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称呼是“他”吧，并非是作者有意在起名上偷懒，而是他的名字的确不值一提。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那天，他去派出所签字，想了十几秒才把自己名字中的“禹”想起来。警察劝他，不行你就写个“雨”吧，写个“y”也行，我们其实只要你的身份证就行了，现在都是电子登记的。等他走后，警察相互嘀咕：想不到现在还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文盲。
其实他不是文盲，他还读了不少书，早年在药厂上班几年，他跟一个光头同事经常看俄国文学，从契科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是很喜欢“斯基”，觉得《卡拉马佐夫兄弟》删掉三分之一的废话会更好。药厂工作比较闲，每天大把的时间，他一觉得无聊就去啃大部头，不知不觉，那些有名的俄国文学作品他都读完了。他跟光头说，他喜欢那种冰天雪地的感觉。有一年光头大半夜吃烧烤中毒，死了，他离开了那家药厂，再也不愿意工作了，也不读俄国文学了。听说还离了婚，有没有孩子不知道。药厂上班那几年光头老叫他“小孩”，光头死了，他也老了，他不是小孩了。名字更无意义。除非事务必要，人们用对他笑笑，点点头，或者说哎，以引起他的注意。
今天他出门取一束花，是康乃馨，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给妈妈送花。接到电话的时候，电影正放到高潮。黑灯瞎火的他盘起身，听一个年轻护工说，她的身体不行了。几次确认后，他终于给电视机摁了个暂停，是智能电视，可以投屏，回来还能接着看。花店老板说，康乃馨适合送给母亲。他说，包起来吧。老板说，您真孝顺，现在孝顺的人不多了，对了，您知道康乃馨的花语吗。他其实不知道，但是不想跟老板废话，于是点点头，把花放进大衣里面，匆匆挤进地铁。
今天地铁三号线的人真多，我挤在两个肥胖男人中间，右手死死勾住上面的栏杆，像只猴子，脚伸不直，下面不知道谁放了一筐土豆，只能用一只脚尖踮着。每次车急停一下，我的小腿就会让那筐土豆硌得生疼。我是个温柔的人，可也快要爆发了。这到底是谁放的土豆。我刚想发作，背后有人骂骂咧咧起来。我扭身过去，一个中年男的，个不高，穿个灰色大衣，好像很久没洗了，模样邋遢。一个男大学生吼他，你让一让怎么了，非要挤中间，你这人有没有素质？他操着一口不知道哪里的方言说：我就站这的。有点委屈，有点窝囊，但也显然是不愿意屈服的。男大学生旁边那个女孩似乎是他朋友，拉着他的胳膊说：行了，行了。这四个字让男友更加恼火，怎么能行了呢，他必须道歉，他刚才撞了我。
说句公道话，在三号线地铁，没有谁撞谁，大家都是互相撞，牛顿三定律不是说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且那个中年人也没动，只是说拒绝往里面走。当然了，也有他的不对。
他怀里掏出一把枪。枪口先对了对自己，然后慢慢移向那个吵闹的男孩。所有人霎时间安静了下来，车上没有报警器，或者说即便有，也没有人注意到。那是一把真枪吗？我脑袋有点乱，突然后悔不该这么一大早去逛什么动物园，可是我已经很多年没逛动物园了。今年冬天，我会离开这个城市，可能去一个偏乡下的地方，盖一间小木屋，兴许还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姑娘，度过以后的生命。这不完全是梭罗情结啊，选择乡下主要还是因为便宜，毕竟梭罗自己也承认了，瓦尔登湖的生活并不是什么远方，住在湖边的好处主要是便宜。一个月几十美元来着，我记不清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脚下的土豆。
在他举起枪的一刻，整个车间仿佛沐浴在一种神圣的气氛里。原本拥挤、吵闹的车厢环境，瞬间变得像个教堂，恐惧、紧张、不确定，大家安静了下来。仿佛小时候每当看见老师拿着一叠批改过的厚厚的考卷一脸严肃地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大家深沉的喘息声。同桌是个女孩，留着一头披肩的头发，上面总有洗发水的味道，发育比同龄人快，偏科，语数外样样不行，就是体育好，尤其擅长三级跳。有一次在体育课，她给我表演三级跳，我说像一只山羊。她生气了，我说，山羊是一个好词，童话故事里面经常出现，还有山羊爷爷。她一周没理我。总有男生下课找她聊天。当年我还不懂情为何物，更不懂怜香惜玉，下课我说，老师发试卷的时候，你是不是发屁了？她说，你才放屁，我没有。我说，那是谁？她说，爱谁谁！她又连续一个月没理我。后来她转学了，我已经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
