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初读本章，我们会认为这一章包含着两个意思，即“圣人不积”之前和之后，而且似乎也没有多大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现行本的《老子》作为老子的原作，那么，我们可以把本章作为老子对他的这篇著作的总结。
对于自己的理论，老子苦口婆心地说了五千字，而且认为“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但“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为此，老子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但他最后还是强调几点。
信言不美，就是真话不是那么美丽动人；美言不信，就是好听的话不能让人相信。老子认为，他所宣扬的“道”，听起来也许没有那么动听，但这确实是至理之言，是信言，而且“言有宗，事有君”，但是，那些听起来动听的话，则不一定言有宗、事有君了。
老子讲“信”，只是客观来讲。同样是道家的庄子学派讲“真”，做人要真诚。“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做人，要有真情实感，要发自内心，表里如一，不可虚伪，这样才能打动人。如果表面一套，心里一套，说谎话，行伪事，为人不真诚，不是真人。用孟子的语气来讲，可以说非人也，禽兽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讲诚信的。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那些一脸媚相、说话动听的人，很少是仁人。更可耻的是，不仅一脸媚相、说话动听，还把对人的不满意隐藏起来，表面上装着当好朋友，这样的人就更可耻了。“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一贯主张谨言慎行，不轻易允诺，不轻易表态，如果做不到，就会失信于人。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人讲诚信，说话就要算话，否则就不要说了。“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所以孔子说，古人就不轻易说话，更不说随心所欲的话，因为他们以不能兑现允诺而感到耻辱。孔子还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言过其行也是可耻的。
孔子认为，古代的先贤也好，君子也好，还是能做到言出行随的。孔子虽然也提倡这一理念，但对于现在的有些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心里没谱。因为孔子是有过“教训”的。孔子的弟子宰予（子我）白天睡大觉，孔子很生气，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讲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论语·公冶长》）
但是，孔子讲诚信，并不是无条件的“言必信，行必果”。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在孔子眼里，不问是非、固执己见地讲言必信、行必果，只能算小人，勉强也能算个三等的士。《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柱而死。”尾生与人家大姑娘约会，约定在桥下见面，结果这姑娘一直没来，尾生就等啊等啊，没等来姑娘，等来了大水。尾生觉得不能失信，还在那里抱着桥柱子等，结果就淹死了。《战国策》《庄子》《淮南子》等也都记载了这件事。盗跖还拿尾生的事大骂儒家是假仁义（《庄子·盗跖》）。
孔子自己也做过“言行不一致”的事，是司马迁给记的这一笔：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
蒲人想讲和，放孔子走，但有个条件：我可以放你走，但你也不能再回卫国。孔子答应了，还跟人家盟了誓。但一出蒲城东门，就改道去了卫国。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不解，问：“这，这……这可以吗？”孔子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被胁迫签订的盟约，神都不愿意理。咱们还理他干啥？”孔子这么说，是有据可查的。《左传》记载，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晋国、郑国结盟。这一年，楚国伐郑，大夫子驷准备与楚讲和结盟，子孔、子乔说：“与大国盟，口血未干，可乎？”子驷、子展说：“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孔子认为，对于那些被胁迫而要求遵守的，是不符合义的，就不是讲信用的问题了。对于这样的“信”，神都不愿理，我们当然可以不遵守了。所以，到孟子的时候，就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君子也常常会陷入小人陷阱。孔子的弟子宰予（子我）问孔子，如果别人告诉一个仁者，说井里也有“仁”，那么，是不是也要跳进井里去求仁呢？孔子回答说，你傻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这种情况下，君子可以到井边看看，至于是否去求仁，还得视情况而定吧。如果井里有人，需要救助，可以想办法去救他，但如果条件不具备，你下去不但救不了人，自己也出不来，还是不要亲自下去，而是想办法去救人吧。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孔子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孟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其道”，意思是君子可能被小人用小伎俩欺骗一时，但是不可能被迷惑、被愚弄的，因为他们有大道在。这样的小伎俩，在君子那里也是不值一提的。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
从前有人送条活鱼给郑国的执政子产，子产叫主管池塘的小吏把它畜养在池塘里，那人却把鱼煮来吃了，返回来禀报说：“刚放进池塘里时，它还困乏懒动的样子，不一会儿就摇摆着尾巴游开了，一转眼就便悠然不见了。”子产说：“它找到适合它的地方了！它找到适合它的地方了！”那人从子产那里出来后说：“谁说子产聪明呢？我明明已经把鱼煮来吃了，可他还说‘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君子可能会被小人所欺骗，但是因为君子心中有大道，所以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来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方”与“道”是相反的两个词。方是末道小技，君子偶尔受小人欺骗，实乃平常之事；道是人生遵循的信条，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为别人、环境的影响而变动。
老子接着说，好人是不巧辩的，巧辩的人不是什么好人；明智的人不去博取过多的世俗智巧，过多地博取世俗智巧的人也不是什么明智的人。老子反对人们去学习过多的世俗知识、智巧，要求人们只要掌握大道就可以，因为世俗知识、智巧越多，人们的欲望就越大、越多，争夺也就越激烈。老子的这一观点在其他章也都有论述，如“绝学无忧”（第20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第47章）等。当然，老子在这里辩证地说这个问题，也不是全对，但至少给我们指出了某些事物表面现象与实质不不一致。
圣人、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从不为自己积累名声、财富，从不吝啬，而是尽自己所有去帮助别人，他自己反而变得更加“富有”；把一切都给了别人，他自己反而变得更加充实。大道的运行规律就是这样，施恩惠于万物而不损害它们；圣人的处世原则，是只帮助别人而从不与人争。这与“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7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10章），“夫唯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第32章），“万物恃之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第34章）等等，其意是一致的。
儒家也赞赏“为而不争”的境界。公元前484年，齐国攻击鲁国，两国打了一仗。在这一仗中，任职于季孙氏的冉求（子有）率军奋力冲击，但孟孙、叔孙氏的军队被齐军打了个稀里哗啦。孟之反（《左传》作孟之侧，或名侧）应该是孟孙氏军队的将军。当时，鲁军攻入齐军，但鲁国右军奔逃，齐军追赶，孟之反在全军之后最后回来，他抽出箭来打他的马，说：“我走在最后，是马不肯往前走。”孔子对此评论说：“义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战国策》也记载了一件与孟之反做的差不多的一件事。
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魏王说，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形地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悬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见敌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为臣之右手不倦赏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王曰：“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公叔当之矣。”（《战国策·魏策一）
魏国大夫公叔痤打了大胜仗，但把功劳归于吴起对士兵的教育、将士的英勇、魏王的明法，不为自己争功，结果得到了更多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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