到十公里外的乡公社跟领导进行了汇报。考虑奶奶一家的实际情况，部队领导同意让父亲暂时不去部队当兵，留在家里。
就这样，父亲的从军梦嘎然而止了。父亲当兵不成，生产队长看到父亲识字，村里小学唯一的那位老教师也快70了，还找不到人来接班教教村里的孩子。于是，生长队长向上级请示，让父亲留下来，在村里当了一名民办老师。
03
无法忘记，一个无名战士，一个至今我仍不知姓名和籍贯的解放军战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上了民办老师不久后，父亲认识了娘。也是孤儿的娘，与父亲便有了共同语言。一段相处之后，共同命运的父亲和娘，便自由结为夫妻。后为娘说，和父亲认识后，他俩相似的命运，让惺惺相惜的他俩走到了一起。娘嫁给父亲后，盼着的幸福生活并没有随之而来。
因为娘小时候家里殷实，解放划分成分，娘莫名其妙被冠上“富裕成”成分。奶奶担心娘的成分会影响父亲的成长与工作，对娘不满意。为此，娘常常被奶奶数落，挨奶奶的骂。本来就没爹没娘的娘，很怕也很苦，好在父亲坚持，要不娘可能就此成为弃妇。
父亲排行老二，按村里的习俗，父亲和娘只能分家另立。也因为很僵的婆媳关系，父亲选择了分家。在得到村里生产队和大队的许可后，娘和父亲分得一块两分地的宅基地。
父亲和娘没有钱可以修建住房，只好砍了些木头抢建一个临时草房住。分家时，姐姐出生，奶奶除了给娘和父亲3个饭碗外，其他一无所有。为此，我也就是在这个草房里出生了。
父亲和娘、姐姐在这个草房里住了两年，我出生了。我的出生，娘跟父亲商量，向村里的生产队和大队申报林木砍伐指标，再困难也得建个房子。父亲照娘说的，向村里申报砍伐指标，村里同意了。这样，父亲利用周末的一天半时间（原来的周六要上半天课），到指定的山上砍伐建房用的杉树。
父亲把杉树砍倒后，就利用下午放学后，和娘一起到山上一根一根抬回来，夫妻俩常常抬到半夜才作罢。建房子需要不少木头，靠他们夫妻俩这样抬着，也不是办法。无奈，娘只好请来三个舅舅帮忙。这样，建房用的杉木全部被抬回来了。
正好我姑姑嫁给的姑父，跟他父亲学得一个好木工，是个木匠。这样，父亲请姑父做师傅帮我们家建了一个木房子，趁着节假日，父亲和叔叔就自己打土墙封四周。断断续续的，三年多时间，一个青石土坯木房终于建成了。我们一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娘生下了弟弟。当时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提倡育龄夫妇少生优生，要求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带头作表率。父亲和娘是半边户（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称作半边户，父亲是算是国家公职人员，娘是农村户口），政策允许我娘和父亲生三个孩子，但不能再生了。
于是，乡公社的领导、乡学区的领导、村里的领导通知娘和父亲去做节育结扎手术。父亲回来做娘的工作，虽然不愿意，但还是支持父亲，第二天就去乡医院去做结扎手术了。
也许家里条件太苦太差，吃的没有啥营养。弟弟刚生下三个多月，就病了，也就这样越来越重，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娘和父亲也没有办法带着弟弟去大医院去治病。这样，刚满半岁的弟弟就夭折了。娘说，她本来孩子就少，弟弟又这么夭折了，这不在她伤口撒盐吗？能不疼吗？
弟弟刚刚走，我也病了。这可把娘急坏了，急慌了，生怕我又要离开她而去。天下，可能像娘这样的命也不多。一个孩子刚刚夭折，另一个孩子又一病不起，谁能想象，谁能理解，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母亲，要承受多大的苦痛，承受多大压力。
娘常说，当时她几乎快要疯掉了，精神全乱了，晚上不敢睡，白天不敢离开我半步，到哪里都要背着我，生怕哪一时我就悄悄地走了。
我越来越瘦，身体也越来越差。娘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四岁时，娘不敢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一天，娘从背后把我放下来，准备给我喂奶。可我已经如一死婴一般，任凭娘怎么叫，怎么撕心裂肺地哭喊，还是无法睁开眼。
她着急地跑到学校叫回父亲，父亲凑到我鼻子上，没有闻到呼吸的气息了，手上、胸前的脉搏也不跳了。父亲哭了，而娘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抱着我，走向村外的一个土坡上，可能准备把我给埋了。娘舍不得，从父亲的手上把我抢过来，看了又看，把脸贴着我的脸。这时，我微微地动了一下，敏感的娘，感觉到我可能还有生命迹象。她告诉父亲，父亲将信将疑。娘一再要求父亲带我去抢救，哪怕死马当活马医。于是，父亲怀着一线希望，抱起我，不顾一切冲下山。尽管他身无分文，他也不知道是否会有奇迹发生。
在我们村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广州军区后勤部驻防着一个团。娘，像个疯婆一样，跟着父亲一路跑下山。也可能是奇迹，也可能是天意，也许天不绝我，天不绝娘和父亲之后。父亲和娘刚到山脚下的驻军大门口，正好遇到一辆军车正开回来。那个年轻的解放军看到父亲抱着我焦急的神情，可能也就猜到了八九分。
