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文责自负
“你娭毑总算搬到下面来住啦。”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在视频通话，当时离我上次回家已有大半年。爸爸正坐在小平房门口，仍旧是从老屋搬下来的那套椅子。我记得那约是十年前请木匠师傅上门来做的，当时我们一家三口都还住在老屋里。
如今奶奶终于愿意从摇摇欲坠的老屋里搬出来，至此，这个家里除了爷爷都已经离开了，老屋算是彻底告别了属于它的二十五年光阴。
算起来，老屋不过比我虚长几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叔叔两兄弟，白手起家，在分配所得的小山头上，挥着锄头、担着箢箕，挖空了一块山头用作建房地基。在对面另一个山头又掘出一井窑洞，自己动手烧制出当时称得上时髦的红砖。爸爸兄弟两个本就是学的泥瓦匠手艺，于是自己包干，事无巨细上阵父子兵，一砖一瓦砌出来村里第一栋两层楼房，也就是如今这栋老房子。
有一栋好屋，自然要配一口好井才完整。在我们当地，水井是居家必备。我不曾听说哪家哪户没有水井的，就连住在山湾里只有一间土坯房的单身汉家，水井也是不缺的。因此，打一口水井，也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花费功夫不比砌一间房屋少。
老井的位置定在了西北角，位于屋顶作为二楼露台的那间房旁边搭出的偏厅后，靠着山林，常年遮着树荫，竹林清音近在咫尺。爷爷请人用机器往地下钻二十米之后，爸爸两兄弟轮流下井，一个在上面和水泥，用小桶递下去，另一个自低处靠着自制竹梯，再然后便用麻绳吊住腰身，自下而上，将红砖一圈圈垒上来。到了井口，再在地面整整齐齐地砌一圈水泥台，里里外外都用砌刀刮得圆滑流畅，宛若玉璧天成。
老房子建成，照理该兄弟两个相继成家，蒸蒸日上。然而世事难料，作为长孙女，我却从未见过爷爷的面。关于爷爷的那件事，家里的长辈们讳莫如深。只能偶尔从奶奶深夜伤心时的哭诉中拼凑真相。爸妈成婚当晚，爷爷暴毙身亡，一场悲喜事使整个家庭蒙上阴影。不出两年，爸妈离婚，妈妈带着嫁妆一如来时风风火火地归了娘家。
待到我懂事的年月，老屋连同老井都有些年岁痕迹了。那时爸爸叔叔两兄弟已经分家。叔叔一家三口住西侧这半边。能干的叔叔在偏厅屋后打上木架，铺上黑瓦，遮住老井，算得上半间房的天井就成了。奶奶与我家住在一起，充当女主人的角色，为外出打工的爸爸扫除后顾之忧。而爷爷，只余一副黑白的面孔终日肃穆地立于神龛上，常住堂屋，看家人出入忙碌。
老井仍旧是大家共用的，一家人吃喝洗涮，都仰仗这口老井，整日里几乎没有停歇。圆滑的一圈水泥井沿，任由地底深处渗出来的井水，日复一日地冲刷，常年泛着青润的光泽，随着时光并未开裂老去，反而显得容光焕发。这常让我想起奶奶的容颜，仿佛岁月并不催人老，倒把睿智的光芒渡在她眉眼间，凭添几分光彩。
家里的两个男主人，一年到头总是忙碌的。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共处的时光却并不那么多。大多时候，老屋里到处都是两个女人和两个女孩的身影。
我格外喜欢在叔叔家天井消磨夏日午后的时光。爸爸叔叔在外务工的时候，婶婶和奶奶在家操持，这天井也是她们待得最多的地方。外头日光正耀，晃得人睁不开眼。或者是午睡起来睡眼惺忪，或者是在外疯玩得气喘吁吁跑回来，又或者是蹬了一个小时单车从学校回家头顶冒热气的时候，我穿过屋后树荫，总能在天井里头找到熟悉的人影。
