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记忆中的年味

        2019的春节又在向我们招手了，而我对故乡记忆中的年的思念更加浓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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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是闽南一个沿海小城，民风淳朴。七八十年代，正是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的年代。

      我的童年就是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初期的印记。当时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各色票也不是随便就有的，大多按人头供应。而像紧张的一些物品，农民身份的基本是无缘的。

    我家是菜农出身，说是菜农，也委实有点冤枉，也就生产队分给几分薄田，加起来一亩还不到，更可怜的是就这么点地还被分散四个地方。土地贫瘠，基本就种点花生，地瓜和扁豆，一年到头是没有稻米的影子。可是政策规定，有田地的农户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也就是分不到各种供应的票子。因此，我家就是典型的城镇里的贫下中农。

      家里吃公家粮的就只有爷爷一个。每到过节，全家人眼巴巴望着能从他那拿到几张票子，去供应社买点荤腥好过年。可惜，我童年时的爷爷是自私的，他把他那些宝贵的票子都换成了他的烧酒和烧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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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虽然没读几年书，但她的普通话无师自通地标准，算盘打得我自愧不如。她更是勤劳俭朴坚强的代名词。

        经济的拮据并没有改变母亲对生活的热爱。每在节日前好几天，她就指挥我们开始迎接新年的一系列“工作”。

        当时我们还住在土坯房里，这是父母靠一板车一板车拉黄土过来，自己再当泥瓦匠，一点一点垒成的窝。土坯房共四间，最里面三间是卧室，临街的一间是厨房兼餐厅。房子只有三个小窗，夏天基本吹不到风的。

        屋里的物件也是简陋，床椅大大小小瓷缸挤满卧室。到了夏天，几乎每晚摇着蒲扇，拍打着蚊子，让疲倦带入梦乡。

      就是这么不起眼的小屋，母亲带着我们里里外外，每个旮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尤其当时都得到井里提水，来来回回往返无数次，我们却乐在其中。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太婆还在，她会自己制作长长的棕榈除尘器，把高处的灰尘掸落下来，阳光里飞舞的情景还深深印刻脑海里。

      俗话说“囝仔爱年兜，大人乱糟糟”。每到过年，必是大人最忙碌的时刻。

        母亲会提早几天准备制作年糕的材料。她制作的年糕有甜的和咸的两种。甜的是用糯米和大米按一定比例调配，提早一晚浸泡，第二天再到邻居那用大磨盘磨成粉，再过滤，然后用水调好，放点白糖，再放在圆形或心形的小蒸笼里蒸。咸的那种以白萝卜为材料，将其碾碎，汁液挤干，加入小虾米和一些调味，再下锅蒸熟。

      我对咸的年糕尤其钟爱，每次母亲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总守在灶台，嘴里念着“等会哪块蒸坏了，给我吃”。这时，母亲会有些生气，让我别瞎说。她说我这样说，年糕会蒸不好的。不知是不是真那么应验，只要我说这句，年糕起锅时总有一个角不那么完美。虽然依然被母亲怪怨，我却开心能提早吃到美味。

      母亲还会在除夕前一天，炸各种美食，这些里面，我最爱炸牡蛎和炸蛏干。以前的牡蛎便宜，惠东女会挑来沿街叫卖。我们家的地理位置极佳，新公路没开发前，几乎所有小商贩都会从我家门口经过。于是，在母亲的巧手下，裹着地瓜粉葱花的炸牡蛎是童年最奢侈的美食，不过在没祭拜前只能吃一点点满足下。至今回娘家，母亲会问我想不想吃她做的这道美食，如果我说想吃，她依然会忙活起来。

        父亲的拿手美食是煎葱花饼，也是过节前几日我们全家吃得最多的美食。由于我们得到的待遇是面粉比大米多，即使过年也如此。父亲会利用起这些材料，几勺面粉，加点葱花，下点盐，用水调均匀，三两下锅里金黄香脆的葱花饼就馋得我们直流口水。然后就着稀稀的面线糊，一整个冬天都温暖了。

        除夕前一天，我和姐姐的任务主要就是做地瓜酥。以自家种的花生为馅料，外面用面粉皮包裹的一种小食。先把花生粒炒熟，去掉外面那层膜，用石锤捣碎，放糖搅拌，有的会加芝麻或蒜蓉。面粉用猪油和生油按比例搓成团，再擀成薄薄的皮，包上这些馅料，下锅炸成金黄即可。没加蒜蓉的可以储藏近一个月。

