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讲礼：床上夫妻，床下君子

熊老师上周的课非常精彩，满满的干货。试图精简，却发现哪段都舍不得，文章有点长了。(^_^)

目录
一、为什么要讲礼
二、礼仪之邦的本质
三、中介与防线
四、有人非礼啦！
五、礼下庶人：国家立法让穷人讲礼

一、为什么要讲礼

（1）不谈仁义，先学切瓜

《礼记》礼的案例：为天子切瓜，削皮后要切成四瓣，再从中间横断，用细葛布盖着呈上去；为诸侯国的国君切瓜，削皮后把瓜切成两半，再从中间横断，用粗葛布盖着呈上去；给大夫只削皮就够了。士和庶人自己削瓜，削皮后把瓜蒂去掉直接咬着吃。

说白了，就是用一种形式宣示不同的人不同的地位，就像领导人前排就坐那个排序绝对错不得。

孔子时代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学《尚书》、《春秋》就像学屠龙术一样，听上去高大上，却没什么用武之地，但是，礼学的用场就太多了——大到国家典礼，小到婚丧嫁娶，进可以从政，退也可以做个管家。今天婚庆公司的司仪、殡仪馆的主持人，本质上他们都是儒家的后人，如果贡祖师爷的话要贡孔子。

（2）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内涵

在儒家系统里流传着“周公制礼”的说法。当年武王伐纣，改朝换代，但就在这个最要紧的当口，周武王英年早逝，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而一群年长的弟弟。周公是周武王所有弟弟当中最出色、也最忠诚的一个，在那个主少国疑的时候辅佐少主周成王，灭掉那些不听话的弟弟，百忙之中还要制礼作乐，也就是用礼和乐给天下定规则，奠定了周朝几百年的基业。

严格说来，乐也是礼的一种。那时候的音乐和今天完全不同，纯属公共活动，一个人戴着耳机听歌是不算的。今天的演唱会也不能算——它虽然是公共活动，但歌迷们狂呼乱叫，甚至冲出护栏和歌星拥抱，太放纵了，比礼崩乐坏还坏。儒家礼乐是要人节制的，大家随着慢条斯理的音乐，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举止优雅地完成一个公共仪式。如果仪式上偏巧有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掌握的切瓜技法就会派上用场了。

把瓜切完之后，你会在音乐声中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一些变化：是的，你对各级领导的尊重感，对集体的认同感，悄然又多了几分。

吴伯凡《春节特辑丨新年聊聊“欢乐”》对“乐”的解释：
儒家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yue）。乐是最高的状态。儒家教育的过程首先是读诗，然后是要教你各种各样的礼，最后的状态是乐。这个乐是什么？乐就是旋律、节奏，一种隐秘的和谐和次序。所以孔子把乐（le）的状态，也就是乐（yue）的状态作为他心目当中理想的人生状态。
孔子对他人生成长阶段有一著名的概述，“吾十又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他人生的最高的状态。要随心所欲，同时又不逾越规矩。这就是音乐的状态。音乐一方面是对人内在感情的尽情的抒发。它又是符合规矩的，是符合乐理的。音乐是欲望与规则天衣无缝的结合。只有达到那种欲望与规矩密切结合，而且很和谐的那种状态，你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也就是成于乐。

（3）礼可以让人各安其位

这就是礼的核心意义，用《礼记》原文来说，就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所谓“定亲疏”，就是确定血缘关系的远近，这是宗法社会里很要紧的事情。我在前边讲过，宗法社会里，家法就是国法，齐家才能治国，如果血缘关系的远近你没搞清，在祝寿礼金上对大伯和表舅一视同仁，那就天下大乱了。今天我们会觉得大家都是亲戚，不小心搞错一点可以被原谅，但那个时候，政治关系就依附在亲戚关系上，你犯的错误是会上升到政治高度的。

所谓“决嫌疑”，这也属于头等大事。如果你有两个儿子，你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论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是一式两份——这是今天的父母经常会做的，但换到宗法社会，这就一定会生出“嫌疑”，因为别人就看不出你这两个儿子谁的地位更高，谁才是你的继承人，你家老二也会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哥哥。等将来真的发生继承问题的时候，就会你争我斗，不可开交。这种事情在春秋时代经常发生，是“礼崩乐坏”的典型表现，所以孔子才要恢复礼制，让每个人都能在繁文缛节的约束里各安其位。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社会就提前进入了大一统，基于统治的需要，必须通过“诸子均分制”消灭贵族阶层，让皇权直接面对平民；而西方因为“长子继承制”的影响，得以一直保留了贵族制度。所以，中国贵族比西方要早消失两千多年。