这时必然先打一桶凉凉的井水上来。吊在麻绳上的铁皮桶，被婶婶倒扣着扔到井里，哐当一声闷响，彷佛能亲眼看到水桶一点点沉入水中，听着尾声就能轻易判断出铁桶已经完全浸入。两手将麻绳用力一拉，铁通翻了个个儿，已经盛得满满当当。两手交替往上抡，一桶清澈透凉的井水闪现眼前。就势拿水瓢一舀，咕咚咕咚灌一大口，顾不得脖颈衣襟上也淋得湿哒哒，管不得奶奶的笑骂，只觉得通身凉爽，一身暑气荡然无存。
小孩子爱喝凉凉的井水，大人们却喜欢喝茶。把井水灌在熏得漆黑的水壶里，吊在炉子的余灰上，不消添多少柴，水就轻易滚开了。捏一撮同样在这个炉子上熏的土茶，开水一冲。虽比不得外面卖的绿茶好看，茶汤隐隐泛出褐色，但喝起来却是同样茶香四溢。小孩子怕烫嘴又怕热，单是闻到茶香也醉人。有时奶奶一大早拿搪瓷缸泡一大碗，到了傍晚只剩浓浓的缸底茶，我双手端起来偷喝一口，到嘴里先是浓得化不开的涩味，然而涩味散去，仍然能品到一股天然的甘甜，也不知是来自茶叶还是井水。
有时我也爱逞能干自己动手打井水，却总也掌握不好角度，控制不好力度，把铁桶砸在红砖井壁上哐啷作响，能捞上来小半桶水已经算不错了。“快莫作贱铁桶喽！”奶奶若看见了一定惊呼，并一把将我拉过来，其实是一看我弯腰凑那老井太近，心里就发慌。这都是因为我与这井，有着“过命”的交情。
有一年暑假，我带着上学路上认识的一个姐姐回家玩。先是逛到露台上，跟着她一起爬上一米多高的护栏扶手，挑战过独木桥的心跳。“你去拣几个瓦片来，我们玩过家家吧！”护栏另一侧就是天井顶上的瓦棚。少不更事的我轻易被说服，完全没有想后果，踏上了瓦片。咚的一声，一脚踩空，径直掉下了天井，一屁股坐在井沿边。要是再偏移三寸，只怕就要长眠深井了。好在只是“要是”，好在未伤及筋骨，但自此之后，在当时吓得哭天抢地的奶奶心中埋下不小阴影。那之后数年，即使懂事不少，我若是想趴在井边看看里面的碧波水光，感受一下地底传来的阵阵凉意，仍只能挑她不在的时刻。
奶奶和婶婶在家的时候，总有忙不完的事。年少并不懂得为何家里总有大大小小的事物让人停不下来。直到自己成家以后才知道，操持一个家，就会把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角落放在心上，一年到头是极少能有空闲的。
有时她们是在揉搓家里各个边边角角的织物，譬如饭桌上罩剩饭剩菜的布罩子、厨房和卧室的抹布，有时是锅碗瓢盆，总要想方设法把家里弄得窗明几净，即使是没有粉刷，露出坑洼土层的灶屋，地上也总是光亮的。
不过衣服是不会这个时候洗的，总是夜里一换下来就被她们悄无声息地洗好漂净，这会早就趁着好日头晾干了，说不定都已经收回了屋里。
我本不喜欢洗洗涮涮的事情，不仅双手摩擦得发疼，好好的一盆清凉干净沁甜的井水，也被污染成粘稠的黑水，还要泼在井边水泥地上，怪脏的，不怕会污染老井？于是总是跟在后面，再泼几瓢干净的井水，把天井地面冲洗干净，让浑浊的脏水顺着阴沟流走。老井只是静静地待着，并不介意我如此挥霍。不管如何，都有源源不断的清水渗出来，似乎永远不会枯竭。
但也有一些时候，我是不介意的，比如被大人安排洗被套。冬天换下来的被套总要留到盛夏来洗。春天的天气潮潮乎乎的，洗了也难晾干，不像夏天，洗完晒干，兜满阳光的香味，等到寒冬打开似乎仍能那股味道。
洗被套这事，我和堂妹，也能帮上一二。奶奶把家里那个分外厚实的大金属澡盆挪出来，那是我出生不久就已经备好的嫁妆，盆底还用毛笔写着大名，重得直到我长大也一个人搬不动。奶奶会将大铁盆挪到门前的阴影里，把被罩扔进去，拎几桶井水浇上，叫我们两个尽情地在里头踩。一脚踩进去，井水冰冰凉凉漫过脚踝，两个孩子都忍不住惊笑出声。踩在高低不平的被套上，身躯摇摇晃晃，水声噗哧——噗哧，触感清凉柔软，宛如踩在春种时节烂软的泥地里，但是这么清爽柔软，只怕腾云驾雾也不过如此舒适吧。等我们玩得尽兴了，奶奶或者婶婶这才加上洗衣粉搓洗。漂洗的时候，仍旧唤我们上场，再来几次“腾云驾雾”。