        这种南方的水饺一起锅，就散发诱人的焦香。这时候不能图嘴快，得等它彻底冷却下来，外皮变得硬邦邦时，张开你的利齿咬一口，不仅酥脆而且很有嚼劲。花生和芝麻在口齿间流香，就连鼻子呼出的气息也带有甜香。

      大人一般会把它们悬挂在天花板“吊篮上”，口酥下铺一层面线，既可防油又可防潮，能保存半个月左右。

      做口酥几乎成了每年我们姐妹的必备节目。母亲负责和面，我俩负责擀皮和包馅。姐姐随父亲学得早，她做的花纹细腻，早期我只有擀皮的份。后来我提出抗议，姐姐才让我也学着做，我学的倒很快，只是做的花纹比较粗犷。姐姐做的是苗条形的，我的是臃肿形的，和我俩体型怎么也相似，我有时苦笑。为了糊弄过去，我会把不太好看的绕成一个圆圈。起锅后可以用一根线把好几个地瓜酥串在一起。有时还拿出去和小伙伴们比谁家手艺好。当然，更主要的是它也是我们读书放学回来的唯一零食，美味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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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年的期盼，除了过节才能吃到的美食，还有过年才能穿到的新衣服。

      当时卖现成做好的衣服很少，也很贵。记得母亲总会提早一个月左右，带我们到临近的裁缝铺量好尺寸，给我们每人扯一身新衣裳。不知是不是找的裁缝技术有限，还是当时审美观单一，几乎每年做的衣服款式都一样，小西装领上衣，裤子还要用腰带系上。布料不厚，里面得穿上母亲自己打的毛衣，方能稍微抵御那时的寒冬。

    虽然不时髦，但有新衣服穿都是欢喜的。父亲说，还没到新年正月初一，吃过年夜饭，我就嚷嚷着要换上。想来依稀还有自己闹腾的影子。

        祭拜祖先基本是母亲干的活，她总在忙碌，却舍不得指挥我们，我们也偷闲，窝在自己书堆里，只有等她喊我们拜拜才起身。祭拜的仪式是庄重的，其间不能乱说话，姿态神情都毕恭毕敬，随母亲做着重复的动作，多少也感觉到年的仪式感。

      当然，贴春联也是我们姐妹的分内事。我凭着半斤八两的水准，经常帮姐姐分出上下联，然后由爷爷用地瓜粉煮好一锅浆糊，两人配合着，踩着高板凳，拿着新扫把，一板一眼把春联贴得方方正正才罢休。每次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仿佛干了啥惊天动地的事，都齐齐跑到母亲跟前讨赏。通常奖品就是多吃几块新炸的美食。

      终于熬到除夕那一晚，桌上难得堆满平日吃不到的各种美味，鸡鸭成了主角，这晚全家都被允许喝点小酒，父亲和爷爷喝白酒，我们女同胞喝点老家自酿的米酒，席间推杯换盏，祝福声声，其乐融融。

      吃过年夜饭，会收到爷爷给的压岁钱，记得当时从五毛到一元到十元的童年红包一直藏在箱子底下，舍不得花。给的红包里每一张必定得崭新崭新的，寓意来年红火面貌一新。

        然后全家围坐一起欣赏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那时年年春晚都没落下。父亲为了我们不被邻居嫌弃，咬咬牙，节衣缩食好几个月，托老朋友拿了内部价，花了近百元在1985年买了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这成了一家人富足的精神食粮，也带给我们童年最多的欢声笑语。

      每每等到电视里主持人的倒计时结束，父亲必然会去放上几响鞭炮，再给每人做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告诉我们，吃了这碗面线，我们都长了一岁。带着祝福，我们甜甜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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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淡了。我想主要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望不再强烈，精神的寄托渠道也更多样化，原先充满的仪式感也在日常生活有很多体现。

      但是，每年春节前，母亲依然会蒸上十几块年糕，给我们姐妹三分别备着。每年，还能与家人开心聚在一起忆苦思甜，一起谈笑风生，这幸福的味道依然还在。

      似水流年，只要心依然简单，幸福的年味依然在。

                  2019.1.10.早作

            ＃羽西简书×红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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