他停下车，拦住 了父亲。问明情况后，他让娘和父亲上车，然后立马倒车掉头。一路鸣笛向湘西州人民医院开去。三十多公里的路，父亲后来说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下车后，那个解放军抢过父亲手中的我，直接插队找医生。在医院等看病的人，看到解放军插队，也能猜到他怀里的孩子病情严重，要赶快抢救，所以大家也纷纷给让着。
父亲说，经过医生检查，我只有九度呼吸能力（我也不懂这个九度呼吸能力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不借助仪器检查，我与一个死婴无异。正当医生抢救我时，那个解放军借机帮我办了住院手续，帮缴了住院费。待医生把我抢救过来送到病房后，那位解放军临走时，又再给了父亲5元钱生活费，70年代的5元，对于父亲和娘是一笔天文数字。可能是因为娘和父亲一心都在我的病情上，直到我病好出院时，还不知那个解放军叫什么名字。
直到现在，父亲不在了，娘还常常跟我讲起这段难忘的旧事，说起这位不知姓名的中国军人。是啊，就是这个中国军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却依然只能叫他“中国人民解放军”！
04
从此，我一天一天好起来。到了6岁多，我终于学会了走路。对于我能活下来，后来还能这么健康，父亲和娘常常感激地说：他们真的从心底里特别感谢、特别感恩那位不知姓名的解放军。父母时常叮嘱我，可不能忘恩，要把这个不知姓名的解放军记在心里；长大后也要做个乐于助人的人。
要是没有这个解放军，我想：父母亲和我也缘尽情了，他们两老也将不会再有子嗣，也将遗憾终老。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刚刚进入小学二年级时，父亲调到了我们村山脚的村子里当老师，一年后，父亲便出任所片完小的校长。这所片完小，有100多名学生，开设小学6个年级，有6个老师。就这样，我和姐姐也就随父亲来到这所小学里读书，姐姐读五年级，我读二年级。那时，父亲是我的班主任，他教我们所有的课程。
广州军区有一个团三个营，常年驻防在这个村子里。后来长大后，我才解，这里的驻军除了平时接受新兵集训外，是把我们这里作为一个战备军需库。
为此，在读我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只会说普通话的老师——潘老师。潘老师是驻军一个团长夫人，她是我的数学老师，她的儿子刚好读一年级。因为父亲是半边户，通常在教学的课余时间，他常常回家帮娘干一些娘干不动的重体力活。
父亲那时的工资只有5元，只能添补一点家用。我们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度，主要还是靠娘一天面朝黄背朝天刨食赚来的。姐姐读六年级时，就去乡中心完小去了。为此，每每一放学，我便成了“孤儿”。
潘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常常带着我回到驻军的宿舍里，让我和她儿子一起写作业，背课文，她就下厨房帮我们做好吃的。小时候能常常吃上肉，也就是潘老师的家里。
后来，随军而来的家属和孩子越来越多。我也是从那时起，才开始学会说普通话，用普通话和我这些部队首长的孩子交流。
从我记事起，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村里的伙伴，大人或同学之间的交流都是用苗语的。用汉语普通话交流，是我在这所小学里，同部队首长的孩子开始的，没有他们，我或许到了中学，连用普通话交流的环境都没有。
因为来这里的部队军官越来越多，所以部队和学校、和村里打交道也越来越频繁。就这样，军民两地在这个村里，实施了军民共建文明村、军民共建文明校。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村子里，我们这个学校是全乡第一通上电灯、有了彩色电视机的一流学校，就连乡中心完小的老师和孩子们都羡慕不已。
父亲也常常被部队领导请去讲党课，请去商量共建文明校园的事情。父亲的随和、好学，学校的学生成绩期期排在全乡前列，常常驻军首长传到广州军区大首长那里。后来，驻军筹资修改的文明大桥峻工庆典那天，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来了，和父亲在桥上高兴地握手。
因为父亲常年吃饭不规律，那几年患上了严重的胃病。驻军医院，为父亲无偿治疗两年多，效果也不够理想。正为那位司令员来，给了父亲一个秘方。从此，父亲的胃病治愈了，再无没有复发过。
在这个村子小学当了半辈子老师的父亲，一直和驻军官兵特别要好，上至团长、下到班长、战士，十几个驻军首长的孩子都在父亲的班上读书，有五六个还是我的同班同学。
父亲是个懂得感恩的人，父亲用他的身体力行影响教育着我们。生活虽然艰辛，但父亲一直都是乐呵呵的面对着生活，把人生的不如意化成了他口里的曲曲苗歌，这歌儿唱出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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