水井边的忙碌，更多时候是为了吃喝。幼时家里拮据，吃不上多少好东西，但总有些特例，那些挖空心思用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来的美味，让幼时的我们解馋，在我们生命中打下烙印，直到离家万里，见过天下美食，仍旧念念不忘。这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有两味，红薯粉和酸枣糕。
红薯刚用铁钎挖出来时带着一身湿黏黏的红泥，躺在田垄间等着拾捡。等到一块地的红薯都出来见了光，最先出来的那些泥土也早已干枯。于是干的湿的混在一起，用箢箕挑着在自家水塘里来来回回撞个数十遍，再带回家，在后院里慢慢地细细地刷洗。盆里倒出来的水，一开始带着些红泥和泥沙，渐渐地恢复清明。搓干净了便先去皮，再用菜刨子细细地磨成渣，然后泡在井水里反复揉搓沉淀揉搓沉淀，直到把红薯淀粉一点点浆洗出来。洗好的淀粉水需要几天时间静置分层才好去掉多余的水分。
奶奶和婶婶忙活这些的时候，我和堂妹就坐在旁边，要么啃着鲜甜的红薯仔，要么手里抓两个烫呼呼的红薯渣煎饼，边吃边围观边畅想，偶尔听指挥递个勺子碗。
等到红薯淀粉析出来，做成粘稠稠的浆水，就可以准备烫粉皮了。老井前面偏厅就是叔家的灶屋，里头那口大铁锅热腾腾地烧着井水。我和堂妹除了偶尔窜进窜出围观一二，是不太愿大夏天搁在灶屋里头淌汗的，大部分时间仍旧窝在天井里凉快。有时搬个矮凳配高凳，便能一边写作业一边等吃的。等到水快开了，婶婶把手臂粗的长树干塞在灶膛里，便能叫它自己烧着，无需再为灶火多费心思。
舀半勺浆水，放在抹了油的铝制浅口圆盘上，转几圈匀一匀，搁在微滚的大铁锅中，不消一会，浆水神奇般变得透明，一层轻薄软糯的粉皮已成。婶婶立马继续下一盘，奶奶则把锅里已熟的圆盘取出，拿到屋前，小心翼翼用筷子挑出粉皮，搭在架在两个木头叉架中间的竹竿上微微晾干，便能切成粉条或者粉皮，转移到临时取下来的纱窗门上彻底晒干。这门夜里能防蚊，白天可晒粉，也同老屋里住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
红薯粉不管是用来煮菜、下汤、凉拌还是油炸，都是一道美味，能吃到过年，甚至明年夏天。孩子们还喜欢捡了晒干的红薯粉边角料放在柴火上烤，粉皮受热后变成鼓鼓囊囊的白色脆皮，一口下去，粉脆香甜。如今想来，只需要一点点荤腥便能煮出一大锅香飘飘的红薯粉，每一根都弹牙有嚼劲，裹着醉人的油荤香，在那个年月是多么难得的美味。大人们不仅拼着每一分力气挣钱养家，还要挖空了心思满足孩子们的馋。那样的日子，虽然清贫，却无比幸福。
红薯化作粉条粉皮，装在无需密封的塑料袋中，悬挂在灶屋的墙上，随吃随掏。屋后的酸枣也熟透了，一颗颗金黄的酸枣从高大的树上落下，堆积在天井边缘，有的则砸在天井和楼房的瓦顶上，噼里啪啦作响，再咕隆咕隆地滚下来。
我和堂妹把酸枣一个个捡起来，仔细挑出好的，放在一桶冰冰凉凉的井水里泡着，每日勤快快地换水。澄澈的井水中，金黄圆润的酸枣一颗颗累积起来，心里的期待和欣喜也愈来愈满。不过几日工夫，就能把大部分酸枣收入桶中。有时还嫌不够，挎着竹篮跑到一里地外的山湾里，去老地方寻又大又黄的酸枣回家，汇在一起。
泡了几日的酸枣，到了下锅的时候，仍旧是用井水下锅，热腾腾地煮到肉烂皮软，再拿出来用凉井水冲洗干净。毫不打眼的酸枣，若不是用来做酸枣糕，就是烂在树下也没人愿意捡一个来吃，核大肉少酸掉牙。但偏偏就有人心灵手巧，琢磨出了这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吃法，还不止一种。
