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佛教外传的世界性
佛教的外传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当时孔雀王国第三代阿育王鼎力支持佛教，他为了弘扬佛法，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开创了佛教向境外传播的先例。
到公元一世纪，大乘佛教兴起后，佛教掀起了向外传播的高潮。
佛教外传可以概括为南传和北传两个方向。其中南传路线有一条，它是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再到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直到我国云南省傣族、崩龙、布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
这是一条小乘上座部的传播路线，其经典以巴利文或其他文字拼写巴利语编成，经典数量比较少，且内容简单。
北传路线有两条，其中一条从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开始，经我国西藏传入内地，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另一条由现今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再由西藏传入蒙古、西伯利亚及中国内地。
北传佛教以大乘和金刚乘为主，其经典大多是从中亚各民族和印度梵文陆续译成汉文和藏文的，内容极其庞杂。
其中，日本和朝鲜长期使用汉文经典，直到近代才出现日文佛经。
佛教之所以能够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是扎根于东南亚各国，成为世界性宗教，这是由它的内在特质决定的。
大家知道，佛教虽然成长于印度文化，但它不像婆罗门教植根于种姓制度，这类印度特有文化之上，而是集结了印度优秀文化的精髓，具有融入世界，与他国文化相交融的潜质。
例如，佛陀关于世界无常和缘起的理论，揭示了人生在世各种困惑的原因。
又如，佛陀关于“四谛”、“八正道”等说教揭示了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解脱的途径。
又如，佛陀关于众生平等的说教，符合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
又如，佛教把慈悲作为道德崇尚的对象与神明崇拜相结合，从而激发了人性善的一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佛教的理论能够从基本人性出发，具有广泛的普适性，这是佛教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所具备的优秀特质。
第八节 佛教在印度的兴盛与消亡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末诞生后，在印度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关于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本文在“佛教诞生的社会背景”一节里已有叙述，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印度群雄割据，相互攻伐，社会处于极度动乱之中。
人们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里，迫切获得心灵上的安慰。然而，作为印度传统宗教的的婆罗门教，只想维护自己的种姓特权，却无暇顾及人们的精神问题。
而佛陀的说教正好契合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精神诉求，以及上层刹帝利欲改革时弊，谋求安邦治国新道的要求。有了这些因素，佛教的兴起便有了顺风顺水的机缘。
佛教虽然应运而生，但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走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
佛教诞生二百多年后，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迎来了第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期。
当时，孔雀王朝第三代阿育王信奉佛教，他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不惜调动国家资源去广建塔寺，还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并促成佛教徒第三次结集来整理经典。
由于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全境，建成幅员辽阔的大印度，因此佛教得益于从地方走向全国，取代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而兴盛一时。
但阿育王死后四十年，孔雀王朝就灭亡了。继而代之的是巽伽王朝和甘婆王朝，两个朝代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28年，共计统治了160年。
在这一个半多世纪里，诸王均信奉婆罗门教而打压佛教。幸好这两个朝代的版图一个比一个小，给僧侣们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使得佛教的发展只是受到了挫折，没有遭到灭顶之灾。
到公元前28年，甘婆王朝被南方的安度罗攻灭后，佛教的处境虽然稍有好转，却依旧摆脱不了受排挤的地位。
直到公元一世纪，原在中国西北地区游牧的月支人西迁南下，在中亚地区（包括印度的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国。
贵霜王国第三代君主伽腻色伽信奉佛教，他效法阿育王礼遇僧侣，弘扬佛法，赞助并组织佛僧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来整理经典。因此，佛教又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
在这次大发展中，“大乘”派崛起成为佛教的主流，使得佛教面貌一新。
其中有两个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在理论方面，大乘佛教提出了一个关于菩萨的说教，将佛教的神明崇拜，与道德（善的最高境界——慈悲）崇尚相结合，为佛教争取到了无数的善男信女，并对佛教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直到目前，人们对菩萨这个大慈大悲之化身的顶礼膜拜，依然是佛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是在实践方面，佛教开创了塑造佛像和菩萨像的历史。
大乘佛教之所以提倡塑造佛像和菩萨像，是与当时贵霜王国居民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由于贵霜王国位于传统的“丝绸之路”上，而“丝绸之路”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之地，因此这里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率希腊军东征以后，就开始有希腊人移居。
到贵霜王国时期，这里已经居住了大量希腊移民，并把他们塑造神像的文化传统带了过来。
当他们皈依佛门后，也就很自然地把这个传统带进了佛教。大乘佛教审时度势，大力提倡塑造佛像、菩萨像。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迎合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是让佛陀、菩萨走进了有形的神殿，供人们顶礼膜拜。
由于这一举措满足了信众的精神诉求，因此塑造佛像、菩萨像很快便成为一种时尚，被广大信众所追捧。一个独具特色的“犍陀罗艺术”就这样渐渐形成，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总之，在这次佛教大发展中，佛教从理论到实践，都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使得佛教的繁荣与昌盛又延续了几个世纪。
到公元六世纪以后，佛教自身产生了两种不良倾向。
一是部分宗教高层沉湎于琐碎的哲理探讨，从而脱离了基层广大信众。
二是一些僧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放弃对佛教义理的探讨，抛弃传统的禅定、思辨等修行方法，反而以设坛场，举行秘密宗教仪式等低俗活动来代替修行，甚至用驱灾祛邪、降鬼捉妖的法事蛊惑信众。
这种与佛教的原有宗旨渐行渐远的行径，必然会削弱佛教原本强大的人文气场，降低佛教神圣的感召力，从根本上改变佛教优良的内在特质。
相比之下，曾一度衰落的婆罗门教，却注意吸收其他宗教的有益因素，改革教规教义，创新本教理论，在励精图治中争取信众。
到公元九世纪，已经复兴并改造为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婆罗门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东山再起，一举取代佛教的国教地位。从此，佛教一蹶不振，在印度不断被边缘化。
然而，屋漏又遭连阴雨，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阿富汗境内的穆斯林国家——伽色尼多次入侵印度。
侵入印度的穆斯林为了打击异教徒，他们破坏佛教寺庙，劫掠财富，滥杀僧侣。
佛教就这样，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每况愈下，变得形只影单，破败不堪。
到十三世纪，外来的穆斯林封建主统治了印度北部后。南方印度教徒在本地封建主庇护下，得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没有政治靠山的佛教惨遭灭顶之灾，寺院全部被摧毁，教徒在残酷迫害中统统遣散。从此，佛教便在它的故乡印度消亡了。
直到19世纪末，印度佛教又开始重建。不过，发展速度十分缓慢，至今信徒甚少，与9世纪以前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更无法与作为国教的印度教（新婆罗门教）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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