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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心脏瓣膜的置换手术后，我就向《南方社会》报社请了两周的假。医院给我换的是机械瓣膜，我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也需要工业物质来构成我的身体。我不鄙视任何社会进化的结果，进化是我们哺乳动物的智力所不能阻碍的本质行为，进化让我们能够完善国家、社会、组织和家庭的运行机制，进化是一种拙劣的本能，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健康、感情、权力和力气，无非都是起源于进化的念头。可我们终究仅仅是血液的制造者，根据肌肉和神经系统的承受能力来规划每天的堕落，为罪孽的产生和无法救赎的羞愧感而适度惋惜。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和突破解释了人类生存的实质目的——对健康的贪婪，这两门学科认为，人类是具备相信“科学”的冲动的，可是缺乏的是相信“科学”的浪漫主义性质的勇气。所以，我曾经怀疑工业物质在生物有机体内的功能，不是没有我的道理。
作为《南方社会》的记者，长途奔波和无休无止的讲话使我渐渐没了工作热情，与此同时，积压在我心脏中的病灶也一下子爆发出来。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人，甚至我也许已经把全部类型的人都见过了。我们起早贪黑，为的仅仅是通过科学发明生产出、引诱出新的惰性，为的仅仅是做好堕落与犯罪的准备。我们都要承认，科学发明的确有它进化意义上的先进性，但却要依靠流氓的自觉意识、不完整的专利政策和法律条文来得以延续。这难道不是人类在戏弄人类自己？这种生理上的智慧和高级生物的性质正使我们变成一群妄想狂，这群妄想狂拥有危险的想象力和不成熟的实践能力，他们开发出一套套学科体系，试图解释经济、金融、化学元素、数学问题、人际关系、宗教文化和政治体制，却没能清楚地解释自己。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嫉妒心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不是知识。知识只是掩盖兽性（例如××）的一整套把戏和魔术技巧，而他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在这种虚荣心的保护措施上做到了极致，就像他们会戴着×××或是×××去××一样，在享受××的荣誉感的同时又要与低级动物划清界限。
总之，为了让自己休养一下，我给钟万里这个浑蛋打了个电话，打算去他的旅店住一段时间。他的旅店在黄岛区附近的一个叫河岛的岛上，我只去过一次，是他的妻子张敏在他们结婚前就已经在经营着的。我和钟万里是大学同学，从我见到他起，这家伙就摆出一副郁郁寡欢、白血病人般的忧愁姿态。一张典型的亚洲式的脸膛上却总是粘附着一些毛茸茸的黄毛，呈现菱形的、像是因流感或鼻炎而显得红彤彤的鼻子从扁平的脸上凸显出来。他的皮肤是淡淡的咖啡色，而这与他头皮上那一丛茂密的、拳曲的长发格外矛盾，使他像是亚洲人和尼格罗人的结合物。那时我就猜想，在这副邋遢的、死气沉沉的雄性躯体下掩埋着的，兴许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寂寞灵魂，后来我发现我是对的。这个不爱搭理人的浑蛋患有轻度抑郁症，我想这都是那个叫索尔·贝娄的美国作家给害的。大学四年里，我总能从他的附近瞥到一本叫《赫索格》的书，我知道他已经看过几遍了，但是仍然不肯收起来，像是他的埃及权杖或是祈请用的法器。要知道，是这个不折不扣的、以那种潜在的意识流手法来宣扬岌岌可危的人道主义的美国佬催生了钟万里当作家的念头，而且我必须知道，人一旦受制于社会主流文化或是主流人物的影响，要么会变成失眠的小丑，要么会变成满嘴蛀牙的政客，而不会是个作家。排除主观因素，这都要归咎于当权者对城市规划的盲目性和卑微的竞争意识，对经济和物质生活的贪婪心态已经孕育了文化的毒瘤，人们不可能依赖“GDP”来抑制或免于其毒性，而只能秉持着人类自身野蛮的高级生物的身份来适应这种毒性。最终，只能由我们这些倒霉的媒体机构来通知社会，我们高级的机体已经对这种毒性有了免疫力。
一旦考虑了主观因素，上述观点只会变成一堆牢骚。当我看到他在总躺在宿舍的床上，没完没了、日复一日地咬他手上的那丑陋的、锯齿状的指甲时，我就意识到，以后他当不了作家，完全不能怪这该死的城市或是社会文化。毕业后的几年，这家伙一直在一所高中学校里教历史，后来因被学校强制辞退而变成了声称只会写作的无业游民。他和张敏就是在那段时间通过相亲认识的。我身在武汉，对他们公式化的罗曼蒂克史几乎没有了解，只记得他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黄岛结婚了。
张敏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比钟万里大两岁，在三十多的女人社群中，她简直像是个发育不良的女婴。在我上次见她时，她穿着一件像是童装的粗花呢的叶绿色连衣裙，戴着顶缠着红色丝质缎带的遮阳帽躺在旅馆外面的帆布躺椅上，仿佛是蜘蛛织下的一张巨大的网里的廉价布娃娃。她把烫染过的长长的卷发压在脊背下面潮湿而凉飕飕的位置，只露出那张娃娃似的、仿佛是没有经过上帝精雕细琢的脸庞，再由咸涩的、裹挟着辛辣的鱼腥味的海风继续打磨出成年人似的棱角来。钟万里说，她除了营养不良外，还患有乳糖不耐症，在这个糖分泛滥与廉价的新社会，这简直是一种幸运的灾难，至少她的××可以免受被糖尿病折磨的苦楚。虽然在第三者看来，他们两人是健康躯体的牺牲品，但他们似乎没有对此非常在意。更何况与我比起来，他们甚至会觉得幸福。我始终觉得，疾病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最合情合理的逻辑，而且是一种利于纠正社会扭曲心理的恰当发明，至少在不伤害人类这个骄傲的物种的尊严的前提下，它使人类开始学会了反思，使人类那不值一文的智慧遭受了被麻醉、被焚烧的历练。可堕落的生活方式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恒定属性，正如他们学不会感恩一样，他们也从未学会以主人公的身份去客观地评定疾病的价值，他们反思的结果只有对生理缺陷的怨愤，以及抱有对瞬间恢复健康的侥幸心理。要知道，这一贯属于儿童的想法。虽然滞后性的存在让物理与化学研究得以进行，让骨骼石化的过程融进脆弱的地壳里，但这些对活跃在各种私人宴会、奢华的高级轿车车厢以及豪华酒店套房之间的人们来说，不占有一丝价值。这些人要贯彻的，只是优良的、好似具有先进性的拿来主义。从而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几乎没有人去关心滞后性。滞后性平等于自然规律，这就是无数自私鬼们从年龄增长中学到的东西。