我家的酸枣糕每年都要做上好几种不同的味道。把煮烂的酸枣捣烂成糊状，拌上些许白糖中和酸涩，无需去皮去核，直接摊成一层晒两天，金黄的酸枣肉逐渐变硬，转为深褐色。取一个不拘装过什么零食的罐子装起来，撒一层白亮的芝麻，就可以慢慢磨嘴了。
揪两粒核下来，堂妹一粒我一粒，核上带着一团沾着白芝麻的酸枣肉和仍旧金黄的枣皮，含在嘴里，细细地嘬，慢慢地用牙齿刮，让酸枣核在嘴里转着圈，直到把每一丝酸甜交织的枣肉都吸入腹中。对着屋前的水泥晒谷场，噗一声，把吮吸得光亮的酸枣核吐出去，看谁的溜得远。酸枣核咕咚咕咚地跑出去，顺着略微倾斜的水泥地，一直滚到那边的橘树下。绿得发亮的橘树上挂着酸枣一般大小的小橘子，还不到嘴馋的时候。
还有一种做法要在捣烂后把酸枣皮和核仔细去了。婶婶坐在天井里一个桐油漆过的小板凳上，双腿夹住大铝锅，先一个个把酸枣皮揪下来，然后攥一把竹筷欻欻欻地捣鼓一番，就可以把脱肉的核也去了，枣泥也已经碾得细细的。拌上蒸熟捣成泥的南瓜或者红薯就是不同的酸甜风味。但若是掺上剁碎的藠藠，又是一种独特味道，辛辣中透着一丝清爽，枣泥软糯的口感中多几丝爽脆。在木门板上铺上洗干净的白色纱布，薄薄地摊一层调制好的酸枣泥，晒到五成干就可以揭下来剪成10厘米见宽的长条，悬挂在竹竿上继续晾着。酸枣糕大多晒成八分干，不到位就难久存，晒过头就费牙口。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辣味酸枣糕，不管是带核的不带核的，都可以混入剁好的红尖椒，色泽中添一丝娇艳的红，放在舌尖，酸辣交织，酸得流口水，辣得冒热气，让人欲罢不能。尤其是带肉的酸枣核，任它在口中翻转腾挪，也要忍到枣核上一丝味道也没有，才舍得吐出来，之后仍旧要呼哈呼哈半晌方停得下来。
酸枣糕一般都晒在大门前，对我们来说，出出进进都是诱惑，每日偷吃几十次也不为过。有时为了做好的酸枣糕不至于太快被馋嘴猫偷吃干净，奶奶和婶婶会不厌其烦地搬到二楼的露台去晒。但其实没什么用，趁大人一个不注意，我俩就溜到二楼，并逐渐学会了有技巧地偷吃。边角料是最好下手的，就算卖相不好看，味道不会有差。有时还能吃到边角一块没有摊匀的肉泥，由于太厚，外表干了，里头还有一团软糯的肉泥，吃在口里，味道丰富，最是飨足。露台上西晒最重，我俩就躲在晒酸枣糕的门板底下边吃边乘凉，等到吃干抹净了才敢在大人们连连呼唤中下楼去。
村上几乎有女主人的每家每户都会做酸枣糕，但是从来不会撞味，配料黏稠度稍加变化，或者晒干程度稍有不同，到嘴里就是千差万别的味道。我家的酸枣糕格外让村里小伙伴嘴馋，尤其是做法独特的酸枣核。
每年只有在过年前后，每年最湿冷的那段日子，爸爸和叔叔才有工夫在老屋里消磨些时光。有时聚了些朋友在家打牌，男人们的呼喝声此起彼伏，老屋里便热闹得不像话。兄弟俩一起动手，工地上带回来的木方做成了简易的桌架，盖一床旧棉被，底下塞一盆炭火，就能安稳舒适地打起牌来。打牌时必少不了的四件套是热水、瓜子、烟和槟榔。
女人们即使心理紧张男人们会输钱，仍旧要顾着脸面，热乎周到地招呼来客。灶屋火炉上挂着漆黑的烧水壶，底下的柴火几乎没有停的时候。井水一壶壶烧开，冲了烟熏的土茶给各位续上。如果说夏天喝茶是为了激汗，冬天就是实实在在地暖身。有时还会在牌局开始的时候先上一碗厚实的芝麻豆子茶。芝麻和黄豆都是自己地里种的，特地收了过年来吃。炒得香香脆脆的，抓一大把放在茶碗里，开水一泡，香味四溢，边喝边嚼，口齿生香。我和堂妹也能得一碗，挤在牌桌旁趁着热闹暖和蹭零嘴吃。最怕哪个叔叔伯伯在口里刚塞满的时候，突然抓到一手好牌，在甩牌的同时忍不住激动大呼。