要不是他举起枪，我压根都不会想起这些事。可能动物在临死关头，总会不厌其烦地思考，我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发生什么真正值得纪念的事，就是“回光返照”啊，尽管答案也可能是人生其实只是一次偶然。而意义，对每个人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听说那是一把假枪，一把以假乱真的枪，而且没有子弹。这件事还稍稍引起了地方小报的骚动，同车厢的一位阿婆回到家之后突发脑溢血，几天后去世了。谁也不知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警察调出监控，查到了他的住址。他住在番禺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家里白天还拉着窗帘。警察冲进去的时候喊道，“不许动！”他窝在床上，怀里抱着一包吃剩的薯片表情狰狞而愤怒，接着又柔软了下来，最后他哭了。警察说，老实点。他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警察说，不行。他说，我脚麻了。电视机还在跳动，一个手握双枪的男人在屋顶上窜上窜下，一个港片。警察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四十六把“枪”，其实都是小孩玩的塑料玩具。没有一发子弹。他说：这是我的爱好。警察说：尊重你的爱好，但是你不能在公共场合随便乱掏枪，哪怕是一把没有子弹的假枪。
从笔录中，我们知道他最近几年仿佛顿悟一般，在出租屋看电影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说，可能我是一个绝顶高手，或者说，在另一个平行世界，我是一个绝顶高手。我手持双枪，为了复仇跨越半个美洲，绝不手软。可是在这个世界，我只能碌碌无为。做笔录的警察说，为什么不报警校？他说，体检不合格。这几乎是日常生活最微不足道的事，笔录做了半小时，让他交了点罚款，就让他走了。隔壁一家三口的遭遇更惨，女儿初中学历，刚学会了智能手机，下了一堆APP，不亦乐乎。然后遭遇网络诈骗，把摆水果摊父母的好不容易攒的五万积蓄转给了骗子，一个月后等提利息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拉黑了。他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即便给他真的双枪，他能帮这一家三口解决问题吗？恐怕不能。他有点怀念他在地铁里举枪的那个时刻，那是让他无比幸福的高光时刻，也是他距离自己理想人格最接近的时候。他在新港东路点了一份牛肉饭。
那天他也是从新港东路出来的，妈妈就住在地铁口附近的医院。走得太急，那束康乃馨被来往的行人刮得乱七八糟，掉了小一半。进病房之前，他小心把花上的每一朵花瓣摆好。闻了闻才走了进去，这是他第一次给母亲送花。她看到后，在病床上微微往后靠了一下，想起生命中数次被送花的经历，最后一次是她的儿子。她也闻了闻，发现没有什么味道。几天后她去世了。仪式办得并不隆重，往来的亲戚寥寥。有个远方的表姐帮忙处理了后事，她问他今后什么打算。他摇摇头。然后重新钻回他的出租屋，沉迷在声光电的世界中。他用母亲的遗产屯了很多方便食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一个人站在床上，拿着德式、美式、苏联的手枪，对着空气眯着眼，仿佛在寻找一个裂痕。这样的日子，他不知道要过多久。
而我也时常想起那天在地铁车厢里的神秘时刻，当他掏出手枪的时候，我如同回到了远隔数年再也回不去的那个课室。大家表情严肃，心情紧张。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呢？时间变慢了，慢到可以听到自己的、别人的呼吸声，纸张和桌子的摩擦声。记忆加速流淌，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没有。当我陷入一种精神迷乱之境，偏偏看见他似羞怯的退场演员，把手枪塞进肥厚的裤子，从人群里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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