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中国古代哲学的中绝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末篇，讲了中国哲学的终局。

中国哲学的终局分三章。其一、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其二，所谓“法家”；其三、古代哲学之中绝。

这里只择取其三，论中国古代哲学之中绝。胡适先生的观点，我表示比较赞同。欲知详论，必通览全书。此简述其末。

胡适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忽然中道消灭。很多人把他归罪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胡适觉得非是。

首先焚书，政府禁书不论古今中外，是禁而不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大乱，受了一次铁锤大惊吓，10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也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虽不无小小影响，其实是一场大失败。

再者坑儒。观《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侯生、卢生相与谋曰：……乃自除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一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460余人，乃是一帮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

胡适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中绝约有四种真原因：

第一，怀疑的名学。

在哲学史上，怀疑主义乃是指那种不认真理为可知，不论是非为可辨的态度，中国古代的哲学陌生于“别墨”时代。若继续研究下去。应该可能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不料这支学派发达的不多年，便受到一种根本的打击，这种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因为科学与哲学发达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以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辨的，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而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因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穷的真理，那是最愚的事。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圣人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报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文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正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

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这两种都带有纠正怀疑主义的意味，他们的宗旨在于选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准则。

功用主义有别于墨子的应用主义。墨子论辩的目的有六种，一明是非，二申治乱，三明同异之处，四察名实之理，五处厉害，六决嫌疑，《荀子》所说只有一、二两种，故把学问知识的范围更狭小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荀子、韩非这一种学说为“狭义的功用主义”，以别于墨家的应用主义。

这种学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杆见效的功用。后来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便是这种狭义的功用主义的自然结果。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视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

荀子又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

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

荀子又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只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过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

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塾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这就是后来李斯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周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

第四，方士派迷信的盛行。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几乎完全没有神话的迷信。当哲学发生之时，中国民族的文化已脱离了幼稚时代，已进入成人时期，故当时的文学 （如《国风》《小雅》）、史记（如《春秋》）、哲学都没有神话性质。老子第一个提出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念，打破了天地的迷信，从此以后这种天道观念遂成为中国自然哲学的中心观念。儒家的孔子荀子都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都有破除迷信的精神。但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几千年的根据，究竟不能一起打破。这种通行的宗教，简单说来约有几个要点，一是一个有意志知觉，能赏善罚恶的天地，二是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类，三是鬼神的迷信，以为人死有知，能做祸福，故必须祭礼供养他们这几种迷信可算的中古中国的国教，这个国家的教主即是天子。

古代祭祀颂神的诗歌，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条宗庙等礼节，可想见当时那种半宗教半政治的社会阶级。看《春秋》时人对于一国宗室的重要，也可想见古代的国家组织是含有宗教的性质。古代天子对于各地诸侯，不单是政治上的同时还是宗教上的关系，古代又有许多宗教的官，如宗，祝，巫，觋之类，后来诸国渐渐昌盛，周天子不能统治诸侯，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都渐渐消失中，政教从此分离。宗祝巫觋之类也渐渐散在民间。哲学发生之后，宗教迷信更受一种打击。

但后来又发生几种原因，颇为宗教迷信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

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

最可贵的是战国时代哲学科学正盛之时，何以竟有仙人的迷信同求长仙药的迷信？依胡适的意见看来大概有几种原因：

一，那个时代乃是中国本部已成熟的文明开化世界上各种新民族的时代。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说，但是新民族的许多富有理想的神话也随之传入中国本部。或者神仙之说，也是从这些新民族输入中国文明的。

二，那时生计发达，航海业也渐渐发达，于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神话自海边传来。

三，最要紧的一点的原因是当时兵祸连年，民不聊生，于是出世的观念也更发达。同时的哲学也有扬朱的厌世思想和庄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见当时的趋势。故仙人观念之盛行，其实只是那个时代厌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另当时的君主，很有几人迷信这种说法，如齐威王、宣王与燕昭王并秦始皇。这一番闹腾，使老子到韩非300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

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到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为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胡适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