也有的时候女主人们会换着花样上姜茶，红的或者白的，腌渍得咸津津的生姜，撕成细丝，跟茶叶一起冲泡，就是一碗微咸的热茶。烫烫地嘬一口，将那生姜在齿间一嚼，愈烫愈辣愈热和。这时候我和堂妹是最爱帮忙的，一般来说孩子是不让多喝茶的，我们就在摆茶碗配茶叶撕姜的时候，趁机往自己嘴里塞姜，生嚼也是爽快。
瓜子花生也是自己家的土产，一年攒到头都是为了过年闲时有得磕。那烟和槟榔自然是男人们的专享，只是哪挡得住孩子们的好奇。我和堂妹曾经胆颤心惊地偷了一根烟，躲到老屋二楼走廊的避风处，用火柴去点，烧了好大一截。一人一小口，都被呛到眉头紧皱，差点流下泪来。剩下的一截被偷偷地扔到炉火里毁尸灭迹。年少不知愁，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喜欢拿这种东西熏自己。
没料到的是，多年以后，当年被同一根烟熏得睁不开眼的我们，一个再未沾过半口，另一个却变成了小烟民。我们的人生像两条同一车站发出的铁轨，并行前进一段时间过后，渐行渐远，驶向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一切都开始于那年发生在老屋的变故。
在我们孩子眼里，明明什么都是好好的，日日在老屋上下盘桓，寻着数不清的乐趣。年少时不懂得，如今仍旧无从理解，总之那些年奶奶和婶婶之间因日积月累的婆媳矛盾渐行渐远。直到千禧年来之前的某一日，叔叔一家三口搬到一里外的另一个山头，开始自立门户。除了留两间屋孝敬奶奶，叔家住的西侧老屋一砖一瓦也拆解下来一同带走，为他家新屋添砖加瓦。气急攻心的奶奶将爷爷的黑白照一把从神龛上薅下来，砸在屋前水泥台阶上，叫他看好幺儿如何作践自己的心血。爷爷目光沉静地躺在一地碎玻璃片间，无言语。那些玻璃碎片卡在水泥裂缝里，怎么也扫不干净，太阳一照就发出刺眼的光。这没能挡住叔家外迁的脚步。
几乎就在同一年，爸爸也离了老屋，搬去县城与后妈同住。老屋忽然就清净下来，一大家子人只剩下我们孤老幼小两人相依为命。
人走了，以前总以为永远满溢的老井，似乎也干涸了。奶奶把水桶上系着的麻绳接了一截又一截，铁皮桶撞在井内沿砖头上的声音从深处悠悠传来，良久才能听到哐的入水声。为了水位能高点，奶奶把叔家拆房留下来带不走的嵌着钢筋的水泥砖头搬来，一块一块，像发泄一般扔到井底。仿佛所有的不堪与不甘都要叫老井帮她吞了。那时年岁尚小，只记得那些残留着水泥块和钢筋的砖头格外沉。如今想起来她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压弯了腰搬东西的样子，比当时多了一丝感慨。当年一家人如何把房子砌起来，如今就如何拆掉；当年兄弟齐心凿出来的老井，而今剩她用拆房留下的砖头扔下去一点点地填上来。不知那时她心里如何做想，是否和我此刻一样不由得叹一口气，唏嘘片刻。
也许她没工夫想那些事情，想的只是如何取水更方便些。只是这些难以释怀的伤痕，终究如残石沉在了她的心底，又在近两年化作梦魇，回过头来让她夜不安眠。
老井填得越来越满，最终只剩下一米来深。水是不够用了，爸爸不得不请人在老屋东北角，我家那边的屋后，凿了第二口井，并且先后装上手动压水泵和电泵。取水更方便了，只是井口永远盖着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井盖，再难一窥井中风采。
残了半边的老屋似乎承受不住岁月的洗礼了，老得特别快。门窗木框里头钻出来成堆的白蚁，石灰墙里面的电线被陆陆续续挖出来查找断点，屋前二楼悬空的长廊隐约有了裂缝，屋后的山泥会在夏季整夜的暴雨后一股脑冲到后墙，连带井水也透出一股泥色，原本在堂屋后的灶屋不得不搬到东侧的偏厅。就连门前的橘树也耐不住年岁，逐渐枯萎，吝啬得不再给一颗果实。
