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主将，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整合具体建构了自己的批判理论，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压抑性本质并尝试着给出一条通向人的解放的出路。
•文明的压抑与“额外压抑”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文明离不开对本能的压抑，真正意义上的非压抑性文明不可能存在。
伴随着本能压抑过程的是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向。即从直接的满足过渡到延迟满足，放弃没有压抑的原始状态换取安全感。现实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是“捍卫”，不仅没有“否定”而是“修正”了快乐原则，它放弃了简单直接但不确定、破坏性的快乐，而图谋稳定、安全的快乐。但快乐不仅被改变了形式，更被改变了实质。此时人的欲望，人对现实的改变其实是被社会组织起来的。
现实原则必须在人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重建。这就表明它对快乐原则的征服一开始就是不完全、不稳固的。快乐原则的原始力量虽被压抑，但依然存在。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为了克服其回归，个体将他的主人及其命令向内投射入心理机制，在人的精神中得到了自我蕃衍。生存斗争的压力催生了压抑，因而不存在非压抑性文明。
但是马尔库塞强调，有一些压抑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是不必要的，他称其为“额外压抑”（也叫做“剩余压抑”）。相对于基本压抑（任何文明想要存续所必须制造的压抑），它是特定统治机构所施加的、为了维持特定形式社会组织存续的压抑，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人的异化、封建礼教的陈规旧俗对人的束缚等等。
与额外压抑配套的是“操作原则”，也即社会根据其成员竞争性的经济的操作活动而划分阶层的过程，是现实原则的另一面，主体侧是适应社会、社会侧是控制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为异化，人的生活不属于自己，而是在履行预先设定好的功能，并按照社会规定的方式喜乐，对此习以为常。“他的爱欲操作已被纳入社会操作的同一轨道”，也就是说，人被社会驯化了。
操作原则将“快乐自我”或是本我阉割了，快乐自我面对全面的压抑与限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性倒错与幻想。主体将性欲与功利的生殖目的分离，来反对“父亲的再现”，反对机械式的异化。压抑越强，它会找到更多的泄洪口。然而这些反抗被操作原则定义为非法，最终沦落到文明的边缘地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精神病。所谓精神病，或是各种倒错，根本上只是社会/权力总体对违规者的流放与惩罚而已，就像德勒兹、加塔利甚至托马斯沙茨之流一再强调的那样。
•文明的辩证法
弗洛伊德也发现了，文明的进步以压抑为前提，但却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破坏力量的释放。超我之中也蕴藏着死亡本能，理性无法长久防范强大的野蛮状态，战争、民族主义甚至是系统性的对立歧视都是如此，理性演变成了非理性，所谓“大是大非前不讲科学”云云。
为什么呢？爱欲将消除非性欲的结构，它具有与生俱来的破坏性。而文明为了维持自己的存续，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它，以非性欲化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爱欲又有建设性意义，它使孤立的个体团结为共同体，自然状态下它用于平衡人类的攻击驱力死亡本能，但是现在爱欲被压抑了，于是死本能就失控了。
为了更好地让读者理解，马尔库塞在宏观上梳理了一遍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压抑逻辑：统治阶层逐渐成为了秩序的代名词，与社会的命运深度绑定，那么此时的反抗就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罪恶。但是文明的进步消解了这种合理性，生产力发展但人并没有得到相应解放甚至成了一种可供互相交流可供维持生产的工具时，自由的呼声就有可能再次响起，为此操作原则必须相应调整。以前控制的是爱欲，现在要控制意识与思想，用大众文化提倡“无思想的闲暇活动”。性道德的松弛最终使它成为一个橱窗里的玩具，一项僵死的工作。具象的父亲、主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转变为了多产高效的控制网络，现实原则被内化，自由是虚伪而无望的，商品和服务控制、塑造了人，为了这种控制他们还必须付出劳动与自由时间。“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
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管理的权力已足以使整个社会免受直接的攻击，但要根除积聚起来的攻击性就力不从心了。这种攻击性转向了那些不属于整体的人、其生存为整体所否定的人。于是出现了破坏性的倒退，战争、政治迫害接连发生。就像翁贝托在《树敌》中阐述的那样，当破坏本能再也压制不住时，我们的统治者就施展手段，将仇恨作为凝聚力量的工具。《1984》里的三大帝国为何始终争战不休，也正是这个原因。