我先搭乘隧道3路来到机关东部办公中心，之后又在码头踏上了前往河岛的客船。下了船后，我就被用蓝色的铝板建成的、挤在小山丘上的简易住房狠狠地吸了过去，仿佛那咚咚响的蓝色铁皮就插在了磁场最强的位置。通往这个蓝色秘境的是一条条由鹅卵石、磨平的石灰岩和水泥混合建成的小路，路两旁以及更远的山坡上长满了啤酒花、海棠、石楠丛、连翘以及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树干如同骨头似的、被海风磨得平整光滑的水杉、榉树和橘子树畏畏缩缩地站在我视野的薄弱地带，像是海岛上的一群寡妇。岛上没有悬崖峭壁，没有颀长如脐带的壮丽的峡湾，没有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棕榈树和椰子树，在这靛蓝色的、距离黄岛区不到五海里的大陆岛上，有的只是突兀地伸向海底的岬角、呈现为米黄色且在海面折射的天蓝色的光芒中若隐若现的狭长海滩以及遍地生长的居民房屋和供旅客短期居住的特色旅馆。空气中堆满了从海面上吹来的热烈的鱼腥味和苦涩而清冽的盐味，紫外线明目张胆地穿过稀薄的云层落到地面上、屋顶上、树叶上和晒得黝黑的人脸上，这是一种愉悦的浮躁气氛。在这块被盐水包围的土地上，权力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讽刺，金钱是还没有也不会被发明出来的蹩脚工具，文明早已被砌进鹅卵石小路下。这是让人倍感落寞的地方，这是让人获得自由的地方。
在离河岛镇不到两百米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在镇子入口的一块巨大的、鱼罐头形状的石英岩上倚靠着的钟万里。那种死气沉沉的孤独感始终萦绕着他枯瘦的××，从他被抑郁所麻痹的骨髓里摄取着男性的胆量和生气。在差不多能互相对话的距离，他抬起头看着我，像是一条鳄鱼在伺机狩猎朝他迁徙过来的角马。我吞下一口口水，喊了他一声。
他穿了一件百孔千疮、袖口开了线的军用夹克衫，鞋子是一双普普通通的帆布鞋，挂在他腰间被风吹来吹去的修身牛仔裤还是我上次见他穿的那条，原先浓浓的海蓝色已经被洗成了白色。他瘦得像是被开水泡过的塑料饮水瓶，萎缩而丑陋的躯壳里，只剩下那副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颤颤巍巍的骨架拖着他稀疏的肌肉往前走，丝毫没有壮年雄性动物的威迫感，有的只是那抑郁病患者的紧张兮兮的抵触意识。我走过去，轻轻地和他拥抱了一下，像是在抱着一捆干柴。
“你不能再这么瘦下去了。”我说。
“我也想壮士一点，好让张敏有点安全感。”
“虽然这不是唯一目的，但你这样考虑也只会有好处。”
凹凸不平的鹅卵石小路在我的脚掌下汩汩流动着，直到深入这幽蓝的秘境，我才意识到我这还是在与大陆骨肉相连的海岛上，因为在这里，即使是擅于穿针引线的的裁缝或是眼睛敏锐如老鹰的狙击手，也不能从哪个狭小的角落里找出一点垃圾。破坏环境的行为已然成为一种恶劣的时尚，在有限的道德框架下，这种恶行根本无法得到抹杀。人类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文明的玩具，而且对潮流与新鲜事物的崇拜意识不断地将这种恶劣习惯延续下去，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就在环境保护这件事上，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法律和社会组织也不过起一个有限的、缓冲剂的作用。要知道，人类最擅长的事情除了××，还有用卑鄙的一致行动来掩盖堕落的灵活技巧。而对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土壤盐碱化的解决措施、垃圾的分类与有效回收的关注度以及酸雨频率递增的警示性上，缺乏步调一致的关心。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来寻觅欢乐和打发时间，在对××的处理、开发以及对多巴胺分泌原理的了解程度上，远大于他们本该花在环境保护上的关注度。我常常在编辑文章的时候有一些想写下来而又使我不敢碰键盘的想法，我自己最明白，这种想法的价值，可以覆盖整份报纸或杂志的全部无聊的、搬弄是非的娱乐绯闻或是奇闻轶事。就在环境保护这件事上，就在我和钟万里踩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显得有些恶心的鹅卵石群上的这段时间内，我必须向众人表明我的态度——本能促使人犯罪，而令所有人类引以为傲的道德准则，却从来没有底线。
张敏的旅馆开在河岛镇的边缘，用绿漆刷过的橄榄木大门朝向正南偏西的方向，仿佛是在监视着连云港市。细长的门梁上还留有春节前贴上的墨绿色、绛紫色等其他颜色的门笺的残骸，雕花的木门藏匿在旅馆躯体的腐味中，里面没有太多的陈设，从外面看进去，似乎只有一个光泽黯淡的、脱皮的烤漆木制收银桌摆在那坑坑洼洼的地板上。陌生而熟悉的腐味，包庇、包裹着木门的腐烂气味，像是机枪似的片刻不停地朝我的身子扫射着子弹。我在门外停了下来，看到张敏像上次一样，躺在不远的岬角处的一张处肮脏的帆布椅上，朝向大海，像是个被蛛网缠绕的婴儿。
我大声喊了她一声，她慢慢地抬起身子，转过头来。
“再晚点来，你就睡沙滩上了。”她兴奋地从躺椅上站起身，然后拖着那副营养不良的婴儿躯体朝我们小跑过来。曾经——至少是她和钟万里结婚以后，我都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是两具格格不入的、都携带着某种毒性成分的××：被自我锁死在郁郁寡欢的状态之中的钟万里寻求的不是结婚对象，而是一个能够替他生活、替他讲话甚至替他死去的傀儡；与“糖分”成为死敌的张敏寻求的也不是结婚对象，而是一个爱情的象征，或者，××的工具？后来我发现那的确仅仅是我自以为是罢了。
“路程稍长，体谅一下吧。”我对她说道。这时她已经站到我们跟前，像是一桩矮小的消防栓似的竖立在我们的影子中间。黄昏逼近的气味越来越浓烈，渐渐泛黄的空气浸湿了她象牙白色的连衣裙。
“尽管在这荒岛上住下吧，”她用营养不良的声音说，“只要你不被大海吃掉，你的心脏就还能活蹦乱跳。”
我跟着钟万里去了我三楼的房间，除了建在远处岬角上的白色灯塔外，这可能是河岛上最高的位置。不大不小的空间里，摆放了一张蓝漆脱落的铁板床，床上铺了一大张军用和体操用的海绵垫子；从香港购置的、浅檀色的簇绒地毯可能是整间屋子里价值最高的物品。除此之外，一副未经装裱、描绘了某处海岸风情的版画挂在墙上，摆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种了些妖娆的豌豆花、木槿花以及小巧的的绒针和山姜。从巨大的地毯下面露出来的、皴裂的水泥地面的裂隙像是白线蛇似的在我的脚下窜来窜去，我把我带来的唯一的一个书包摘下来，扔到床上，然后走到阳台，钟万里以一副畏畏缩缩的胆小鬼神态站在我后面，接着他坐到了床沿上。
夹杂着黄昏的爱欲气息的海风打在我的脸颊上，若果不是那根深蒂固的、固有的鱼腥味，我想我会迷上这种年轻处女肌肤似的、泡沫状态般的触感。我们永远都像对食物和交媾表示贪婪的狗一样，对情感的神秘主义属性和××快感的承受程度上永不满足。这是我们该死的地方，而又是我们不竭生命力的来源。
“所以，”我背着钟万里说道，此时他也许正盯着我汗津津的汗衫，“你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却还是闷闷不乐。”