这种约束应当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比如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重男轻女的地方，女孩子虽然都结婚生子了，但还是觉得自己赚到的钱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来供养弟弟，也会真诚地相信，家里的房子和地将来都是弟弟的，没有自己的份。这就是家里和当地环境里一以贯之的重男轻女，使这些女孩子从小就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角色。凡是敢和弟弟争遗产的，都是不安分的女人，没搞清自己的位置，要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知识笔记：如果男朋友喜欢弟子规之类的传统文化，你要小心了》里有重男轻女的案例。当时觉得匪夷所思，现在看来合乎情理。

人被洗脑了什么怪事都可能做出来，洛阳那个轰动一时的囚禁性奴案告破后，在审讯时，居然有受害人为案犯百般遮掩罪行，后来诊断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详见这篇文章。

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所有人各安其位，谁也别做非分之想。所以“一切皆有可能”这种广告语是最反动的，孔子会给它加上一个限定语：“在礼制给你规定好的角色里，一切皆有可能。”这就像对一只笼中鸟说：“在这个笼子里，随便你怎么展翅高飞。”

怪不得会提倡“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原来是有文化传统的。

二、礼仪之邦的本质

（1）怀乡恋土为什么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心理因素说起。

人天生是需要安全感的，而稳定感和安全感高度相关。乡土情结其实就是一种体现：当常年在外奔波的你回到家乡，心头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因为又看到了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从小就熟悉的一切，哪怕这就是一座脏乱差的恶人谷，但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对各种别人无法忍受的事物早就习以为常了，一切又回到你习惯的轨道了，那种感觉真是由里到外的妥帖。当然，除非你从小在家乡遭受虐待，比如《阿甘正传》的女主角珍妮。

马斯洛理论下层的生存、安全需求。

虽然我们总是把乡土情结拔高到道德高度，但这种感情的来历其实一点都不高尚，只不过来自对安全、稳定的天然渴求罢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考虑就业问题的时候，也会看重稳定性。哪怕待遇不高，但只要是铁饭碗，总会有万人争抢。如果铁饭碗配上高收入，那种地方就很容易出现世袭制，父母会绕过各种制度障碍把子女安插进去。而那些在自由市场里打拼的人，要么天赋异禀，要么只是在无可奈何之下背水一战。比如战国时代的名人苏秦，全凭个人奋斗，屡败屡战，终于身佩六国相印，风光不可一世，但他的心里话是：“假如当年在老家有二顷良田，我也就不会出来打拼了。”

（2）自由是奢侈的

人对稳定性总是有着天然的依恋，甚至做奴隶也好。在美国大萧条的年景里，罗斯福总统为了扩大就业，搞了很多政府项目，包括让文化工作者对当年做过黑奴的老人做访谈记录。一些记录集结成书，书名叫做《当我还是一名奴隶》（When I Was a Slave），这本书还没有中译本，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亚马逊买到。书中结集的口述里反应出一些很耐人寻味的东西：确实有很多黑奴受尽虐待，渴望自由，但也些人很怀念在南方农场为奴的日子——那些性情宽厚的奴隶主对他们来说就像家人，当他们被解放之后，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反而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恐慌，渴望回到“家人”的身边。

我们在清朝的历史里会看到更有甚之的场面：做奴才是比做大臣更荣耀、更欣慰的事情——皇帝拿你当奴才，就是拿你当家人。

自由是奢侈的，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意味着你要为自己的一切选择负上全部责任，倒霉的时候没法责怪任何人。有几个人愿意这样呢？

回顾计划经济的时代，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有政府统一规划，未来具有高度的确定性，什么都不用担心。人的安全感就这样得到了最大满足，很多老人直到今天，即便生活富足多了，但还是念念不忘那段日子。

呵呵，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大锅饭时代，原来是受底层本能驱使。

同样的道理，一个礼制的社会可以给人们提供高度的稳定性。伴随着宗法关系里的温情脉脉，一切都是那么的按部就班，无论你处在哪个位阶上，都不会眼红任何人。你不必孤身奋斗，也不必多赚钱以免老无所依，宗法大集体自然会关照你的生老病死。你要警惕的，以及你周围所有人都要警惕的，就是防微杜渐，严厉制裁那些超越了自己位阶的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礼制社会在现代行不通，现代社会一切都在高速发展、变革，与固定的社会阶层是相悖的。

