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正赶上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东北地区的农村,大多数年轻力壮的男人女人离开家乡,一时间掀起了打工热潮。我父母也不例外,在我6岁的时候,撇下我和姐姐两个人,外出打工。我和姐姐顺理成章变成了留守儿童。
6岁以前的记忆,我一点都没有。而在姥姥家留守的那几年,就像在脑袋里装了摄影机,过去发生的每一幕,都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是我童年抹也抹不掉的记忆。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很冷,每逢下大雪,屋子里的门都推不开。姥爷会在院子里清扫出一条常走的小道,左右两边堆积的雪堆比我人都高,使劲往雪堆里一跳,人就没了影。
小舅舅养的一条大狼狗,常常在冬天不自觉的去舔刚从外面拿回来铁斧头,舌头粘在斧头上拿不下来疼的嗷嗷叫,又心疼又好笑,平日里对外人“吆五喝六”,一个铁斧头就能让它露出愚蠢的本相。
春天来的时候,路上的雪化成水,掺和到土里变成了泥。街坊邻居家的小屁孩儿出去溜一圈儿就揣了满脚的泥。我从来不跟那些喜欢踹泥巴的小孩子玩儿,因为我爱干净。衣服脏了,立马就脱下来洗,即使第二天衣服还没有干透,我也要穿着它去上学。
夏天雨水多的时候,通往学校门口的那条路,就变成了不深不浅的小水沟,孩子们最喜欢的雨季,是那段可以光着脚丫子在水沟里淌水玩儿的日子。能忘记去上课,放学也能忘记回家。
虽然作为留守儿童,但那时候的我们姐妹俩,一点都不觉得跟别人有什么差别。父母不在,但是姥姥把我们照顾的很好,穿衣干净,头发整洁。更重要的是,没有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我们姐俩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让人羡慕。
在我们东北那座小山村,在不大的小学校园里,有一排红顶白墙的瓦房。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2个班,大约有一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班级不大,二十几个学生,教室里的桌子是木头的,板凳是那种长条椅,一条椅子上坐两个人,需要时刻掌握好平衡,遇上调皮捣蛋鬼同桌,一个恶作剧,很容易一屁股坐地上的那种。
冬天下雪之前,教室里提前安装一个取暖的火炉。每天早上都要有人提前来教室里把火炉引着,烧的屋子里热气腾腾,迎接同学们来上课。而我,就是那个为大家送来温暖的人,因为,我是班长。
早晨起来,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用铁钩子勾开炉盖儿,先放一层玉米杆,再放一层煤,盖上盖子,从中间的小门那里把玉米杆点燃,火苗慢慢渗透到顶层的煤块上,屋子里渐渐升出一股暖流,小脸蛋儿缓过来以后变成了高原红。八九岁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也从来都不抱怨,因为,我是班长。胳膊上戴着三道杠,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不是内卷,而是,无上的荣耀。
下过雪后,学校操场上一望无际,白雪皑皑。校长组织全校学生扫雪,八九岁的男孩女孩儿们,像个大人似的手里拿着大铁锹,一下一下地铲过松软的白雪。在校长看不见得时候,一团团雪球扑面而来,孩子们瞬间像是启动了欢乐的按钮,三三两两打成一团。雪球飞溅,雪花在操场上飘飘洒洒,弹奏出一曲快乐又难忘的童年。
小时候我也很调皮,从来无所畏惧。隔壁班的男孩子,经常组队来找我们干架,我作为班级里的大姐大,带领班里的女孩子们迎难而上,打雪仗、打出溜滑都不在话下。有一次,隔壁班的班长调皮往我身上扔小石子,我趁其不备将石子扔回去,没想到他往地上一蹲,“啪”,石子砸到了教室的窗户,玻璃渣随即散落一地。我心想,完蛋了,姥爷一定要打我了。
后来,姥爷去学校里测量了玻璃的尺寸,买了一块玻璃给安装上了,除了在学校里跟老师赔礼道歉以外,自始至终没有骂过我一句,没打过我一下。我很开心,躲过一劫。
到了播种的季节,家家户户的大人们忙着耕种,小孩子们在院子里跳皮筋儿,过家家,在下过雨的地面上切豆腐块。
庄稼逐渐长高了,跟小孩子一样高。有一次,我跟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们去玉米地里玩儿,其中有一个孩子的腿摔坏了需要止血,大一点的孩子们使坏,说玉米叶子可以止血,就让我们去拔玉米苗。地头上的玉米苗快被我们拔秃了,玉米地的主人不乐意了,找到家里来。光赔礼道歉还不算,等到秋收的时候,还送了一袋玉米给人家,这才罢休。这回躲不过去了,姥爷拿鞋底子打了我的屁股,一顿肉体上的教训。
那是我第一次挨打,也是直到我长大后离开姥姥家唯一的一次。因为,那个年代的农村,粮食比钱重要多了。
