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全县头号大好人。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二叔说的。
二叔虽然说他哥哥是大好人，但也并没回馈过好人什么。哦，不对，二叔为大好人哥哥做过一桩大好事，那就是介绍我妈认识了他哥，然后生了我。
我妈爱找人算卦，我小的时候，算卦的就说过，我是个六亲不靠的命，这辈子只能靠自己。我不信，有爹有妈有姐有叔，我怎么就六亲不靠了？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可后来发生的一切，由不得我不信。
跑题了，我要讲的是我父亲，不是我，虽然我的故事也能讲个几天几夜。
言归正传。父亲今年92岁，如果活着的话。可惜，他四十一年前就去世了，那时我8岁。据说，父亲去世前，看着呆头呆脑的我，曾老泪纵横:生儿不养还不如不生。
父亲闭眼时，才刚满51岁，按说还是壮年。说他老泪纵横，是因为他确实比实际年龄苍老太多，满口牙没剩一个。
父亲已经没啥生命体征了，可眼睛却迟迟闭不上，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那个挺着大肚子倚在炕角的女人，是大姐瑞香，她抹把泪，又用沾满泪的手把父亲的眼皮合上，说:爹，你放心走吧，有我呢。二叔三叔也被邻居喊来了，他俩站在大姐的身后，望着他们如父如兄的大哥，眼里湿了，但表情木木的，仿佛魂儿已游离到别处，仿佛这个干瘦的行将就木的人跟他们无关。
我妈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快速地眨巴着眼皮，不知道在心里盘算着什么，但愁容是藏不住的，眉头都拧成了疙瘩。十五岁的二姐瑞琴站在我妈身旁，眼神里满溢着凄楚和恐慌:这个待她比亲生父亲还好的爹，又要抛下她了。
我不知被谁推着站到了大姐左侧，那是父亲咽气前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我有点害怕，扫视一圈，又回头看了我妈一眼，她没有救我的意思。我只好继续呆呆地站在那，使劲憋着气，因为我觉得喘气声很不合时宜。可越憋气，胸腔起伏越大，终于，我的身子像气球被吹到了极限，爆炸成一声巨响，我哇得一声哭了。然后哭声蔓延成一片，高高低低，咿咿呀呀，像演一幕悲伤的戏。
就这样，父亲在他退休一年后，永远的离开了我和我妈，还有二姐瑞琴。瑞琴是我妈嫁给父亲时带过来的。也就是说，我妈带着二姐瑞琴，嫁给了大姐瑞香的爸爸，然后生了我。
这段复杂的关系，导致多年后，我的丈母娘一再地问我将来的老婆:你再说一遍，他家是咋回事来？
今年回老家过年，除夕夜里，我去父亲健在的小伙伴兼同事德才叔家里拜年，89岁的德才叔，坐在热烘烘的炕头，满脸欣慰地看着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说了几十年的那句话:你爹，大好人啊，可惜一天福没捞着享。
我想，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别人生为别人活的，比如我父亲。
随着一天天长大，我把我听到的关于父亲生前的一些碎片，慢慢地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有些感人，也有些惨。
父亲王洪亮，生于1930年，属马 ，卒于1981年冬。他自小生活的村子叫管家庄，在黄海之滨，自明朝起成为北方海运要道 ，清朝县志记载过“海氛久靖，帆樯络绎”。随着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民国时，在官庄村南设有航运处。父亲便在码头以扛活搬运为生。建国后，父亲由无产阶级穷苦大众进入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端上了铁饭碗，1980年，光荣退休。
从以上简历中不难看出，父亲一生从事的都是重体力活，说白了点，就是码头扛大包的。扛大包靠力气吃饭，肯定很累很苦，这毋容置疑，可父亲的苦，远不在身体上。
父亲20岁那年，被爷爷奶奶过继给同村一直没有孩子的大爷爷大奶奶。那是父亲的伯伯和伯母，也是父亲的亲姨和姨夫。父亲23岁那年，娶了邻村的安氏为妻，25岁，生了我大姐瑞香。
到那个时候，父亲过得是普通人的日子，虽然穷，但家累少，跟他的继父继母和妻子女儿一家人和和美美。