“嗯，”他声音低沉地说，“其实我觉得大海是最没意思的。”
“为什么？”
“那为什么有意思？”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人的矫情在作祟罢了。
“你有帮一下她招待客人吗？”
“没有，”依旧是低沉的、微弱的哼哼声，“她觉得这对客人没什么好处。”
“也对，他们看到你估计会掉头就走。”
大约过了很久，我完全转过身子来，倚在阳台的铁栏杆上。他已经在我没发觉的时候，躺了下去，两条小腿还站在地上。
“你觉得你会死吗？”他突然问我，而声音显然响亮了不少。
“死？”我问他，“你是说我的心脏吗，那倒不至于，手术挺成功的，我不会死。”
“哦，”他说，“我觉得我也不会。”说完，他突然把手抬起来，放到嘴边，像是大学时那样如饥似渴地咬起指甲来。
“当然，”我说，“你没再尝试过写点东西吗？”我问。
“没有，索尔·贝娄的偶像气质不适合我。”
“也许你该找点别的事做，比如，”我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生个孩子？”
“我们试过，”他从床上坐了起来，佝偻着背部，像是一只对我产生敌意的猩猩，“但没能怀上。医生说，她没有生育能力。”
仔细思考一下，固执己见的人类与缺乏艺术天分的动物的区别在于，生育是前者生存的社会目的，而对后者来说，只是一种本能。潜移默化的目标意识长期蛰伏于人类的基因中，经济社会的运转、政治体制的构建和文化知识、科学定理的创造与传播，都被一种矫情的态度死死地钉牢在“目的”的石板上。可悲的是，作为上述思考的发起者，我也没能逃脱这不成文的宿命——“生育”怎么可能会成为治好抑郁症的良药？某一天，不知缘由为何，人类发明了结扎手术，以满足那些从宿命中成功逃离的情人。但事实上，结扎手术更该应用在那些信奉“宿命论”者的人身上，好阻断一条目标明确的精子和一个随波逐流的卵细胞的秘密结合。当然我承认，这是一种极端的想象，根本没有人会这样鄙视生育。也许真相是，生育也是我们的本能。
他也来到了阳台上，手按在铁锈剥落的栏杆上，大口喘着气。那件仍赖在他身上夹克衫和像是特地漂白过的牛仔裤仿佛是蚕丝一般紧紧包着他。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打开过的红河牌香烟，又从汗衫胸口的口袋掏出一根打火机。我抽出一根烟，递到他胸前。
“我不抽，”他看了看香烟，接着又抬头看了看我，“你最好也别抽了。”
“不至于，”我说，“我又不是肺有问题。”
“迟早的事。”他没精打采地说，仿佛是在吹一口气。
我用两根指头夹着烟卷，试探性地从干燥的嘴唇中间呼出蓝灰色的烟雾。我和那些受到狂热的瘾君子的蛊惑并放弃自制力的吸烟者一样，都迷失且迷恋于这由臃肿的蓝色烟雾形成的虚幻的真空之中。远处氤氲的红色海面上突然升起一排海鸥，应该是海边常见的红嘴鸥或是黑尾鸥群，不过在他们即将转向之前，我就已经不再看它们了。
张敏走了进来，这时她已经套上了一件黑色的无纺布围裙，裙沿附近还印着某个调味品生产商的标志。她叫我们去一楼吃饭，然后嘱咐我今天该早点休息。
厨房兼就餐室在一楼的西北角上。因受潮而变得有些畸形和扭曲的松木门奄奄一息地杵在稀薄的光晕中，生出锈迹的铜制门轴以赤裸裸的姿态引诱我们走进厨房。廉价简陋、布满油渍的锅碗瓢盘摆在灶台上，而碗橱柜里却塞满了一些像是羊角锤、铁钳、螺丝刀或是塑料打火机一类的修补工具。接着是厨房的东侧墙根，一袋敞开口的梨花牌白面粉以及一桶撕掉塑料商标的食用油紧紧贴在一起。而我们的餐桌，仅仅是摆在中央的一张矮小的圆木桌，桌面上摆放着三小碗黄瓜汤、蒸熟的红薯以及一大盘炒蛤蜊。即使大众深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种殖民者式的粗鄙之言，但依赖性对群居动物的损害程度有多少，没有哪个生物学家或是美食家能搞清楚。前者研究的冲动性只是为了填补知识空缺的罪恶感，而后者所谓的研究不是研究，也不具备冲动性和科学性，各种所谓让味蕾饱和、实际上却糊弄人的烹调方法和色泽搭配的科学理论，根本上都源自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兽性。好在我们自己没有发觉这一点，好在我们信奉的安全教条是“懒惰一点吧，好让堕落有机可乘”之类的新社会观念。
张敏在喝黄瓜汤，钟万里也在喝黄瓜汤。病态般的、流动的翡翠色对我没有丝毫诱惑力，有诱惑力的只是那块红薯。也许在手术或经历过被死亡恐吓之后，人就会持续地分泌多巴胺以使自己保持对鲜艳色彩的性冲动——这是最合适不过的说法。于是我拿起那块红薯，准备吃下去。
“空腹吃？”张敏问我。
“至少胃里还有嗷嗷待哺的胃液。”我说。然后我像是渴望得到认同地瞥向钟万里，而他只顾吞咽汤水，机械的动作和姿态使他像是一部生产机器。
“你不该这样糟蹋自己，”她说，“照这样下去，医生马上要进手术室等你了。”
“不至于，”我说，“除了心脏，我身体素质比运动员还要好。”
“除非你不再抽烟，”钟万里突然插话说。
“说起这个，”我说，“没有人想要个烂肺，若是你们有我一样的恶心上司，你们就会支持我的。”
“恶心的人遍地都是，健康的人可是屈指可数。”张敏说。“像我这样的体质，我可没时间信仰基督教、佛教或是忌恨某个浑蛋，我只会担心我什么时候死。”
说完她就换了副凌驾于一切、像是因恶劣的睡眠质量而不得不眯着眼的疲倦神情，她不停地、机械地、始终如一地重复着吞咽的原始动作，蠕动起来的喉咙使她像是长了一个男人的喉结。在这副没有怀孕能力的宗教式的雌性躯体里，却也许孕育着某种和钟万里一样的、对积极情绪持怀疑与敌对态度的反抗意识，虽然这在她那张营养不良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可从一张进化得如此完整的猴脸上，谁又能看得出什么呢？动物发达的无条件法身系统本身就为虚伪提供了保护面具，五官的构成内容和排列方式又使这种虚伪扩大到极致。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相信，怀疑，然后再装作相信。
在吃我们快吃完的时候，从厨房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急促的叫喊，声调尖锐而嗓音却很湿润。是个男人的声音。接着他就领着一个女人，站到了厨房门口。
男人的穿着像是一个从海里爬出来的渔民，一块比一块大的补丁和形状怪异的破洞使他那件塔夫绸的汗衫像是一张渔网，下身祖母绿色的硬哔叽裤子则像是海面下的海菖蒲和大叶蒲。汗津津的皮肤状态加上渔民中典型的、黝黑发亮的肌肤色泽，只会让人认定他是个不太会打扮的乡巴佬。相反，他身后的女人却身着整洁华丽：靛青色的亚麻法式衬衫，配上盖住两条白皙而纤细的双腿的、宽松的霜色的太阳裙，趾骨格外凸显的小脚穿着双最新款式的牛津鞋。她不动声色、一言不发地藏匿于男人身后的虚影里，活像是一条男人拎来的鲔鱼。
“我们要住店，我都快喊破嗓子了，没一个人应一声，这是给死人住的地方吗？”男人语速飞快地说道，说完却变得气喘吁吁。他的脸膛是那种欧洲人似的瘦削而又有点不匀称的外形，黑色的眼睛里不停地往外涌出愤怒、敌意和想要犯罪的冲动或是疑虑。我们三人同时注视着他，被他盛气凌人的狂怒给吓住了。
“不好意思，”张敏放下手里的碗和筷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才刚听到你就站到这里了。”