（3）瓜没切对意味着什么

的确，这是一种很需要严防死守的社会秩序，一旦有人越了位却没受到相应的制裁，就会有很多人有样学样，那就礼崩乐坏了，社会就乱了。

严肃地说，你用天子礼仪吃掉了一个瓜，这等于挑战了一个礼仪之邦的核心伦理。如果旁边竟然没人制止你，那就说明维系这个宗法社会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只要一个小小的局部松弛了，整体的垮掉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就是孔子时代的社会，这就是孔子心中最大的忧虑。

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因为礼仪曾经真是维系全社会的纽带，是把国家凝聚成国家的东西。

这才是“礼仪之邦”的本质，而今天意义上的讲文明、懂礼貌，和传统意义上的礼仪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也许这并不值得遗憾，因为“礼不下庶人”，平民百姓忙着讨生活，搞不来那么多臭讲究。作为社会支柱力量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说话做事当然直来直去。无产阶级的世界，有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礼仪的第一种功效：维系全社会的纽带

三、中介与防线

（1）以礼自防

日本社会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各类中介特别的多，不仅相亲要靠中介，就连企业解雇员工之类的事，总之，各种需要交涉的事务，明明当事人面对面办起来最简便，却偏偏要走迂回路线，委托中介代理，这倒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容易理解：当事人直接交涉的话，想拒绝的一方不好开口，被拒绝的一方也会感到坐立不安，如果有个中间人，尴尬也就不容易发生了。中间人在这里就有了礼仪上的意义，这就是礼仪的第二种功效：维护面子。

周代的宗法社会是一种贵族社会，贵族远比平民在意面子。用礼仪维护面子，甚至维护利益和人身安危，这就是所谓“以礼自防”。

“以礼自防”的反面就是“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这是《周易》里边的话，意思是说：你把大把钞票随便塞在外衣兜里，还露出一大截，这等于招呼贼人来偷你；你打扮得花枝招展，举止还很轻浮，这等于招呼克制力低的人来骚扰你。

这种老观念在今天很招人骂。现代女性崇尚的价值观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但男人就会陷入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判断女人发出的暗示。

我并不想评判是非对错，只是想说，不同的行为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一个女人哪怕再漂亮，素颜的形象再妩媚，如果天天穿着中山装，扣紧风纪扣，随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这就足以把大多数血气方刚的男性挡在安全距离之外，在大概率上保障了自己不会被人轻易冒犯。

薛兆丰是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这个现象的（文章链接）：
男人女人之间呢？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在很多国家里面，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遗留的痕迹。那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管女人，而不是管男人的。把女人管住，女人不能随便上街，女人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女人不能随便跟男人嘻嘻哈哈、说说笑笑。
这是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的、普遍的道德规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道德规范？因为管女人比较容易，成本比较低，所以责任就落到女人身上。

这当然是很极端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一点现实场景。

只要留意一下日剧就可以发现，日本的人际交往格外注意距离感，哪怕关系已经很近了，但见面还是会点头哈腰，说话还是会使用敬语，音量总要克制在中等程度以下，行走坐卧总要保持得体的仪态，很少有拍着肩膀大呼小叫、称兄道弟的时候。不论是谁，好像都有一种矜持，都在存心和别人保持距离。这正是“以礼自防”的一种体现，拉开的距离正是设下的防区。正因为有了这个防区，别人就不会对你过于亲昵，自然也就不容易冒犯到你，你抗拒别人的冒犯也会来得更容易些。

孔子说女子和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正是因为这些人往往缺乏贵族修养，缺乏“以礼自防”的意识，和你打交道的时候完全没有距离感，换言之就是没有分寸。

（2）礼仪之邦不鼓励平易近人

在亲昵关系里，分寸感是最容易丧失的，比如夫妻之间。

每个人都知道张敞画眉的故事，但一般不会从礼仪的角度理解这个故事的涵义。张敞就任首都市长，学问大，能力强，大家都很佩服他，但有关部门似乎没事找事，向皇帝检举他缺乏威仪，说他不但亲自给妻子画眉，还画得特别妖娆！皇帝责问张敞，张敞的辩护词是：“我听说夫妻之间的亲昵还有比画眉更过分的。”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会毫无保留地站在张敞一边。本来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人家夫妻之间的私生活，外人凭什么议论，更有什么必要拿到朝堂上讨论？

