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人远天涯近（3）

四十年，人远天涯近（3）

成为我生命轨道上最关键分岔点的那个冬天，并不是很冷。家父陪我坐上了从桂林开往上海的列车。

时代的变革，终于将我推入出国留学、异域寻梦的大潮。来送别的亲朋好友几十号人，挤满了我车窗前的站台。一个接一个和我握别，只说今后万事要自己当心，都不敢说“再见”，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去究竟几时能再见，甚至于，还能不能“再见”。

从当时正在扩建的虹桥机场起飞，我离开了我的骨肉家园，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那时候的飞机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飞过辽阔无比的太平洋，整个旅途要二十几个小时。

到了番邦，四处两眼一抹黑，少不得见风使舵、逢桥落蓬，一切从头学起。学说话、学开车、学端盘子打工学自己做饭，等到遇见犹太裔的汉肯老太太，又跟着她学做生意——从国内进口羊绒毛衣。

刚开始真的不容易。从美国打电话回去费用很高，从国内打过来更贵，联系最重要的工具是传真机。传真机“唰唰唰”地打印，一叠叠纸，要联通的不仅是时差，更有许多细节，许多障碍。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的厂家非常坚韧，非常耐心，全力配合。样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织造的工艺一再调整，为了赶船期全厂上下连夜加班——那种工作态度和效率，时常让汉肯老太太惊叹。

这个富商家庭出身的老太太一直以为，“中国”是一大片的偏远蛮荒，她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在此地举目无亲的我，不再回到那里去被冻饿而死。当她把柔软、轻薄，做工精良细致的羊绒毛衣成品拿到手上，惊叹之余，她才明白那片土地不仅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荒凉，更充满了莺飞草长的活力，布满了无限商机。于是，她决定送我回国。

1995年春天，我从纽约直飞香港，再转往广州，参加第77届春季“广交会”。

这一年，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政策由南向北推进。“广交会”正式结束了专业总公司组团的历史，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主角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逐步到了企业，中国外贸进入腾飞时代。“中国制造”的崛起创造了巨大财富，广交会场馆数天内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成交额以上百亿美元计。虽然还有不能正式参展的民营企业家守在大门口花钱买代表证，出价300-500人民币不等，但农民企业家邱继宝迫不及待地翻墙进入广交会找外商，被又罚款又罚站的故事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一大批“邱继宝” 从这个平台起步，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汇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洪流。

与此同时，当全球的商家朝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纷至沓来，很多中国企业却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低端产业链上加工车间的地位。这一届广交会一楼辟出了重点展区，两百多个展位，从纺织服装、电子仪器到自行车、摩托车，全是高附加值的国内名、优、新品牌商品。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后来声名鹊起的“鄂尔多斯”牌羊绒毛衣，从款式设计到编织工艺都可圈可点。 ——“中国制造”从此不再单纯依靠廉价抢滩，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崭露头角。

那时的广交会堪称花城最盛大的节日。展馆门外，卖小吃的摊贩和倒卖摊位的“黄牛”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学生们排长队寻求当翻译的机会，星级大酒店也摆开了阵势卖盒饭。出租车司机嘴上抱怨：都怪你们这些人，每年广交会这几天都害我们缺水、停电、堵车！可脸上是喜悦的，生意好得做不过来，日子如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怎么能不喜悦！

广交会结束之后我重新去美国总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飞回桂林。哥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单位的车，叔叔姑姑、堂表弟妹们浩浩荡荡来接机。

我这个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着左看右看：胖些了，在美国没生病啊？姑父和叔叔舅舅们只一个劲儿地追问：今天要吃什么？我带回去的拉杆箱也是稀罕的，姐妹们翻开我的行李箱逐件检视：整片斜裁、两层交错的真丝连衣裙、方格毛呢的大斗篷、印花缀水晶珠的大围巾、香水和化妆品、项链和各种小饰品……被她们瓜分一空。

还有更稀罕的事儿：当医生的婆母在这几天里确认我已怀有身孕。我是我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第一个第三代，我腹中的婴儿就是第一个第四代。这个消息可把家里炸开了锅了，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从上到下比过年还热闹。

寥寥数日的相聚之后我再飞走，那天桂林下大雨。这一次送我，不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了，改到机场的候机厅，还是乌鸦鸦几十号人。我在雨中走向飞机，哭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来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