“这是什么狗屁理由，”男人仍然不肯松懈，“前台不该有个人？”
“可我们也得吃饭不是吗？”张敏的语气仍然表现出她那带点假意的宽容，“我先带你们上去吧，你先消消气。”说完他们三人便消失在厨房门口。
钟万里仍无动于衷得像一个坐在地狱里的恶鬼，只顾贪吃着盛在碗里的、携带着罪恶的毒性的灵魂。我乜斜着眼，注意到他鬓角附近脱掉的皮还挂在脸上，在这种不能再湿润的海洋气候的封锁下，仿佛他体内干燥得像是储存了一只火炉。他吃完后，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灶台前另一把柳木椅子上坐下。
“这种情况很常见吗？”我问他，没有抬起头。
“什么？”
“刚才这种情况。”
“偶尔吧，”他若有所思地说，“她也说过，浑蛋遍地都是。”
这时我抬头看向他，他正把两条丑陋的、槐树枝般的瘦腿搭在下面的横杆上，突起的膝盖骨像是两块磨平的鹅卵石。我有理由相信，整个人类社会的弱点、文明的劣根性以及对浪漫主义推崇和惧惮的矛盾心理，都集中地在他的身体和生活状态上呈现了出来。说实在的，抑郁症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权利。处在灾害频率渐长、贸易战争持续、私生活混乱的粗糙年代，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才像是一种恶疾。强健的身体素质与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现已遭到小部分人发自肺腑地戏谑与嘲讽。我可怜他，可又不知道究竟可怜他什么。他的生活？希望？婚姻？但综上考虑，他似乎一切正常，只不过是消极、抑郁。可这有什么，他只是在履行他应有的权利罢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我拿了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准备到远处岬角上去，找个好地方仔细阅读一番。我踏过门槛，这才注意到立在门口不远处的一只塑料垃圾箱旁边的木头牌匾，湿答答的质地把用红漆写在上面的“旅店”两字稀释到难以辨认的程度。我绕过牌匾，径直往目的地走去，这时却听到身后两三声没有间断的咳嗽。我停了下来，回过头去。
昨天那个男人正站在二楼阳台上，楼上就是我的房间。他今天换了身衣服，穿了一件亚麻的象牙白色短袖，两只黑魆魆的、仍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滑稽与紧张气质的胳膊肘恶狠狠地压在栏杆上，两根（长满硬疣、仍然是咖啡色的）手指夹着一根香烟。他正像猎鹰盯着田鼠那样站在高处盯着我，一缕细细的蓝烟从微弱的火星里升起来，穿过他的黑脸膛，有时也从两排紧紧咬住下唇并来回摩挲的牙齿中间和（露出修长、丑陋、恶心的鼻毛的）鼻孔里涌出一大团颜色稍浅的烟雾。他似乎有话对我说，但却一直一言不发。我没有看见女人，至少在那被他占据的四四方方的水泥殖民地上，她没有出现。
我本想或应该同他搭话，但受到僻静诱惑的身体却带着我转回身去。我应该叫钟万里一起来的，可他还在睡觉。人一旦放弃灵魂，身体便会放弃自己。这种双向关系的依赖性和迷惑性使生理机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何况在公共关系糜烂与滥用的群居社会，个人的价值只能在死亡上体现出来。所以依旧是那样，我同情他，却不知该同情什么。
紧接着，当走到远处，我发现了那个女人。她穿着和昨天一样的法式衬衫和太阳裙，躺在长满野生稠李和矢车菊的草地上，像是悬浮在雪青色的海浪下方的一条镰鱼。当我走过她身边上，她仿佛并没有注意，或者她仅仅是佯装成一个懒于交流、懒于重新矫正脖颈姿势的聋子。而不像昨天，这一次，她的整张神神秘秘的脸暴露在了从东方吹来的光芒中。携有鱼腥味和船员的粪臭味的温热海风从她身体上方划过，诡异的悲伤气氛缠绕在她白皙的身体上。她的鼻梁挺拔得像是升起的船帆，一对纤细的柳叶眉与紧紧闭合的（像是缝纫在一起）上下眼皮保持着最合适的距离。我没有停住，我走得越来越远，远到只能看到那像是野鬼一样机械地舞动着的矢车菊。
接下去的两天，她都穿着双薄皮革的舞蹈鞋，在她躺下去佯装死人的地方跳一种古典派别的芭蕾舞。曼妙的、带有舞台表演技巧的舞姿虽然被她应用地相当娴熟，但因那身不成体统的舞蹈服和精神萎靡、死气沉沉的表情，使她的动作呈现出潜在的革命与反叛的性质。远处的鹅卵石小径边，陪同她来的男人坐在休息椅上，咖啡色的上下唇叼着一根燃掉一半的香烟。他翘起姿态丑陋的二郎腿，双臂展开搁在椅背上，像是落到沼泽地里的候鸟似的呆滞地盯着他的妻子（或女朋友，或是情人）在跳舞。有时当女人跳累了，她会坐到草地上，从当天新换上的提花绸的休闲裤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还有一个葡萄紫色的翻盖打火机，点燃，然后隔着五十米不到的距离，和男人一起抽烟。在这副色彩鲜艳、彼此矛盾对立而又没有冲突的印象派油画（雪青色的矢车菊，祖母绿色的蔓草和山荆子，男人咖啡色的身体，女人黑白相间的衣着，宝蓝色的大海以及橘红色的烟头）中，抽烟的两人仿佛是借助吮吸和间歇性的咳嗽来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以此来抚触、拒绝、搅乱或是摧毁属于对方的某种偶然性的恨意。可事实上他们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和相处方式，我们不该凭文学概念和阴谋论者的意识来妄加推断，这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饶恕的。
事实上，在女人跳舞的那两三天早上，我都能在吃饭的时候碰上她，一次是在钟万里起床后不久，一次是在液化气公司送来气罐的时候。她出现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疲惫感，耷拉着玫瑰花瓣形状的眼皮，而她的双手上的青筋却如同蟒蛇似的高高凸起，指骨和肌肉互相配合着钳制住椅背，把椅子从桌子下抽出来。
“你好。”我对她说，手捏着勺柄悬在空中。她抬起头来，瞥了我一眼。我敢说，除了受到礼貌、道德准则和条件反射的刺激，她或许也想仔细观察一下那个总是出现在她身边不远处、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戏剧集的家伙。
“你好。”她坐在座位上对我说。紧接着张敏给她端来了一碗鸡蛋面以及一双筷子。她向张敏道谢，张敏离开的时候下意识地瞥了我一眼。
“你的男友，还是丈夫，”我惴惴不安地继续讲道，打算收集一点他们的资料（这对我没什么好处。也许有，如果我敢于承认我爱上她了），“他不来吃饭吗？”
“他不吃早饭，一直都不吃，”她无奈地说，“他说啤酒就能填饱他的肚子。”
“你们结婚了？”我的心脏突然抽搐，血液开始毫无节奏、毫无规律地在动脉和静脉的内壁横冲直撞，舌头也痉挛似的僵在两排温暖的牙齿之间。
“没有。”她停下手里的筷子，以一种私人教师的姿态和气质打量着我，我知道我不该问下去了。然而空气中冷飕飕的、含义不明的木槿花的气味仍持续不断地纠缠着我，她与男人在狭小的床上、在黑暗的浴盆里、在寒意彻骨的水泥地上以及一株株豌豆花和绒针旁边××的情景，像是烟草产生的烟雾似的钻进我的身体。我很少看见她与男人同时出现，只有在她跳芭蕾舞的早上，男人会叼着一根烟坐在远处。其他时候，他们会错开时间出来吃饭，然后又像是在外吃草的山羊似的准时回到房间里。