但是，既然当时的有关部门能拿这件事上报，既然皇帝能拿这件事问责，就说明这件事在当时真的是个问题。

事情的结局是：皇帝爱惜张敞的才干，倒也没拿他怎么样，但一直也没有更加重用他。道理就在于，在那样一个社会里，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是基本的纲常伦理。画眉是女人自己的事，最多也只是丫鬟的事，但丈夫亲手为妻子画眉，这就是尊卑颠倒，伦常败坏。夫妻感情好倒没什么，可以举案齐眉嘛，那才是夫妻关系的佳话。

再者，士大夫的仪容举止是被高度重视的，就算你张敞偏要给妻子画眉，本本分分地画成蜡笔小新那样也好嘛！再退一步说，就算非要往妖娆里画，那就关紧门窗摸着黑画，别让旁人看到！否则你的威仪就要受损，你的“以礼自防”的防线就在不知不觉中收缩，还给社会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要知道，“平易近人”的形象可不是礼仪之邦想鼓励的，因为它意味着轻浮、不自重。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化的世界里，天然认为官员都是公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越亲民的领导越受欢迎。但古代社会不是这种结构，所以也就不是这种逻辑。这些内容现在就不细讲了，我今后会讲贾谊的《新书》，其中分析“阶级”，会把这种逻辑讲透。是的，“阶级”不是一个新词，而是汉朝就有的古语。

（3）床上夫妻，床下君子

话说回来，礼仪之邦里的夫妻应该如何相处，“张敞画眉”是反面教材，我刚刚提到的“举案齐眉”才是优秀楷模。

这是东汉年间的事情，梁鸿、孟光夫妻都是“好德不好色”的人，梁鸿虽然学问很好，但不去做官，寄住在一个大户人家的边角小房间里，靠给人家舂米讨生活。每次等到开饭的时候，妻子孟光就把饭食放在几案上，恭恭敬敬地举到眉毛的高度端给丈夫。这种夫妻关系，没有一点卿卿我我的亲昵，只有相敬如宾的崇高。

“相敬如宾”这个词直到三十年前还常常被人拿来形容良好的夫妻关系，今天的小情侣们会觉得匪夷所思。在礼仪之邦里，夫妻当然也可以亲密，但亲密关系该怎么和“相敬如宾”共存呢？民国年间有一部通俗小说《唐祝文周四杰传》，描写明朝四大才子的风流韵事，“唐伯虎点秋香”就是其中著名的段落。按说以这部书让人脸红心跳的基调，不太可能出现什么“相敬如宾”的事情，但是，书里偏偏就有这样一幕：某才子和某佳人行完好事，已是天光大亮，两人下得床来，穿戴整齐，才子又要毛手毛脚，佳人却板起脸推开了他，掷地有声地说了八个字：“床上夫妻，床下君子。”

今天我们在日剧里还常常能够看到这种风采的遗风余韵，在身边却很少看到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夫妻，旁人只会觉得怪异，窃窃地议论几句：“装什么装！”

“装”和“装”的衍生词是我们近几年最常见的流行语，显然人们更喜欢直率的表达方式。如果在聚会上，一个女孩子对一个引得大家发笑的黄段子无动于衷，就会遭到一堆白眼，收获几个“装”字。除非她能笑得花枝招展，随即用一个更没下限的段子来回应，这才算是被大家喜欢的“性情中人”。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上看，“装”和“不装”各有利弊。“不装”不用耗费克制力，轻松自然，但很难保持稳定持久的关系，“装”需要耗费很大的克制力，除非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装”最显著的优势有两个，一是增加自己的性魅力，二是很容易维系一种长久而稳定的关系。

简单来说，一个很会“装”的女人更容易激发男人的保护欲和征服欲，所以其他女人从本能上就会对她产生敌意，进而就会把“装”这种表现抽象出来加以攻击。而当这个女人嫁为人妻，如果她还能继续用相敬如宾的方式来“装”的话，性吸引力会衰退得更慢，家庭冲突也会更少。我们可以在日本传统里看到很极端的例子：妻子和丈夫虽然在亲昵的时候同床，但睡觉一定分床，在亲密关系里刻意保持一些生分。