•超越现实原则
那么，有没有破除额外压抑、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呢？马尔库塞指出，必须首先证明，在成熟文明的条件下力比多（Libido，精神分析理论中以性欲为基础的心理能量）有可能得到非压抑性的发展，非压抑性文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最引人注目的心理活动是幻想，它一定程度上不受现实原则控制，把无意识的最深层次与意识的最高产物（艺术）相联系，把梦想与现实相联系；它保存了古老的，但被压抑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观念，保存了被禁忌的自由形象。
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幻想的发生与快乐原则之间的本质联系。想象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的经验的真理价值，这就是超越对抗性的人类实在。在想象中，个体与整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和，客观上是一种乌托邦，但幻想坚持认为它能成为现实。它包含了知觉与理解，包含主观与客观，最后演变为艺术与美学（对幻觉的认识功能的分析）。美学形式的背后乃是美感与理性的被压抑的和谐，是对统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持久抗议。弗洛姆-赖克曼也站在同一立场，她认为，艺术家是反叛旧习和讲真话的人，是疯狂世界里唯一清醒的人。
具体而言，审美如何跃进到非压抑性升华的呢？马尔库塞引用康德的学说进行了论证。在审美想象中，感性为某个客观秩序产生了普遍有效的原则。规定这个秩序的两个主要范畴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无规律的合规律性”。这两个范畴，超出了康德的背景，确定了一种真正非压抑性秩序的本质。第一个范畴规定了美的结构，第二个范畴则规定了自由的结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被解放了的自然和人的潜能的自由消遣中得到的满足。审美想象是感性知觉，因而是接受的，但也是创造性的，在它自身的自由综合中创造了美。
审美的革命性在于，美学不仅是逻辑的姊妹又是它的对手，艺术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在表象感性秩序时，它使用了一种受到禁忌的逻辑，即与压抑的逻辑相对立的满足的逻辑。在升华了的审美形式背后，出现了未升华的内容，即艺术对快乐原则的服从。诚如席勒的美学理论，真正的问题在于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在于理性对感性的压迫，只有第三种冲动审美冲动才能调和，这里，审美经验将阻止使人成为劳动工具的暴力的、开发性的生产。
艺术即解放。马尔库塞总结道，艺术是最明显的“被压抑物的回归”，它生成了对没有成功的解放、被抛弃的诺言的无意识记忆，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在一种非自由状态中，艺术只能通过否定非自由来维持自由的形象”（阿多诺语）。然而艺术对形式的依附往往使其过于软弱，不管是对抗还是调和，它都要被审美标准审视，甚至被政治权力凝视。
而梦与游戏那样的超现实结构则更为自由，要求超出现实原则的满足，超越了个体化原则，与爱欲同一。幻想中的爱欲不是反常表现，它的目标是“爱欲的现实”。想象的真理价值不仅与过去原始社会相关，又与未来有关，甚至具有实践意义。从此原始时代—中间过渡时代—自由时代的桥梁若隐若现。
大拒绝。艺术与幻想在这一点上走向了一致：否定额外压抑，争取最高自由与人的解放。艺术与实际的不相符恰恰反映了它的真实（怀特海）。只有艺术才能平安无事地表达这个反抗，政治、哲学上的尝试往往被认为是乌托邦（出于操作原则的控制）。
就实践而言，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意味着拒绝使资本主义统治永恒化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拒绝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拒绝使用死气沉沉的语言、穿戴整洁的服装、享用富裕社会的精巧物品、接受为它服务的教育、生产反对人民而保护统治者的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等等。
在实践上，在成熟工业文明的“理想”条件下，劳动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劳动时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劳动机能可以相互交换，所有这些便结束了异化状态。然后必须缩短工作时间，用一定生活水平换取自由，可以不管那些电冰箱汽车房子（都是操作原则），真正的文明在于原罪、负罪感的消除。当然，更好的情况是物质更加丰富，大家能满足需要，现实原则向快乐原则转变。但弗洛伊德认为这会导致文明的倒退，自由的力比多关系本质上是与工作关系相冲突的，而想要维持文明劳动不可避免，因此压抑无可避免。
马尔库塞则认为，只需要消除迎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额外压抑就行，与此相应的是社会组织的崩坏，但劳动本身不会因此失去存在基础，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组织：