“他们也不注意一下，总是只管享受自己的。”和女人交谈后的第三天晚上，张敏突然跟我说。这时他们已经各自吃完，回到了房间。
“什么？”我问她。
“你说呢，”她故作惊讶地看着我，“××。”
“他们怎么了？”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挨个楼层检查一下，每次都能听到她××。那个人简直像是在跟大海××。”
“你没提醒他们吗，被客人投诉可不是好事。”
“谁会傻到去指责一对交媾的生物呢，人生来就学会了这种百无一用的本事，你却因为道德而宁可让人把它丢掉。”她看了看我，“我跟你说，道德其实是最不值钱的宗教，完全就是街头流氓、色狼和酒鬼发明出来的塑料玩具，一摔就碎，连人类文明的衍生品都算不上。可社会势力却使我们无处可逃，而孵化社会势力的先进机器不是政府机构和银行，而是被称为‘社会的子宫’的大学，拥有虚伪的校风校训的大学。今天能建一所职业院校，明天就能建一百所参差不齐的综合性大学，这种无可救药的繁殖速度已近乎赶上了我们，而这速度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确实对学术研究的伪热情。依我看来，大学就是一个个个性饱和的鸡窝而已。他们的确在众多无名之辈中培养出了人才，但也同时培养出了一群野鬼似的败类。对此社会不能拒绝承认，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大学的床单上盛产科学家，也盛产败类，且二者同时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社会体制内部。”
“纵然道理横行，道德沦落成廉价品，可我们还是我们不是吗？”我对她说。我真的没有猜错，我所有看似无理取闹的怀疑都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张敏的确不像看起来那样热情，有一种生理上的矛盾和伪装的快感在塑造着她，而她对此浑然不知。“即使你说的全对，可客人依旧会对此厌烦，私生活不该扩展到别人的梦里。”
“我们连他们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张敏说，语气比刚才和缓了不少，“你没看见那个男人吗，像是从某个炭火堆里走出来的黑社会，就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从没见过这种整日哑巴似的沉默寡言、凶神恶煞的家伙。”
“但他平常也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吧，”我说，“我能看到的就是他要么在阳台上抽烟，要么在外面的椅子抽，简直比我还像个烟鬼。”
“而且他喝起酒来就像是呼吸，他每天要跟我要七八瓶啤酒，外加苏格兰威士忌和一些酒精度数偏低的鸡尾酒。”
“那个女人给我提起过，说他早上从不吃早饭，只喝酒。说实话，我甚至怕他离不开河岛。”
“依我看，他俩根本不像是情侣，更别提夫妻了，倒更像是两个在街上碰到一起的陌生人，受到寂寞与××的鼓舞而将身体交给彼此的×××，为了躲避社会的嫌恶，他们就来到了这儿。”
“他貌似的确不了解他的女伴，他看到跳舞的样子像是在观看一部新上映的悬疑或者科幻电影，猎奇的本性使他始终保持着对谜底的热情。”
“你知道吗，我们该一起去跟他们说，制造一种人多势众、虚张声势的假象。”
“老钟估计不会去吧。”
“他会去的。”
我和钟万里跟在张敏的后面，他拖着那尊仿佛是被胆怯和睡意××了的躯体，拖拖沓沓地走着，脏兮兮的、鞋底已经开裂的塑料人字拖病恹恹地拍击着地板，发出死气沉沉的响声。张敏敲了两下门，没有人回应，但马上门就被打开了。
女人穿着一件丁香花图案的莫代尔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门框内，对概率性事件保持本能的怀疑和敌意的生物习性促使她紧张地握住门把手，沙漏型的腰部紧紧地贴在凸出来的、锋利的锁舌上。她用两排面积狭小、温柔而可爱的上下齿咬住下唇，发白的嘴唇像是她含在嘴里的一小块奶酪。越过张敏的肩膀，我能看出女人的皮肤正像拉伸的橡皮筋似的紧紧绷着，在充满弹性的质地的基础上，好像还有一种软绵绵的物质在野蛮生长。
“您好，不好意思，”张敏用她说过无数次的、公式化的语言说，“我们来向你们提个建议，这件事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出口。”
“什么事？”男人躺在远处的小床上，将两只交叉叠在一起的脚搭在床脚的铁架子上，背部倚靠着两个垫在一起的枕头。他像是玩具木偶似的将脖子扭转九十度看向我们，疑惑，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他们所处的房间位于二楼，楼上是我的房间——因此，对于女人×××。圆形的节能灯给整个房间铺下一层白茫茫的、像是积雪才能反射出来的光晕。房间的构造以及布局和其他房间如出一辙，只是或许是因为要长住，他们把自己功能与进口地各异的物品都从行李箱里拿了出来——一只银白色的、威赛世牌机械闹钟，挂在衣物架上的打底衫、羊毛衬衣、提花绸的休闲裤以及那条女人刚开始穿着的霜色太阳裙，摆在床头柜上显眼的××套包装纸，还有一沓用处与笔迹不明的硬皮笔记本。男人就深藏与潜伏在这些来历不明的、物质的迷宫中，以他来历不明的权威震慑着站在门口的三人，外加他的女人（也许她早已对此变得麻木不仁）。
“就是恳请你们夜里×××，”张敏说起来不慌不忙，“客人来投诉可就不好了。”
“现在有人投诉了吗？”男人问。他坐直身子，像是一块被火焰熏黑的墓碑。
“没有倒是没有，只是怕——”
“不会的，女士，”他打断张敏的声音，而同样是不慌不忙，淡定自若，仿佛这次足以令人羞耻的交涉对他来说只是像吸烟一样平常，“他们不会投诉我们的，这群坏蛋就爱听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声音，没了它，他们就会寂寞地死去。而你却在替他们担心，怕这会影响他们休息，使他们做些你认为不必要的、而他们却本会苦苦哀求的春梦，这简直就像在担心他们拉不出屎来一样多余。”
“可是先生，你的隔壁和楼上楼下不仅仅是只有男人的。”
没错，我赞同这一点，不是张敏的道德观，而是男人所说的潜在真相。我也能听见××。前几天，那些从天花板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的呻吟声，持续不断，悠长而不婉转地勾引着我，我知道，不止我自己在接受这种听觉的酷刑，还有很多×××的男人，以旅游者的身份去主动受伤，让自己在潜意识的铁笼里挣扎。我们的潜意识从来都是一种先进的学习工具，它被上帝发明、作为人体生理功能的目的之一就是暂时代替××，抹除犯罪的冲动与计划。我为此感到庆幸，要不我会就此杀掉男人，因为他看起来根本不爱她，她的作用貌似只是充当××的工具，用以发泄他黑魆魆的××里难以安置、不能被消化的××，使他成为一个体面而暴力的男人。我爱她，不仅仅因为她那张白皙的脸蛋，而更来源于我对那个男人的恨意。我们的身体就这样容易地让我们被动地处于矛盾两端，似乎我们的本质就是背叛，为了背叛而背叛，为了爱而向自己施加痛苦，殊不知我们爱慕和痛恨的对象正在同一××。