一个很会“装”的女人更容易激发男人的征服欲好理解，越难得到的东西越想得到嘛。但怎么会激发保护欲呢？有点想不明白，难道会“装”的女人更显得楚楚可怜？抑或显得圣母像，激发了男人保护正义的情结？

（4）考试、应聘都是“非礼”

当我们回到宗法社会，就会发现这种相处模式尤其重要。

《诗经》有一篇《思齐（zhāi）》，是讲大圣人周文王修身、齐家、治国的榜样，其中有一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依照东汉大学者郑玄的解释，这就是说周文王以礼对待妻子，及于兄弟和族人，国家就这样治理好了。

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

礼虽然繁琐，但一个人就应当生活在礼的世界里，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总之，一切不合于礼的事情都别碰。

这话貌似太夸张，但我们必须知道一个背景：当时礼就是法，所以非礼就等于违法。如果很多人违法却受不到制裁，社会当然会越来越乱，法律也就形同虚设了，这其实就是“礼崩乐坏”。

社会变了，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违法要不得，但非礼只是小事情，不就是耍耍流氓嘛。但在古代，即便到了秦汉以后，宗法解体，法律超越了礼制，但人们还是很在意一件事是否“非礼”。今天我们考试、应聘，这都属于“非礼”，但竟然没人感到羞愧，真是世风不古啊！

四、有人非礼啦！

（1）毛遂自荐和三顾茅庐

今天的历史书谈到科举，总是清一色的正面评价，但从正统礼制的角度来看，科举制的创设实在是一场败坏世道人心的灾难。所以，科举制虽然一直沿用下来，但批评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断过。

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一种毛遂自荐式的行为，而毛遂自荐虽然在今天是一个褒义词，但古人只觉得这是非常时刻里的权宜之计，平时可不该这么做。君子应该矜持，怎么可以自我推销呢！诸子百家游说列国，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就算在那个时候，也要先有列国延请，还要通过中间人介绍。看看周文王请姜太公，刘备三顾茅庐，这才是人间正道。如果周文王就是不来请，刘备就是不来三顾，姜太公和诸葛亮也不能厚着脸皮找上门说：“我真的很能干，您就给我一个机会吧！要不，您出题考考我？”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周文王和刘备被“非礼”了。

但是，姜太公和诸葛亮难道就应该被埋没一辈子吗？

还真就是这样。用孔子的话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人用我，我就出来做事，否则我就踏实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抱怨，这就是成语“用舍行藏”的出处。就像少男少女，虽然会有很强烈的异性相吸的感觉，但也不该自由恋爱，必须要等“父母之命，媒妁（shuò）之言”，否则就会被人轻贱。这个类比是孟子讲的，他的下文是：“古人不是不愿意做官，但必须通过合乎礼义的途径，否则岂不是和自由恋爱一样了！”

自由恋爱之所以可耻，因为它是自轻自贱、没有以礼自防的表现，一个人就这么轻易地向动物性的欲望屈服了。倒也不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一定是好的，比如今天的电视栏目《非诚勿扰》，虽然嘉宾来自婚介网，主持人算是中间人，但谈婚论嫁的男男女女竟然抛头露面，向对方和全国电视观众推荐自己，真让人情何以堪，逼得正人君子只有“非礼勿视”了。^_^

今天我们从民国题材的电视剧里看自由恋爱，难免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老派人之所以反对自由恋爱，只因为不放心自家儿女的眼力——这当然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但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非礼”才是重点。

我看丢面子才是重点，所以每到这个情节常有句台词：“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啊！”

（2）非礼与野合

“礼”的反面是“野”，所以，自由恋爱在古代叫做“野合”。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礼仪之邦了，所以人们会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词。

《史记》说孔子就是野合的产儿。如果我们实在按捺不住低级趣味，还想知道一点孔子父母野合的细节，那么我们不会失望，因为古代的注释家已经给出了答案：“所谓野合，倒不是说孔子是爱情或激情的结晶，只是说他父母在结婚的时候年龄差距太大，老夫少妻，这也属于一种‘非礼’的情况，所以才叫野合。”（《史记索隐》、《史记正义》)

到底谁说的对，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话说回来，一个有廉耻的人不可以自由恋爱，那样依据同样的道理，一个有廉耻的人也不可以自我推销。积极上进只应该表现在对“道”的追求上，否则就是不好的，因为这种人往往自我实现的欲望太高，名利心太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妥协自己。《庄子》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极端，说一个好的统治者一定是自己寻死觅活不想干，但大家死缠烂打硬架着他干的那种人。