但潜伏的苦难，已经在不远处蠢蠢欲动。年事已高的大爷爷大奶奶，在父亲的尽心侍奉下，安详地先后离世。我的亲爷爷亲奶奶居然也跟着凑起了热闹，也先后追随他们的哥哥嫂子或者说姐姐姐夫而去，留下了13岁的姑姑，11岁的二叔，8岁的三叔。
那年我父亲28岁，大姐3岁。父亲看着像孤儿一样的弟弟妹妹，心下不忍，不顾老婆的阻拦，回到了那个已离开8年的家。
我的姑姑，长得瘦小，经常肚子疼，还得了一种怪病——嗜吃酥石。那是种一碰就碎的石头，呈黄褐色。在那个年代，这种怪病没钱治也没地医治，只能是家里人监督着、呵斥着不要再吃。
听说因姑姑多病，不知道她能不能长大成人，爷爷奶奶一直娇惯着她，养成了她娇纵的脾气。姑姑长得瘦弱，可脾气不小，经常使小性子，对哥嫂的话待搭不理，跟两个弟弟更是打来骂去。
即便这样，姑姑不明原因的肚子疼时，父亲还是心疼的不知如何是好，经常把十几岁的姑姑背在身上走里走外，街坊看到了，啧啧称奇，说亲爹恐怕也做不到这样。
忠厚老实又讷言的父亲，白天在码头抗包，回家来还得给弟妹们断官司，睡觉时又得听老婆的埋怨。他把所有的心酸埋在心里，藏在过早出现的皱纹里，干呀忙呀，像个永不歇息的陀螺，拼命支撑着那个硝烟不断的家。
即便父亲里里外外拼尽全力，那个家仍然鸡犬不宁，经常摁下葫芦起来瓢。看不到希望的大娘在跟姑姑争吵了两句后，吞下了信石。信石知道吧？是砒石的别称，是制剧毒药砒毒霜的原料，又称砒霜。
一个女人，该是怎样的绝望，才舍得撇下刚刚5岁的女儿？那根本不是因为吵了几句嘴，而是对生活万念俱灰了。
父亲下班回来，看到因腹疼在炕上打滚的老婆，心痛愧疚不已。如果他安于自己的小日子，如果他没回来接手这个烂摊子，老婆何至于走上绝路？女儿又怎会小小年纪没了妈？可混账的弟弟妹妹，完全体会不到他的难、他的苦，照常打打闹闹，惹是生非。
奄奄一息的大娘，艰难又羞涩地跟父亲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背背我吧。”
父亲跟大娘感情一直很好，可疲于奔命的父亲，已经很久顾不上关爱大娘了。临终前，这个可怜的女人对父亲充满了眷恋，她无比渴望父亲温暖的背，那个宽阔的背上，背过码头上的大包，也背过肚疼的姑姑。
父亲流着泪，背着大娘在炕前走来走去，一直到大娘的头歪了下去，一直到闻讯赶来的邻居们把大娘从父亲的背上“拽”下来，横放在炕上。
死了老婆的父亲，在他30岁那年一下子老了。抗包锻炼出来的强壮体魄似乎失去了精气神，但他没有多余的精力悲伤，他也顾不上关心自己老不老，他还有一个破家需要支撑，还有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需要照顾。只是他更沉默了，沉默地像一块石头。
因为干的是重体力活，码头搬运队的伙食比家里好得多，至少有馒头吃。劳累了半天的工友们都毫无形象地狼吞虎咽，只有父亲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嚼，咽得极其艰难。空着肚子肯定不行的，沉重的大包会压折了腰，可家里的孩子们只有地瓜干吃呢。父亲舍不得把午饭全吃进自己肚里，每次都省出一个馒头，用手帕包着，回家递给女儿。看着弟弟妹妹跟饿狼一样的眼神，他心酸他难过，却也无能为力，只能狠着心把脸扭到一边。
虽然有一群孩子的拖累，架不住父亲在村里有极好的口碑，况且每月还有工资拿，有媒婆三番五次上门提亲了。父亲看看两个鼻青脸肿的弟弟，看看脸色蜡黄的妹妹，看看靠在姑姑身上不谙世事的女儿，摇摇头，叹口气说:不能再祸害人了，就这么过吧。
时间是最公平的，不会因为谁的日子难熬就落井下石，静止着等着看你的笑话。苦哈哈的父亲，终于迎来了姑姑出嫁的日子。
说来也真是神奇，做姑娘时，姑姑身子弱得像一根随时都可能被风刮断的秧苗，连几口人的饭都做不熟，出嫁后，身子骨却越来越壮实，尤其生孩子后，连吃酥石的怪病都好了，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女人。
但父亲还是不放心，在姑姑刚结婚那一两年，他经常在歇班时，步行十里路去看姑姑，怕她生病，怕她在婆家受委屈。每次去，父亲看一眼就走，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看一眼就踏实了，他就得回去对付家里那两个三天两头惹事的愣头青了。
一个爹妈生的，二叔三叔却跟父亲的脾性完全不同，他俩在村里就是小混混，在家打来打去就罢了，在生产队干活也不服队长的管教，经常闹得鸡飞狗跳。父亲不得不巴巴地到队长面前赔不是，等待他的，是永远擦不完的屁股。