男人的脸色变得阴沉沉的，像在原来咖啡色的基础上掺进了一些水泥。他始终在那张锅底似的黑脸上保持着的革命者式的伪正义，正在悄悄地裂开并发出难以触摸的爆炸声，而我们三人就被这正在分崩离析的正义威胁着、逼迫着，离开脚下曾繁育出成年动物的××的地面，离开只属于这对对××技巧的开发乐此不疲的情人。
“女人××的，”男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三人，目光尤其落在张敏的脸上，“你难道要否认吗，老板？你××吗？”
“别这样说，先生，”我代替张敏回答，“如果我的妻子或是女友在身边，我一定不会说出这样令她难堪的话。”然后我试验性地看向那个已离开门框、××的女人。我的余光向我透露，张敏、钟万里以及黑脸男人也在看向她。
“她？”男人佯装疑惑地问，“她是我的情人，我就告诉你们吧，我老婆也许和我一样，正和她的情妇在香港或是东南亚某地的一张床上躺一块呢。”
“我没有感到难堪，先生。”女人突然抬起脸，看着我也看着站在门外的我们三人。
“总之，我们只是希望别的客人也能休息好，”张敏似乎开始生气，声音也变得更洪亮，“别这么自私，好吗？”
“知道了，快走吧，我也只是希望你们赶紧把门关上，然后滚蛋。”
后来的几天，我的确没有再听到那屠杀动物似的惨叫声，但这样异乎寻常的安静，我不敢保证是由于张敏公平的态度。因为那愈演愈烈的诡异气氛以及出现在女人脸上的疲倦神态都在表明，事情正在转向不可挽救的方向。那几天里，女人不再站在稠李和矢车菊花丛中舞蹈，男人不再出现在阳台，甚至不再在任何地方出现。而女人只在吃饭时有过露面，而且她总是穿着那一身由细碎的丁香花图案点缀的莫代尔睡衣，使自己裹在一团违背道德与伦理的不安中，因此我们猜想，她那时貌似是和我们一同知道了真相。那是一个多么体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而又显得鲁莽与筹备不周的迷局，一个多么僵硬、劣质、令人消极的事实，而那个黑佬就这样，把这封建性质的真相全部压到那具被当做××工具的、神经兮兮的××上，而他对此却不以为意。要看得出，某些人的浑蛋程度早已超越了殖民者，帝国主义时代的毒瘤使他们成为一架新的暴力机器，一架没有情感纠葛、利益纷争而只剩下××的金属元素的组合体。在冷冰冰的封建与帝国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时髦，而在民主的医院里，这是一种痼疾。渴望征服与占有的恶劣本性使我们与低等生物混为一谈，渴望与其区分开来的宗教式的优越感又使我们发明了知识和语言，而那在鲜血中不停分泌着的劣根性总会在某个欲望泛滥、运气太差的时刻让我们原形毕露。而我们最喜欢犯贱的手法就是火上浇油，要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不掺杂任何正义成分的恶人，而不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正邪相融的结合物，像是×××那样的虫子。
终于，张敏率先发现了真相。他把我叫到他和钟万里的房间里，这或许是这栋潮湿的建筑物里最具家庭气息而又显得格外呆板的地方，床头柜上冷却成固体的乌鸡汤凸显了那股藏匿在每个角落里的腐败气氛，表面的一层植物油像是盖在瓷碗上面的一个金碟子。张敏站在那台病恹恹的、古老的松下牌电视机旁边，像是个童子军似的装模作样地双臂交叉抱胸，仿佛是特地表现出那佯装出来的英雄气概。自从她那天对我说了那段抨击现代道德观念与高等教育机制的话后，我似乎才刚开始了解她，而我曾经却总像是个带有偏见的、始终对真相保持饥饿感的怀疑论者，对她保持着友情以外的纯粹怀疑，这或许终要怪罪于我那该死的媒体工作者的身份，还要怪罪于那份深埋于内脏、随满是病毒的鲜血一起流淌着的微弱的社会责任感，是这种不成文的历史观念推动着我，鞭笞着像我一样试图浑浑噩噩地活下去的病人们，使我们保持对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热情和畏惧。所以这一刻我为什么站在钟万里的床边，和他一起面对着他的妻子，似乎就都说得通了。
“我们该认真地面对他们了。”张敏对我说，她的声音哆哆嗦嗦的，像是信号突然变差的收音机。
“面对什么？”我问她。
“面对那个淫鬼、暴力狂，还有他的情人。”钟万里替张敏回答，看样子他们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他们不是都不发出那种声音了吗？”我疑惑地问，“现在对我们而言，他们只是享受秘密××的普通旅客。”
“不。”张敏两眼瞪得很圆，像是两颗硬塞进眼眶中去的高尔夫球。她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像是在等待着某种冥冥之中注定要降临在她身上的审判，某种歇斯底里的罪行。而她坚定得甚至有点幼稚的模样，使她变得更加弱小，更加不堪一击。“你不知道，”她对我说，“昨晚他谋划××了她，你没听错，那个黑佬××了他的情人。”
这该死的、从历史中遗传与继承下来的震惊，该死的、时常带有毒性的心跳，我站在一对夫妻目光的相交处，却感觉到始终与那具身穿法式亚麻衬衫的白皙××相平行。我知道这或许是一种不亚于那个黑佬的罪行的犯罪心理，我知道我和她的对视、交谈仅仅保留了它们的本意，而我单方面、毫无美感的性幻想也仅仅是一次次的幻想而已。我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头一次在没有那分娩般痛苦的呻吟声的基础上，想象着那只丑陋的、龌龊的、浑身分泌着黑色素的哺乳动物冲进与他融为一体的黑暗中，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她裸露的脚边，纵身一跃，压到她的腰上，用沾满烟草味的黑手捂住她的嘴巴。紧接着，他脱下衣服，同时也暴力地脱掉她的衣服。尽管她在叫喊，但在叫喊声能够穿过他的指缝之前，那一切就被迫发生了。
“××？”我提高声音，问他们，“他干嘛要，干嘛要××她？他不是每天都可以和她干事？他又不是得不到她，他已经得到她了啊。”
“这我们没办法解释清楚，”张敏说，“从我们旁观者中立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一般使人们理解为一种兽性的自然发作，或是暴力的鲜血的自然喷涌。当然这只是我们对××犯的一贯看法，可当女人今早上偷偷来找我时，她除了描述了这件事情，对男人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她来找过你？”我问道。
“没错，”钟万里回答说，“就在这里，在你站的位置，我当时也在场。”
“她不恨他？她没说她恨他吗，或者你们能够看得出来？”
“她不恨他。”张敏说，接着她坐到床沿上，面对着我，“她说她从不恨他，反而更加爱他了。可是她必须离开，不是因为他对她做了违背××平衡、违背法律和道德观念（像我说的，后者只是一种宗教和塑料玩具）且难以将功补过的坏事，而是因为她特殊的、不能公之于众身份，她的第三者的身份。自然界让三角形成为最稳固的图形，可它竟在生物的繁殖系统里变得不堪一击，像她这样的第三者正在成为一种革命武器，被认可就意味着反叛，意味着对历史、科学和宗教文明的攻击，谁也不敢做这样的人不是吗？如果他们敢于去担当这一份重任，那么他们的勇气也会在那些正统的关系中一点一点地被喂养给下一代以及酿酒公司——前者损坏了他们，后者支撑着他们。”