汉朝很照顾君子的矜持，选拔人才用察举制：地方官要去发现人才，推荐给中央政府。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就不同了，是政府设了一个标杆，想当官的人必须自己去爬，爬得上这根标杆才有官做。这样一来，各种丑态就浮现了，就好像青年男女自己给自己做媒一样，穷形尽相地展现自己的各种优点。

这就叫“自媒”，是可耻的。

廉耻、矜持似乎是害羞者心理，害羞者明显的特征是过于关注自身的感受，他介意的往往是：“天呐，如果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我啊！”。他习惯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表露出来，因为自己的欲望会昭示与他人争夺资源，从而降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3）自媒和科举

讲到这里我不免有点心虚，因为我这个栏目也属于“自媒”，把自己标榜出来向大家兜售，简直是把道德沦丧、斯文扫地做到了极致。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自我安慰一下的话，那么，《礼记》给出的一项原则我还真的守住了，这就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学礼，必须屈尊到老师那里学，不能把老师请过来教你。

这倒是一个很有现实性的考虑，因为老师一旦被请进家门，由着学生主场作战，师道尊严往往很难保住，相应地也会影响学习效果。所以要“来学”不要“往教”，实质上是老师用一种仪式感来“以礼自防”，不想丢面子。

科举正是一种相反的仪式，维护的是皇帝的面子，让知识分子小则放弃矜持，大则尊严扫地。那些真正有气节的人当然羞于应考，没脸没皮的家伙却蜂拥而至。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这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久而久之，政府里还能剩下几个正人君子呢？

很要脸的人其实也无所谓，不做官而已嘛，最难受的是那些既放不下脸面，又有很强的政治抱负，偏偏家里还穷，脱贫的唯一机会就是考试做官的人。晚唐诗人李商隐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一辈子都在考和不考之间纠结。

更错位的是科举的制度和科举的内容。制度上鼓励大家“自媒”，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但考试内容偏偏是传统儒家经典，尤其是礼学，总在教人做矜持的君子，教人不要做“自媒”那种无耻勾当。

五、礼下庶人：国家立法让穷人讲礼

（1）“知行合一”因何而来

昨天内容的结尾，我讲到了科举制度和科举内容的错位：制度上鼓励大家“自媒”，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但考试内容偏偏是传统儒家经典，尤其是礼学，总在教人做矜持的君子，教人不要做“自媒”那种无耻勾当。然后我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换成是你，你会调整到怎样的心态来参加科举呢？

我们用今天的心理学知识来看，这样一种错位会导致认知失调，我们的心态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调节，总要达到认知一致性才算妥帖，谁也无法长期忍受一种近乎于精神分裂的状态。

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儒家的“经、权”转化理论：“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我们既要有原则性，但也要懂得变通，所以，虽然经典上教育我们不能“自媒”，但为了更高的追求，为了在做官之后实现更大的善，变通一下又有何不可？

调整心态，这总比改变现实来得容易。用今天很流行的鸡汤语言来说：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那么最有效的改变是这样的：管他经典怎么说，考试考什么我就学什么，我就是要考试做官，学习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符合埃利斯著名的合理情绪疗法（情绪ABC理论），正确使用的话不算鸡汤。

这样一来，经典当中的内容就不再是神圣的真理，而是纸面上的死知识，你大可以不喜欢它，不尊敬它，不相信它，它只是你通往光辉彼岸的桥梁，过了河当然可以拆桥，念完经当然可以打和尚，卸了磨当然可以杀驴，否则就是食古不化，就是愚蠢。

当全社会弥漫着这种心态，那些死心眼的人当然看不惯，觉得这些“聪明人”怎么全都说一套、做一套呢？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就是为此而发的。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学术逻辑，会觉得这个命题无论如何都没法自圆其说，甚至近乎荒唐。王阳明确实很不具备现代学术所要求的那种逻辑能力，他那么讲，只是想改变那种心口不一的社会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有笃行之力的社会活动家，而不是一个逻辑周详的学问家。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明里暗里接受的逻辑训练远远强过古人，所以理解王阳明才会格外困难。我们只有设身处地，再换上古人的思维方式，才能搞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做什么。

