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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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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父亲经常跟我说，我们有半个家族在上海。
我就左一遍、右一遍地问：为什么有半个家族在上海？
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你爷爷弟兄四人，解放前，他们四人离开苏北老家，一起到上海闯荡做苦力，相依为命。后来解放了，老大、老二，就是你的大爷爷和爷爷见苏北老家分田地了，就从上海回老家种地了，而三爷爷和四爷爷因为年轻有些文化，就留在了上海继续发展。从此一个家族就分成了两半，一半在苏北老家，一半在上海。
我似懂非懂，但心里有点怪爷爷为什么当时不继续留在上海，要是那样该多好，我不也成了上海人了吗？
成不了上海人，我就以有上海亲戚为荣，经常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我三爷爷、四爷爷全家都在上海，他们都在大工厂里上班，还当了大官呢！他们坐在办公室里，一人一部电话，出门都坐小汽车……
小伙伴们听得如痴如醉，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我的自尊心也得到极大的满足。事实上，那个年代，家里有人在上海，确实要比一般的家庭体面和风光。
三爷爷和四爷爷两家每隔两、三年便从上海回苏北老家一趟，那时，太奶奶、大爷爷和爷爷他们都健在，他们回来可以看看老娘和老兄弟。
三爷爷和四爷爷回苏北老家的时候，家里可热闹啦！支书、村长都会到我家看望他们，和他们一起抽烟、喝茶、叙旧，村里面很多大人、小孩也会跑到咱家看热闹。这时候，三爷爷、四爷爷便会拿出大把的“大白兔”奶糖分给他们，他们先是不好意思地接着，然后便躲到一边，喜滋滋地吃奶糖去了。
我家的堂屋里坐满了人，地上都是烟头和瓜子壳，一两年都用不上的玻璃杯里也都泡上了上好的茶叶，用来招待三爷爷、四爷爷和支书、村长们。
三爷爷、四爷爷带回来不少袋装的白砂糖和“飞马”牌香烟，他们分发给一些亲属和近邻，这些亲属和近邻便会约好日子，挨个请他俩吃饭，他们有时也会带上我，让我顺便开开荤。
他们还带回来不少玩具，有些是他们的孙子、孙女们玩过的旧玩具，也有少量是新买的玩具，那时的玩具基本就是飞机、坦克、汽车、青蛙之类的铁皮模型玩具，上了发条或在地上蹭几下就会跑。
还有，他们的儿孙们不穿的旧衣服，看着也有七八成新的，再搭上几件新衣服，也一并放在一只樟木箱子里带回来，一打开箱子，就能闻到一阵扑鼻的樟木香，以至于时隔多年，只要我们一闻见樟木香，就能立刻想到这应该是上海的味道。箱子里的衣服都是苏北农村难得一见的新潮服装，我们全家老小都能分到一两件，大家都很开心。
他们在老家期间，父母便和我们几个小孩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以腾出大房间让三爷爷和四爷爷睡。每天早上，他们起床洗漱后，便在我家大院子里锻炼身体，一会儿在院子里小跑，一会儿又举着粗重的树棍，不断地做下蹲动作。
母亲当然起得很早，她忙着准备大家的早饭呢，有稀饭、包子、豆浆、油条，还有好几样小菜；中午，桌上则有鱼有肉，父亲还特意请支书、村长一起来咱家，陪三爷爷和四爷爷喝上几杯“洋河大曲”。我们一帮小孩上不了桌子，但饭碗里也能看到难得一见的鱼肉。
喝完酒，三爷爷和四爷爷还会午休一个小时，那时我认为，上海人就是讲究，还要午睡！
午睡醒来，三爷爷和四爷爷还用香皂洗一次脸，说是要醒醒脑子。他们的毛巾雪白雪白的，又松又软，香皂是半透明的，真是好看，那香喷喷的味道，让我恨不得咬上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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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完脸，三爷爷和四爷爷就准备出门，我跟着他们，问他们干嘛去？他们回答我：去和支书、村长搬土坯。我说：你们从上海回来，还要搬什么土坯？
三爷爷和四爷爷便哈哈大笑：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一会儿功夫，我们来到支书家，他家的八仙桌上已准备好了麻将，他们四人开始抽烟、喝茶，打起了麻将。我记得，三爷爷把麻将牌一墩一墩地拿到自己面前，笑着对我说：这就是搬土坯！你看，这方方的麻将牌像不像土坯啊？
我恍然大悟：原来打麻将就叫“搬土坯”！我看了一会，却又看不懂，自觉无趣，便独自离开，找小伙伴玩去了。
三爷爷和四爷爷在苏北老家一般呆上一周左右，便要回上海了。父母把准备好的糯米粉、藕粉、螃蟹、甲鱼、黑鱼等土特产一一打包好，让他们带走。我舍不得他们走，哭哭啼啼地随父母送他们去村里的轮船码头乘“高港班”，就是我们村到泰州高港的轮船班次，三爷爷和四爷爷得从高港再换乘大轮船才能到达上海。
那天，三爷爷上了“高港班”，仿佛又想起什么，他跳下船，来到我的面前，用手指在我的头上量了几下，对我说：乖，听话！到了上海，给你买只皮帽子寄回来。我破涕为笑，那时村里的小孩，很少有皮帽子的，冬天一般都戴雷锋帽，皮帽子很时尚。后来我戴上了三爷爷寄回来的皮帽子，在村里到处炫耀。
这种场景持续了好多年，后来，太奶奶、爷爷和大爷爷相继去世，三爷爷和四爷爷就很少回老家了，但父亲总会和他们保持通信联系，逢年过节还会跑到村委会和他们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三爷爷和四爷爷也一天天老了，行动不便了，他们的儿女偶尔代表他们回苏北老家看看，但再没有当年三爷爷、四爷爷回家的那个热闹场景了。
我刚工作时，偶尔用单位的电话打给年迈的三爷爷和四爷爷，他们知道我大学毕业后到城里的银行上班，很是开心，嘱托我一有时间便到上海他们家里去玩，可我因工作和家庭琐事，一直未能成行。
三爷爷和四爷爷病重临终前，父亲都特地去上海看望他们，他们见父亲从遥远的苏北老家来上海探望他们，都知道是最后一面了，便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拉倒”，三爷爷、四爷爷去世后，上海的亲戚和苏北老家来往就少了，只有三爷爷的女儿有时会和我们联系，我们叫她大姑，她是上海半个家族里跟我们最亲的人了，因为知青年代，她就下放在我们乡卫生院，我们家对她特别照顾，逢年过节或者家里烧个鱼肉什么的，父母都差我去叫她来我们家吃饭，那时她总要从医院里带一两袋葡萄糖粉给我们，以增加营养（那个年代，白糖紧张，须凭票购买）。
大姑曾带着他的儿子和母亲（也就是我的三奶奶）来我居住的城市小住，他们见到我的小家有100多平米，都开心得不得了，说他们家住在上海的筒子楼里面都快一辈子了，做梦都想住上我家这样大的套房里。他们还说，你三爷爷和四爷爷的孙子、孙女们都很好，有出国定居的，有当公务员的，也有当医生和教师的，一个比一个有出息。从他们的嘴里，我们知晓了上海半个家族成员的一些近况。
再后来，大姑慢慢老了，和我们的联系也愈来愈少，上海的半个家族和我们苏北老家之间唯一联系的纽带，也基本快断了，我们原有的一个家族整体逐渐分成了两个几乎互不往来的家族。
（于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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