父亲的隐忍和善良得到了回报，村里把当兵的指标给了二叔。当兵，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伴随着敲锣打鼓声，二叔从一名油滑的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英姿飒爽的军人。几年后，转业回到家乡的二叔，被招工成了邮电局的送信员。
部队确实是个改造人的好地方，严明的纪律，不讲情面的惩罚，比父亲那种只知道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方法好使多了。二叔长大了，成熟了，懂事了。
在走街串巷送信的时候，二叔认识了我妈，知道我妈的男人——二姐的生父闯关东去了，知道他在外面有了相好了，知道他提出离婚了，知道我妈被抛弃了。
机灵的二叔，打起了我妈的主意，借来来回回送信的机会，给我妈和他哥做起了媒。我妈看着帅气精明的二叔，心想他哥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就答应了婚事。
当我妈被二叔用自行车驮到我家时，看到那个像老头一样的父亲，非常失望。因为沉重的生活压力把42岁的父亲打磨成了62岁的模样。
我妈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毕竟她是被花心的男人抛弃的，毕竟父亲死了老婆十几年都没再娶，是难得一遇的情深义重的男人。
我妈带着我六岁的二姐嫁过来的当年，二叔也要成亲了。二婶是本村的姑娘，自己长得不好看，却对好看有很强的执念，她看中了二叔的帅气，完全不顾我家穷得叮当响的事实。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几十年后，当二叔因心梗突然离世时，二婶这个七十多岁的农村女人，哭得撕心裂肺:今天不对劲啊，我老远看着他走过来，心想老王怎么今天这么漂亮这么好看啊，我笨啊，没想到他这是今天要走了啊……
虽然当年二婶这个超级颜控没提任何要求，但结婚总得有房子啊，父亲不想委屈了二婶，就把他们住的家拾掇拾掇腾给了二叔，他带着三叔、我妈、我二姐搬到了大爷爷大奶奶留下的那个破房子里。
那时高中毕业的大姐，已经在县城的化肥厂当了合同制工人。平时住宿舍，很少回家，我妈嫁过来后，可能是多了后娘，她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就导致了我跟大姐的感情很寡淡，在我心里，她不是姐姐，是有点陌生的客人。
那个老房子长久没人打理，已经四处漏风。父亲边凑合住着边给房子加固，慢慢也有了家的模样。那几年，父亲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有了我妈这个女主人，家更像个家。
我妈是一个不到一米五的小个子女人，身体骨弱，干不了重活，在生产队只做帮人看看孩子磨磨镰刀这样的后勤工作，回家后操持一家几口人的饭，已经让她很吃力，父亲在码头劳累一天，下班回家，还得继续挑水，和猪食，喂猪，依然忙得脚不沾地。但父亲的心情却高昂了起来，话也明显多了。尤其我那外号叫“叮叮当”的妈，喜欢开玩笑，话又多又密，父亲仅仅回应她，就得比以前多说很多话。
又过两年，三叔当兵去了，这次是父亲对村干部苦苦哀求的结果。因为当了兵，三叔才可能娶上媳妇，如果打了光棍，父亲没法跟自己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
姑姑结婚生子了，二叔工作娶亲了，三叔当兵去了，大姐也上班了，好事成群结队地来啦，日子有了柳暗花明的感觉，父亲的眉头舒展了。
然而还有更大的喜事等着他，那就是我出生了。我的出生，在我家绝对是一件隆重的事。43岁的父亲喜极而泣，他强压着自己的激动，在院子里转着圈圈，像个无头苍蝇。
我出生在冬月的一个半夜时分，据德才叔说，当时天还不亮，父亲就一头闯进他家，没头没脑地撂下一句“生了，带把的”，然后扭头就走，走得虎虎生威，走得气势磅礴。
我在父亲43岁、母亲37岁那年来到人世间，注定是受宠的。举个例子:大家都说我小时候是用钙奶饼干摞起来的。那可是七十年代的农村，虽不至于饿肚子，但饼干绝对是稀罕物。在我快五十岁的今天，每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忆苦思甜时，还会有人提起饼干这个茬。
又扯远了，再跟我回到七十年代吧。
斗转星移，三叔转业回来了，意味着他也该娶亲了。家穷，人直楞蛮横，三叔除了当过兵这个名头，再无过人之处。好容易有人来说媒，父亲赶紧应承下来。但三婶远没二婶好说话，没有房子坚决不嫁。