（2）古礼和现实的脱节

今天提起王阳明，我们首先说他是阳明心学的开创者，是一位思想家，但在当时的正统社会里，王阳明的学术声誉完全来自礼学。他的家乡余姚是当时礼学传统最浓厚的地区，这其实有点另类，因为礼学的三大经典——《仪礼》、《礼记》、《周礼》——晦涩难懂，考科举的人更愿意到“四书”里边选简单的科目。我们今天能读“三礼”，清朝的考据学家功不可没，正是他们扫清了很多难点。明朝人没这个条件，礼学素养差，所以当嘉靖皇帝从旁支继位，该怎么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成为一个艰深的礼学难题，大小官员们翻来覆去扯不清楚，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你也许会觉得蹊跷：礼学传承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晦涩难懂了呢？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话题：礼学确实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书本内容没变，社会却一直在变，穿衣吃饭的各种细节，各种器物的名称，越到后来就越让人感到陌生。

早在唐朝，连韩愈这样有学问的人都感叹《仪礼》难读，不但难读，更糟糕的是，就算搞懂了，也没有用武之地。

我们要知道，儒家学术，既有“洪范九畴”这种高大上的、纲领性的，也有礼学这种接地气的、实操性的。切瓜的手法学会了，就当真要这样在仪式上切瓜。但问题是，一千年前的操作技法真的跟不上时代了。这就好像今天的汉服婚礼，也就是没人较真罢了，否则真要较真起来，就会发现有成百上千处细节根本没法复原，专家们还经常各说各话，彼此合不上拍。细节还不能小看，比如衣襟到底是左边搭右边，还是右边搭左边，貌似无所谓，但这点区别意味着“夷夏大防”，是区分华夏和夷狄的象征性标志，是生与死、荣与辱的界限，半点都错不得。

还有一种更要紧的错位：宗法社会早就解体了，当初“礼不下庶人”，但韩愈他们还能到哪里找贵族去？所以汉代以后，礼仪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礼下庶人”，要把贵族那套东西普及到老百姓身上。

于是麻烦又来了，我们翻翻《仪礼》，会看到婚丧嫁娶条目繁多，耗时耗力，就算普通人家真能把这些细则全盘掌握，但也真的应付不来。所以，要想“礼下庶人”，就必须与时俱进。

（3）司马光和朱熹的与时俱进

政府虽然有了与时俱进的觉悟，但具体操办的人都难免会有一种顾虑：如果自己把礼仪搞得太简化，批评意见一定会像潮水一样涌来，说这里不合古礼，那里过于草率，等等等等。要不，还是别太简化的好！

我们可以看看宋朝推行的《五礼新仪》，当时真把穷苦人家难为死了——如果按照新规范来婚丧嫁娶，根本置办不齐那些物件，最可气的是有些要在宅子台阶上完成的礼仪，谁上东边台阶，谁上西边台阶，谁先迈腿，谁后迈腿，先迈哪条腿，后迈哪条腿，半点都不能错，但穷人家的房子能有个门槛就不错了，哪来的台阶！但是，不照办的话，不仅“非礼”，还要被当做违法来办，让人左右为难。

改革礼仪，必须由通达时务的大学者出面。司马光编写了一部与时俱进的《司马氏书仪》，虽然还是保留了很多古礼，但已经实用了很多，所以流传很广。但真正把这件事做好的是朱熹，他的《朱子家礼》从俗从简，是接地气的第一等典范。比如少年人的成人礼，如果按照《仪礼》的规定，要先用《周易》的筮（shì）法算出吉日，我之前讲《周易》的时候提到，《周易》原本的算法早就失传了，而朱熹连蒙带猜修补完整的那套所谓古法，操作起来也不容易。《朱子家礼》索性大刀阔斧，说在正月里自己看情况选一天也就是了，不用给自己找太多麻烦。

人心向简，结果《朱子家礼》大行其道，成为真正的民间礼仪依据。

儒家学者之所以花大力气“礼下庶人”，还存着一种争地盘的用意。

如果儒家一直固守古礼，礼不下庶人，那么民间注定就是佛教和道教的天下，儒家的土壤就会消失。这确实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我们只要想想今天，很多小城市和乡村里边，只要一办葬礼，要么找和尚念经，要么找道士做法，要么和尚、道士一起上，甚至还掺和着风水先生。对于当年的儒家来说，时局有着显而易见的严峻感：地盘就这么大，我不守住就会被你们夺走。

《朱子家礼》确实为儒家守住了不小的地盘，它的影响力直到今天还在：祠堂就是这部书的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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