一种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出现就将改变而不是破坏劳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爱欲的解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
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生产率至上主义。它所表达的是对休闲、放纵和伸手的愤愤不平的诽谤，是对身心的低级要求的征服，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为此，我们必须消除异化劳动，将操作原则与生产率分离，让它服务于个体发展。与此伴随着的是本能原动力的一系列变动。
•解放爱欲，对抗有限性
解放人类势必要解放爱欲，解放爱欲就必须“重新发现”爱欲，马尔库塞将爱欲置于一个崇高的位置。我们首先要明白爱欲作为非压抑性升华的地位，压抑性升华其力比多转变了目标与对象，但非压抑性升华不同，“它们没有放弃其直接的性目标，但内在的抵抗使它们不能达到这些目标。只要得到一些近似的满足，它们也就满意了。”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社会本能，包括父母子女亲情、朋友友情，甚至是同性恋，“具有一种发展文化的非生殖器恋趋向”，从压抑性力比多向非压抑性力比多的转变就是性欲向爱欲的转变，爱欲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爱欲的敌人不只是现实原则的压抑，它还必须面对自身内部障碍，马尔库塞最有力量的一处表述即在于此。爱欲本能自身就有一种抵抗自身的冲动，因为人必须面对死亡，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与焦虑消解着快乐原则的享乐，它使得非压抑性文明显得不现实：死亡或是说个体有限性就是最大的压抑源。只要一出生，那么便有“真正的天堂只能是逝去的天堂”，爱欲无需忧虑消逝的只能是过去。
只有真正解放人本身，将理性与感性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时间，对抗死亡，在死亡之前实现大写的人。马尔库塞乐观地指出，在非压抑性秩序之下，主张解除张力终止痛苦的保守的死亡本能将会与现实原则相协调。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压抑性现存秩序被打倒。
•昨天与今天
谈及左派的文化批判就不能不提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格局。毕竟，“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那是一个美苏冷战愈演愈烈的时代，压抑的秩序正在不断为“富裕社会”付出代价，国内压迫与国际压迫交迭出现并互相掩护，不时闪现的战争危险让人们惴惴不安。另一条线索则是反压抑的斗争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不管是南美游弋的游击队还是巴黎走上街头唱起《国际歌》的学生，不管是嬉皮士还是美国反越战的游行队伍，马尔库塞们都能从中发现一缕希望的曙光，哪怕虚伪的自由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很快发现并弥补了系统的缺漏，挽救了危机，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自由，却使利己主义、个人利益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任何高尚的原则、超越的价值规范乃至社会团结都陷入了危机。面对这样的格局，左派所谓的阶级斗争、人类解放的话语似乎显得过时，最终陷入了“想象力的总体危机”。
于是就有了现代批判向后现代批判的转向。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就向新自由主义开火：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解构了总体性，抬高多元性，但本质上依然是压制主体、使公民臣服的主权模式。社会的权力分散化了、局部化了，左派的策略也应当相应跟进，不能还是像以前一样总体批判大众文化，而应当各自出击。这就是后现代的批判，敌人化整为零，我们也化整为零，但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系统性的丧失，左派没法建构一个行而有效的新秩序代替现有秩序，哪怕是理论上也不行。
到了今天，新自由主义已经千疮百孔，2008经济危机、2016特朗普上台、2020新冠危机以及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右转一系列事件无不证明传统精英们所坚持的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但是旧秩序的荼毒已深，压抑仍然存在。你说爱欲在哪里，抱歉，没有人关心爱欲。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做最精致的自己”“你值得拥有”云云，消费主义祸害人），每个人都不想理解其他人，只愿意在不断地辩经中重申自己的立场。社会走向互相分离而不是团结。（关于自恋神经症与爱欲的消亡，请参考韩炳哲的《爱欲之死》）
爱欲已经长眠不醒，能否获得解放，全看未来新一轮范式革命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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