当大哥的，总得一碗水端平。既然二叔结婚时有单独的房子，即便三婶不提要求，父亲也在考虑房子的问题。他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嗫嚅着跟我妈开了口:知道对不住你，可我也实在没法子，要不把这个房倒给他三叔？等把他的婚事办妥了，我就攒钱准备给咱盖新房。
我妈白了父亲一眼:行，我带着孩子住大街上，宽拓。
父亲赶紧陪笑脸:我已经跟德才说好了，他家还有闲置的三间老房，咱先借着凑合两年。
于是，父亲再一次领着老婆孩子搬了家，但搬家前跟三叔说好了，院里的两棵梧桐树必须留给我们，将来盖房子好添巴着用。
到父亲退休那年，盖房子的钱和材料终于准备得差不多了。眼看不用再那么劳累，也马上要有新房子住了，父亲很开心。但开心在眼尾眉梢还没招摇两天，父亲又作了难。
虽然扛大包，但父亲毕竟是端铁饭碗的，他退休，就意味着他的子女可以接班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妈女人见识，爱贪便宜，她整天在父亲耳旁扇风:瑞香已经是合同工了，又结了婚，这次接班怎么也得让瑞琴去。
大姐瑞香可不是吃素的:合同工跟正式工能一样？谁的亲爹？这事从哪论，也轮不到一个带来的。
父亲夹在老婆和闺女中间左右为难，他觉得我妈跟着他不容易，有心把机会让给二姐，可大姐那头他实在开不了口，况且自己的闺女自己知道，那叫一个强势和霸道。
父亲打算找别人劝劝大姐，机会还没找到，二叔捎话了:瑞香说了，坚决不同意让瑞琴接班，她誓死必争，而且她打听了，瑞琴不满14岁，没有接班资格。
父亲满嘴的牙开始一个个往下掉，吃着吃着饭就会吐出一颗。我妈害怕了，哭闹了了几次后就不了了之。这时大姐回来一趟，跟父亲说，班我接定了，将来我供俺弟上学，养俺娘的老。
虽然家里暗流涌动，但至少表面风平浪静了。父亲退休后，大姐接班成了正式工，离开化肥厂，去了码头上的供销社上班。在那个计划供应的年代，粮有粮票，布有布票，买斤白糖都靠票，供销社可是个肥差，谁都高看一眼。大姐成了村民们眼里的红人，她也越发得觉得接班接对了。
可这时父亲病了。开始只是瘦，脸色难看，大家都没太当回事，以为他是因接班的事造思想罪造的，等到肚子疼得受不了去检查时，直接被医生判了死刑——肝癌晚期。疼劲上来时，父亲蜷缩在炕上，没牙的嘴用力地抿着，不出声，指甲却把土墙抠得嘎吱嘎吱响。
父亲病重时，大姐已经怀孕了，偶尔挺着肚子送来一些点心，陪着父亲说几句宽慰的话。二叔三叔极少来，一个在邮局上班，一个在码头做了搬运工，都忙得很，都忙得记不起还有个大哥。
可能那个年代的孩子懂事晚，我虽然七岁了，可对即将面临的灾难浑然不觉，仍旧在村里疯玩。每当吃饭时回到家，疼劲过去的父亲，总是苍白着脸，用那无力的眼神死死盯着我，只盯得我不自在，盯得我浑身发麻，经常挂在父亲身上嬉闹的我，开始刻意躲着他。
父亲对不来看他的二叔三叔很失望，晚上睡觉时，经常摸着我的头，幽怨地说:要不是为了那俩畜力（牲畜），我的儿子怎会这么小。
我妈大多数时间在一旁啜泣，有时忍不住也会嚎啕大哭几声。不知道睡在另一间屋里的二姐啥情况，反正我总是一动不动，假装睡得很沉。
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那一天还是来了。父亲走得前所未有的风光，全村人都撂下手头的活计，涌到街上，搬运队的领导和工友们也来了，大家都流着泪，跟着灵车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把父亲埋在村后的山上后，我放学回家经常找不到我妈，二姐说，我妈又趴在村子中间那条大沟沿上哭去了。
那条沟底和沟沿都杂乱长着树的大沟，把村子一分两半，是分界线，也是村里南北大战的战场，孩子们经常互相拿着石头隔沟开火。
我们住在沟南，不到万不得已，我妈都不到沟北去，因为那沟爬起来太费劲了。然而悲痛给了她力量，她经常一个人趴在沟里哭，哭父亲，哭她的命。哭够了，再拽着树蹒跚着爬上来，回到沟南的家，假装啥事也没有。
父亲就这样走了，留给世人的，是一个虚无的大好人的名声，留给我和我妈的，只有几百块钱和一堆建房的材料。当然，这里面不包括三叔院里那两棵梧桐树，因为三婶说，她可没听说过什么，树在谁的院子里可不就归谁嘛。
父亲终其一生，连累了两个女人，养大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一个女儿，一个继女，却撇下了我——他亲生的8岁的儿子。当我成年后，尤其做了父亲后，我能刻骨地体会到，他走的时候多么遗憾，多么不甘，多么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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