“她要离开这里？”我问。
“她已经走了，亲爱的，”张敏回答说，她的五官互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得五味杂陈而又富有信心，“她今早从这间屋子里离开的，说会去青岛市区找份工作，我很纳闷她为什么不去个远一点的地方，比如内蒙古或是南方，好离那个黑佬远一些。”
“你要是细究这件事，那它就变成关于女人的哲学性问题了。”我说。
“我们不会细究，但警察估计会的，”张敏坦然地说，“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而那个黑佬还浑然不觉地在他的性王国里蒙头大睡呢，连他的女人跑了都不知道。说到这，等这个浑蛋被逮住了，我想你也许能帮忙报道一下这件事。”
“天哪，我在度假呢，”我急切地说，想要马上拒绝这个同样是被道德、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所强制的请求，“而且找个本地的报社来负责，不是会更好吗？”
“傻瓜才会像你这样想呢，本地报社永远不会揭露本地某个所谓的、深埋于公众内心的真相，永远不会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的立场总是政治性的，他们的组织形式总是带有官僚主义的性质，而且永远呈现出病态般的机械与僵硬，让你绝望。”
“那第三方媒体就足以令人信服吗？”我问。
“那也不会，这你是最清楚的，”张敏的嘴角两侧一扬，显得无可奈何而又不肯放弃挣扎，“可谁让我们对它们陌生呢。对陌生的事物，你总是会保留一点信心的。”
透过灰蒙蒙的窗玻璃，我们看到三辆只闪着蓝红相间、刺眼的警灯而不发出警惕性的警报声的警车停到旅店门外，接着车门被打开了，从每一辆上面走下来两三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武警，其中还有两个身穿普通工作警服的警察，像是他们的队长。张敏走过我身旁，径直走出门外，我和钟万里紧随其后，跟她走到旅店门口。
“陈警官，”张敏对其中一个身穿普通警服的人说，那人的下巴上长了颗小巧的黑痣，像是粘了一粒黑芝麻，“为这样的人动用这么大无力，实在是小题大做，我想他一定会像一只死耗子似的毫无还手之力。”
“张女士，”那个下巴上有黑痣的人说，声音粗犷，说话时两瓣肥厚的嘴唇一上一下地碰撞着·，“谁也不敢担保这家伙到底有没有藏了什么武器，我们可不想因为我们官僚性质的、盲目而幼稚的自信心，就造成一些有可能成为笑柄、供后人诟病并耻笑的损失，这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我们宁可多叫上几个警察来加以弥补。相信我也相信他们吧，他们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年轻家伙。”说完他回过头去，迅速地瞥了一眼站成一排的七个武警。另一个身穿普通警服的男人这时走了出来，他一脸不满地穿过绷紧的、僵硬的空气，在身体穿梭的短暂过程中向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留下一条讯息，仿佛是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遗赠：“不赶紧行动，人都给跑了。”他是第一个走进旅店的警察，当他跨国门槛后，他再也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只有那双布洛克款式的时髦休闲皮鞋还在发出均匀而细腻的咯嗒咯嗒声。
如张敏所言，他们冲进房间时，那个背叛了自己的妻子与道义、又蓄意犯了××罪的黑佬正像只死耗子似的躺在床上，他赤裸着黑魆魆的身体，只穿着一条绀青色的纯棉内裤，浑身发软、呈果冻状的肥肉垂在他××深处的骨架上，从远处看，活像是一头被剥皮的牦牛。女人的衣物、化妆品之类的体现女性特征的物品都从房间里消失了，仿佛刚有一场目标明确、患有恋物癖的风暴把她的东西全卷走似的，而男人躺在那儿，似睡非睡，对自己睡眠环境的细微变动毫不察觉。但在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后不久，在听到那个走在最前面的警官警告性的呵斥之后，他突然高高地抬起一只胳膊，手嗖的一下拍到自己的屁股上，然后才像被锯倒在地、变成一小段的桦树似的滚过身来，用那一对被疑惑和恨意侵蚀的瞳孔打量着我们。
“先生，”这次是姓陈的警官在说话，“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人举报称，您在昨晚蓄意××了白女士，鉴于你们特殊的关系，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会对你从轻处置。”
“什么浑蛋玩意，”那个黑佬从床上坐起来，满脸不耐烦地说，“我没有××她，你们可以问问她。她人呢，不在这里吗，你们谁去把她叫来，你们可以问个清楚。”
“白女士已经离开这里了，你明白吗？”
男人恍然大悟似的撅起下巴，乜斜着四处观望的眼睛使他显得更加凶狠。他在检查并确认他的环境，他在自发地、带有主观能动性和革命意识地促使自己的身体去分泌敌意和保持冷静，可是这只剩下几件肮脏的衣物、满地散落的烟头和撕开的××套塑料包装的房间，仿佛总能有效地刺激他，而且使他做计划时的愚蠢和计划后处理现场的无能暴露无遗，都一一呈现给面前这些试图与他为敌的、虚伪的绅士们。而我也站在这个绅士群体中间，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猜测着他狂暴的内心活动。这群虚伪的、从不暴露自我真实想法而仅仅把用各种制服和勋章武装过后的××锁死在某一体制内的绅士们，虎视眈眈地盯着面前这个赤身裸体的黑色怪兽，他们在等待他投降，可是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清楚，他早已经向一切屈服了。他惶恐不安而又死死挣扎不可放松的表情只是他最后表达的一种求救方式，他已深陷于由氧化钙和其他化学物质混合而成的、火辣辣的迷雾之中，因为这时他突然手忙脚乱地从床上爬起来，模仿着一只狗的模样跪在床上，凭借一对手腕和一对膝关节日益退化的支撑力量，他得以用那种令人羞耻的动物姿态与我们对视。那两位警察重又对他发号施令了，操持着恒定不变、如定理与自然规律般稳定的官腔，我似乎也变成了那个黑佬，等待着他们来给我的双手戴上铁镣铐。
“你要干什么？“陈警官向他身后的武警们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退到门外，见他们有所迟疑，他又习惯性地朝门外瞥了一眼，这下他们（连同之前那个走在最前面的警察）终于离开了，“你最好别搞什么花样，无论如何，你都要见一见我们的审讯室，那里大得足够你发疯。”
“哼，警长同志，”男人不屑地说，同时又对那身制服不可抗拒的含义和威严有所忌惮，“我老实得很呢，我只是试探一下，看看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害怕，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显得太滑稽了。”
