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时节里，各地的人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拿着一把大蒲扇摇着。
沈修却在盛阳下的天津码头上有气无力的指挥几个伙夫搬行李。
行李大部分是书，各种书，手抄的，新印的，有收藏的古籍，有朋友送的，连往期报纸都一张一张按时间排好捆起来。沈修没几件衣服，一套沈老爷送的马褂，几件旧长衫绑在一个汗巾里被最后扔上船。
伙夫找沈修要讨几个赏钱，沈修拿出一个汗津津的靛蓝色的绣着粉色云朵的钱袋，磕磕巴巴掐出几个铜板儿。
他实在是热的快晕了，只因有个亲戚要去广州送货便可省了他的船票钱，也就急着出发了。
南下到上海靠了岸补充了一些货，沈修乘着装货的时间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走了走，法租界进不去，就在华侨区逛了逛。沈修不喜热闹，想到广州更是繁华恐不宜居，就给在广州的余昭拍了电报问他可有地方适宜住些日子。
一个月后到了广州，发觉更是热浪重重，七月份，雨水也多，还有台风时不时袭来。沈修的书被雨水泡湿，却没有一天完全的太阳让他晒晒书，最后书发霉了一半。
一直住到12月份，却又冷的扛不住，不得已借了一个毯子一个火炉，日日卷着毯子围着火炉睡。到了中午又得把毯子扔开，中午太热了又仿佛到了夏季一般。
他倒是觉得“夜穿棉袄日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话更似适合广州的天气。可纱料又贵又不适合文人，他只能日日穿着那件青色长衫过活。每日早上给院子里的缸添满水，中午的时候拿来做饭，吃完饭再拿来洗个澡睡一觉，下午了再写几篇文章或者翻译几篇法语诗歌糊口，一天光景也就这么过去了。
有时候早上醒的早，就出去走走，那时候人少多了，大街上没几个人，商铺都锁着门，他便一五一十的仔细挨家挨户瞧着招牌，知道这家原来是卖烧糕的，从干净的招牌上知道了那家是个新开的照相馆。虽然早，但是早茶铺子总是开的更早，似乎一整天都是开着的，有几次他晚上出去寄信，路过早茶铺子还开着，而且人满满的。他不禁怀疑了，这不是早茶铺子吗？怎么从早开到晚，分明是不歇息茶铺，他也不知道这店从几时开到几时，他不管什么时候出去都开着，似乎在等着他有一天也去瞧瞧。
他虽然不喜欢热闹，但喜欢“看热闹”。偶尔给《新文学》写几篇文章，都记的是日常见闻，无非是一些人间烟火小商小贩的故事。他喜欢观察人物，有点老成的观察，从各种角度看，去猜测去想象却从不主动过问，他过问也是白问，他听不懂多少当地方言，大多靠肢体语言猜测，所以他的文章写出来总是以一种不同常人的眼光表述，后来这种不寻常的描写倒也是他的一大特色了。
来了几个月，并不是一直这样孤零零的来去，借着余昭的介绍也认识了几个文学界的朋友，但他向来不太会说话也就不喜欢说话，新交的朋友大都说广州话，所以他总是默默的听，大家开始聚面谈文学谈政治时常叫他，后来总见他默不作声也就不怎么叫他了，还以为他是不屑于谈这些话题呢。他确实不是对政治有多上心，只是心里有话也不知如何口头表达，总不能写出来给大家看。知道大家不再愿意邀请他去，他倒也不介意，来去天地一沙鸥多么自由。
他时常想起慧云来，广州的晚霞很美，他倒是为她写了几首打油诗:
《云汇》
天聚七彩一处来，山峦深处隐雾霭。
樵夫轻打绿竹苔，僧人笑月不知哀。
因为平时不出门，日常见到的女人也只有两个: 余昭内人和房东太太。余昭也是租住在这里的，因为被调任到岭南大学教书，也就携妻而来了，任期还没定，所以只是租住。他住后院图个清静，余昭家里四口人一夫一妻两儿住前院方便出进。
1891年，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讲学所于广州长兴里。以《新学伪经考》、《长兴学纪》为主要内容，宣传托古改制。学生中就有后来众人皆知的梁启超。
余昭去听了几堂课，每次回来都和一群年轻人在前院讨论许久方才散去。余昭邀请了几次沈修，沈修想着哪天就去听听罢，但每次听到前院激烈的讨论吵的心烦也就打消了念头。
每日被这样吵着，不好开口，就想着要么搬家，但搬家也不合宜，他便这样日渐苦恼着。没多久，一封电报催他回天津，原是沈老太太半夜上茅房被绊倒脑袋磕到了门槛上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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