叔家拆走的断壁残垣上种起了蔬菜，原本那屋里就没有粉砌过，还有最西边两间原本的猪圈留下沃土，蔬菜很快长势喜人，绿油油地冒出来盖住断墙根。只是从不见婶婶像平时下菜地一样光脚采摘，总有些钢筋残渣隐没在茂密的瓜藤和叶子底下。
露台底下那间屋拆走之后，楼梯无法通到二楼房间，爸爸在二楼一间屋的后墙以极其扭曲的角度凿出一张门洞，每次从楼梯间跨上去都是一次不亚于走护栏扶手的冒险。
我再也不去天井边玩耍了，婶婶做的酸枣糕也终于和我家的演变成了不同的味道。
直到十多年后，我外出求学借上助学贷款，家里少了负担，爸爸才新建了一个小平房从县城搬回来。就在老屋东侧，仍旧是挖了一块山地来建房，只是曾经的父子三人只剩下爸爸一个。新房比老屋地势更低，为了取水方便，又凿了一口井，用电泵抽到老屋顶上新装的水塔，新房里用上了自来井水。这次连井口都难见着了，只需要在水塔见空的时候拨一下闸门就行。
在第三次忘了关电闸，直到水塔里的水像瀑布一样自老屋顶上溢下来才意识到之后，奶奶赌气一般地搬回了老屋。新房太潮，房间太小，住不习惯，就连贴了瓷砖的地面也是她不喜的理由。尤其是水塔里转了一圈又打水管里冒出来的井水，一点也不合她的意，彷佛这井水已经不纯粹了。
奶奶就睡在当年叔叔留给她的一楼房间里，还是那张用了几十年的雕花木床，那是他们婚后生活好一些的时候爷爷留下的唯一念想。斑驳的紫漆剥得零零落落，露出底下的木纹，爬上床的时候总难免有几声咯吱咯吱。我常年在外，老屋里只有爷爷一直在堂屋的神龛上陪着她。门窗早已破损不堪，玻璃窗也破了几块，只是拿旧布条遮着。夏天还好，一到冬日便四面楚歌。
有时奶奶会抱怨爸爸不给修葺一番。“你守着个老房子干什么，搬下来住新屋不好吗？”爸爸犟着不肯低头，只催她搬下来住。
每次放假回家，从爸爸的摩托上下来，行李箱扔给爸爸，我总是径直路过新屋门口，先去上面老屋找奶奶。每次问她何苦总是守着残破的老屋，她从不多说，只是眼光不经意地瞟一眼神龛上的照片，微不可闻地叹一口气。直到僵持两年多后，奶奶才终于在挨不住的寒风中松了口，搬到新屋里长住。只是她仍不肯放弃老屋，每日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去开门洒扫，把堂屋的大门打开，一如那些年我们还住在里面的时候一样。
跟爸爸视频不久后，放寒假回家时，奶奶就坐在新屋的堂屋里面等着我，舒服地躺在沙发上，脚下是光洁明亮的大理石瓷砖。我放下包裹，还没来得及坐下，“跟我去上面看看你爷爷”，她已经站起身来。
老屋门前新砌了一根粗大的水泥立柱，勉力支撑着开裂的二楼走廊。柱子表面的水泥刷得很随意，比不得当年刷井沿时的一丝不苟。就这也是三番五次催促爸爸才完成的。堂屋大门敞开着，里面洒扫得一尘不染，爷爷仍旧在黑白照片里肃穆地俯瞰着我。曾经他是最早离开老屋的人，如今变成了最后守着老屋的那一个。
叔家西屋的残址上搭了两间屋子，用的不再是红砖，而是裸露的水泥砖，没有丝毫粉饰。虽然与老屋合在一起有些违和，但好歹老屋不再残缺，奶奶看着便舒适很多。穿过房间，天井早已不复当年整洁，四处仍散落着杂砖瓦砾。然而天井地面的水泥地又恢复光亮水润，丝毫不见老化开裂。
我随奶奶走近一看，原来老井还活着，井水漫过井沿渗出来，里面清晰映照着奶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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