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赫莱德是在教授家里举办的派对上。这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我们端着明晃晃的玻璃杯，正商量着今晚应该去哪里欣赏国庆烟花。门开了，走进来一位老太太，一看颇有学者风度。教授立刻上前拥抱她，欢迎她的光临。
“请问，您也是系里的教授吗？我是新来的研究助理，很高兴认识您！”我走上前去打招呼。那时我新来乍到，对系里的情况还很不了解，除了今晚宴宾的教授外，再也不认识他人。对方温柔地朝我笑了笑，热情地说：“我叫赫莱德，今年念博二。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团队的？很高兴认识你！”
“您今年博二，哇～”我有点吃惊，但是下一秒意识到，如果表现出太大的惊奇可能会冒犯对方。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我的心目中，博士二年级的学生，虽说脸上原本饱满的胶原蛋白逐渐褪却，但是也绝对不会白发苍苍。
在派对余下的时间里，我俩交谈甚欢。其一，因为我们在职业上颇有些相似的经历和追求，她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一直在加州某小学担任西班牙语和英语老师，帮助这个学校的西班牙裔学生提高英文水平。而我专注华裔教学五、六年，让更多的“文盲”学生在本科四年期间实现中文的“脱盲”，是我的奋斗目标。
其二，同为“大龄求学者”，我对她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其实，我在下决心重返学校提升自我的这条路上走得很坎坷。甚至很多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会充满了质疑，连环提问各个击中我的软肋。什么？要回去读书？你现在的工作这么好，在美国一年顶上我们几年的收入吧？（他们显然没有考虑美国的物价情况。）为什么要再当穷学生？当学生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找到一份你现在这样的体面工作吗？你是图什么？
我认为她应该会从心底理解我的选择，而在她的内心，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挣扎？
“年轻的时候有太多的责任需要履行。照顾孩子们、赚钱养家。现在我最小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最大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是的，我也是奶奶了！我终于可以没有负担地上路了。”她不急不缓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再后来，她尝试了申请博士项目，在网上搜索各个学校的招生信息。
来自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官方网站
在打开这张网页后，赫莱德被一句话吸引了。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学着改变世界）。通过教育，改变这个世界。在她接下来的生活中，如果可以有机会实践这一点，那将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们从小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被旁人奉劝着要在“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做对的事情”。但这个“对的事情”的内涵，应该由谁来规定和定义？我们常常对年龄有各种危机感，比如年龄“十有五"应该志学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乖宝宝，就会被随意定性为“学渣”、“劣等生”。到了“三十”，没有结婚成家，没有在城市里扎根买房，就是人生的loser，愧对“而立之年”的称号。进入“五十”，你的一生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还是一事无成，就似乎只能坐吃等死，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最近几年，我最常在同龄人口中听到的词就是“中年危机”。他们常常自怨自艾，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想从他们身上索取一些什么，榨干他们的全部精力和财力。其实“中年危机”还不算是人生最糟糕的事情。在忧心忡忡中好不容易捱过“中年危机”的人，还没等长抒一口气，就迎来了更糟糕的阶段：老年迟暮。这时，他们面对的就不只是“危机”这么简单了。“危险”虽然迫在眉睫，至少还有机会解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失去了追求，失去了期待。这才是真正的悬崖。
晚上回到家，我坐在写字台上打开赫莱德提到的网站。在“学着改变世界”的大字下面，我发现了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有些人认为教育改变世界，这种说法太理想主义了。我们不会这么认为。如果你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你有这样的热情，申请这里就是你的正确选择。”我想，郝莱德此刻应该很享受她的生活状态，认为自己做了一个对的选择吧。
这个世界有太多功利和铜臭味。现实的东西我们应该通过努力去得到，这是我们生存的第一步。那下一步呢？当物质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全部的心理需求的时候，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2018年5月24日
写于波士顿志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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