“你真不该担心这么多事，也没必要担心别人，现在你的命运还是个谜呢。”
“谜？“男人语气更加不屑，甚至多了些肆无忌惮的、好像带有爱意的嘲讽，”别说笑话了，你我心里都再清楚不过，我最终身处何处，睡在何处，是死是活，都好像是天气一样明显。别逗我了，长官。”
“快穿好衣服吧，我们可没有多少耐心。”
“那你可得好好学学我了，我做什么都不紧不慢地。”他开始如他所说的，用一种带有思考性质的夸张动作穿衣服，像是个专业舞台剧演员专门演给导演看似的演给陈警官，不紧不慢，每一个大幅度的动作都伴随着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最终他穿好了衣服，依旧是那件满是破洞与补丁的塔夫绸汗衫和祖母绿色的硬哔叽裤，这下当他站在另一身对他保留敌意的制服一旁的时候，终于显得像是个无家可归、对女人的××虎视眈眈的××，他的站姿、表情甚至是渐渐平稳下来的呼吸都终于符合了他的身份。首先从屋里走出来的是他，而后才是陈警官，他们遵循法律、惯例与防范意识，给他戴好铁手铐，然后就带他回到了车上。
“我不会忘记这个浑蛋，他会让我的生意变差，我这段时间就甭想赚到钱了。”张敏说。我们仨站在旅店门外，注视着警车在咸涩的阳光中渐渐变成一个闪烁的光点。钟万里转过身去，走进旅店，他似乎对这件事没有任何看法，只是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与观众的身份来经历这些，剧情走势、开端或是结局的吸引力以及起承转合的节点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以前这种文学性的概念（无论是出现在小说、电影、戏剧还是生活中），但凡能够引起他灵感的蠕动和爆发，他都会花费时间去研究。而现在，（轻度）抑郁症已经完全溶进了他瘦骨嶙峋的肢体，变成了他的每一块骨头和关节，组成了他的骨架、器官、血液和神经。轻度，这个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到头来只是一种糊弄人的、带有欺骗性的医学术语。它的毒性让这个神经衰弱的抑郁的雄性动物享受着啃咬指甲的乐趣，让他沉默寡言，让他不再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说话和审美活动对他来说仿佛都变成了禁忌。我随后紧随钟万里，跟着他去了他们的房间，又像我刚来河岛时那样，我站在下午的阳台上，用耳朵与身后坐在床沿上的男人进行交谈。
钟万里拿着一根凌美牌的黑色钢笔，在一个硬皮本子上写着什么——那不是一种注意力集中的认真表情，而像是一个中学生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时的的紧张神态，是一种恐惧。马上他换了个姿势，脱下那双普普通通、使他显得像是个中学生的帆布鞋，弯曲双腿把脚放在床沿上，而后把本子垫在膝盖上继续书写。他并没有穿袜子，光秃秃的十根趾骨高高耸立在平整的脚面上，像是十条并排延伸的河道似的一直通向略微发黄的脚指甲。也许他在写日记，但一定不是在编撰故事，捏造人物姓名和性格、构思剧情与形容词的混搭没法再吸引他了。没错，他仅仅是在写日记，在记叙那个黑佬和被他××了的女人，那个我突然爱上又突然分别的女人。
“你在写什么？”我问他。
“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说，手还在不住地写。
“写日记吗，是关于那个黑佬吗？”
“是。”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头一动不动，捏紧钢笔的三根手指不断地、机械地在白纸上方移动。
我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根烟和打火机，点燃。终于他要收尾了，我看到他的手指的移动速度降了下来，仿佛是变得疲惫了便无法再承受钢笔的重量。拳曲的、发白的指关节活像是静静等待外壁破裂的蚕蛹，因紧张或是惊恐而显得如同煤块般的瞳孔和借助人中穴悬挂在那张瘦脸下方的嘴唇，都仿佛朝着整张脸的中央位置涌去。他合上本子，和笔一起放到床头柜的一只机械闹钟旁边。接着他恢复了先前令人无可奈何的姿势，把小腿从床沿上垂下直至碰触到水泥地板，重新穿上那双普普通通的帆布鞋，最后双臂像是两根木棍似的往身后一撑，使他的身体倾斜着面向阳台，面向诱惑着我、制造着充满盐味的凉风的大海。这时我早已转过身来，用像是新任父亲注视婴儿的姿态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他做出那个动作之后很久，目光也只是越过我的头顶，打向远处充满光亮的地方。这种沉默而略显尴尬的气氛不能怪他，不能怪任何人，这是这个房间、这个旅馆甚至是这个海岸惯有的脾性，没有人可以纠正，而也许这种使外来人内心歇斯底里地发狂起来的氛围，才能使我面前这个人、这个房间和这个旅馆的命运延续下去。
“我觉得那个男人其实是正义的，只是正义过头了。”他把向后耷拉着的脑袋抬起来，看向我。
“正义？”我略微羞愤地问，“正义起码不该以这种粗暴的、恶心的方式触碰美丽。”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女人？”他问我，马上我感到我的耳垂仿佛是被炙烤过的铁锥戳破似的，火辣辣的疼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他。
“你仿佛比我更狠他。”
“也许吧。”
我没有继续说什么暴露我真实想法的内容，所谓的恨意与爱慕之心的交融不过是哄骗我的巫术。我能够安全、身体完整地站在这海岸边的某处阳台上，还作死地抽着足以让我再次光临手术室的普通香烟，这得造福于我一直以来习惯性的缄默。寡言少语使人避免疾病与威胁，这是我作为记者和编辑总结出的道理，能写下来表达的观点绝不能用浅陋无知的话语来代替。所以我对我突如其来的爱意保持沉默，向钟万里承认真相没有任何好处，他只会点点头，然后仔细检查十个被咬得溃烂的手指甲，是否有值得继续啃咬的地方，最后他会打哈欠，也许马上就会睡过去。所以我只是打量着他，吞了一口浓烟，见他没有继续发问，我又转过身去，朝向大海。
五天后我离开了河岛镇。张敏和钟万里站在那块巨大的、鱼罐头形状的石英岩前面，目送着我离开。那副营养不良、无法忍受糖分并且不能生育的小巧躯体，看起来仍然比钟万里要健壮，仿佛狂暴的海风是出于怜悯而不忍心吹散他的骨架，而支撑着他自身的仿佛并不是脆弱的生理系统，而是抑郁症本身，是那种所谓的公民权利。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借助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公民权利，使自己免于抑郁，免于对死亡的憧憬。
我越走越远，双脚踩踏着那条仿佛是河岛的脊椎般的鹅卵石小径，身后蓝色的屋群最终变成了蓝色而醒目的色块。我猜想，在某个色块的正下方，正有一副披着陈旧夹克衫的瘦弱身体，在海风的呜咽与嗥叫中轻轻地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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