课间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去小卖部买5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袋,掏出调料包,再把方便面捏碎,调料包一股脑儿地倒进方便面袋子里,稍微一晃,一口一口地吃得贼香。当然,最后连渣渣都不剩的秘诀,是张着大嘴,抻开包装袋的一角直接往嘴里倒。最后看着空无一物的包装袋,别提那感觉是有多爽快了。
那些年每逢过年,父母从外地带回来的新衣服和别人没有的文具盒,是我和姐姐最开心的事儿。父母还年轻,姥姥姥爷也还年轻,一年到头回来一次,每逢离别和重逢,是他们又开心又难过的日子,常常是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我和姐姐那时候对父母离开或者是回来并没有太复杂的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牵挂和想念。穿得干净,玩儿得开心,况且,我们在姥姥家,一直都过得不错。
就这样一直到了11岁,我在姥姥家快乐的童年结束了。
父母执意要带我一起去外地,给我找了学校,去那边念书。学校、同学包括那条上下学回家的路,一切都变得陌生。语言不通,再加上三年级开始学的英语,我一点都没学过。我开始变得焦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是不想去上学而开始哇哇大哭;每天晚上放学,第一件事儿是去妈妈的朋友家跟着高年级的孩子学习英语。好在刻苦换来的,是一次次进步的成绩,和对老师对我的肯定和赞扬。我从一个毫无基础的英语盲,过渡到英语课代表领读,最后代表学校参加英语奥林匹克竞赛。父母对我很满意,当然,我从未让他们失望过。
离开老家以后,那些青梅竹马的玩儿伴,在手机还没普及到人手一个的年代,大多数都失去了联系。为数不多的一个,我们书信来往联系了一年,后来因为数次搬家更换座机号码而被迫中断。
我的快乐没有了。
不只是因为失去了朋友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肆无忌惮的年纪。
因为上学的缘故,父母很少带我回老家了,中间姥姥姥爷来过几次,但没过多久又回去了。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那座充满童年快乐的小村子,满怀激动地站在姥姥面前,姥姥竟认不出我来。离家3年,个子长得很快,戴上了眼镜,扎起了马尾辫,活脱脱14岁的美少女,简直是不敢相信,就是小时候带头打架的那个小毛丫头。等缓过神儿来,姥姥抱着我哭了,跟当年我妈从外地回来时候一样。只是,年岁渐长,她不再抱妈妈了,换成抱我。
家乡的一切都没有变样,唯独变样了的,是小时候跟我一起疯玩儿的小伙伴们,有的在县城读初中,有的被迫辍学在家干农活儿,有的搬离了村子再也没有了音信。
直到我大学毕业回来,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在聚会上我开始聊不进去他们的话题,我开始厌倦那种乌烟瘴气的酒局,我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些人,还是不是与我同龄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童年,彻底结束了。
我童年的快乐,仅仅保留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彼此真诚、简单,即使物质相对匮乏,精神上却无比富足。
长大以后,家乡下大雪的日子并不多了,那种纵身一跃把自己埋在雪堆里的快乐再也没有体验过;小舅舅养的大狼狗,也在他出事儿之后就卖掉了;通往学校的那条路,已经铺上了红砖,再也没有积过水;学校的教室都安装上了暖气,没有人再会早早地出现在教室里烧火炉了;教室门前种了一排柳树,春风拂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自由的味道。
后来,那所小学关闭了,有条件的家长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孩子就直接按区划分到县城里上学了;没条件的村子里的孩子们也都统一到镇上念书了。春天校园里会种上玉米,秋收以后夷为平地,等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又是一望无际白茫茫地大操场。
路过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往里看一眼。物是人非,那里曾经留下的,不仅是我的童年,还有我不曾拥有过的快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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