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炎武 日知录 《乐毅传》:“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谓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语,乃不自相规劝,而告之邻里,此为情之薄矣,正义谓必告者非。
结合原文语境,燕王喜的逻辑挺流氓的,但是他所说的话本身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很有道理。设身处地,如果你摊上同样的事情,难道能够保证不会有同感吗?
乐间居燕三十馀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索隐】:栗,姓;腹,名也。汉有栗姬。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间。乐间曰:“赵,四战之国也,【索隐】:言赵数距四方之敌,故云“四战之国”。【正义】:东邻燕、齐,西边秦、楼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於鄗,禽栗腹、乐乘。乐乘者,乐间之宗也。於是乐间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索隐民志不入谓国乱而仕离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狱囚自出,是政乱而士师不为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正义】:言家室有忿争不决,必告邻里,今故以书相告也。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正义】:二者,谓燕君未如纣,燕民未如殷民。复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恶,是寡人不为君取之。
两个人,譬如朋友、夫妻,因为私事发生争执而无果,其中一方不经对方同意,不诉诸法律,反而去找站在自己立场的亲戚朋友,凭借一面之词与深厚交情,误导他们对并不了解的私事真相的认识,引导他们以“调解”“公义”为名,对事情横加干涉,同时给另一方名誉、利益造成损害。打着“正义”的旗号,干着假公济私、滥用私刑的勾当。在这种语境下,燕王喜所言真可谓快人快语,直抒胸中慷慨。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後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顾炎武对乐间弃燕奔赵持否定态度,认为受燕国策命的昌国君乐间,因意见不被采纳而背弃故国的行径,足可显现其人的庸俗短见、怨戾踌躇。他甚至觉得燕王喜所遗乐间之书,其实是燕惠让乐毅之辞的讹传。时间点在乐毅离齐奔赵、赵惠文封之观津后,乐毅以客卿身份往来燕赵期间,乐毅与燕王发生争执。假设顾先生猜测成立,那么,把《战国策》所载燕惠之辞与《史记》所载之书放到一起是何等惊悚的爆炸效果呢?模拟一下: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第一,很明显,人称不一致,《战国策》燕王称对方“将军”,《史记》称对方“君”。当然可能情景不同,所以人称发生变化。奔赵之时是新君对旧臣,往来之间是故君对客卿。
第二,围绕中心相异。燕惠让辞的中心在“先王”,处处强调先王遇将军之厚,将军何以报先王,表现的是自居施者后人的燕惠对报者乐毅居高临下、理直气壮的索偿。而书的中心在“忧患”,指责对方不能为国尽“忧患”,反而以室语告邻里,表现出来的是燕王对自身执政能力的不自信,对相应的客卿忠诚度的怀疑。与前者相较,气势大为衰竭,信心大为动摇。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信息接收方是乐毅还是乐间,二者背景已发生很大转变,以至于发送方的语气强硬程度迥异。假设接收方确实是乐毅,那么这封书信产生的契机最可能是什么,事件发生背景最可能在何处。
《史记》记载书信的背景为燕赵鄗代之战,与乐毅奔赵相差近三十年。如果收信者为乐毅,那么可能的契机就在这三十年之间。罗列其间燕国发生的危机:田单破燕复齐,秦(韩)魏楚共伐燕,齐田单伐燕拔中阳。历经的君主:燕惠,燕武成。这些危机史料有载乐毅参与的,仅仅田单破燕复齐。
战国策 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仇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最终效果自然是保护了故国燕。也有一些事迹现在只剩余n手资料可窥见遗迹,以下两则应该说的是同一件事:
三国杂事 权克荆州,将吏悉降,而濬独坚卧不屈。权舆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胜,其于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由欲以武陵自拔归蜀,濬为权画策,自将讨平之,其于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闻乐毅去燕适赵,赵欲与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犹今之事赵也。毅若获戾,放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况其国乎。便乐毅愚人也则可,乐毅少知则濬不得为无罪矣。
曹操 己亥令 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天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齐破燕赵欲存之,与赵欲与之伐燕两件事,视角都在赵国,而书信的视角在燕国。假设书信的背景,与这两件事相同,那么从不同国度的视角观察到的人事形态完全不同,令人喟叹。
以逻辑推理,事件顺序应当是:齐破燕→赵欲与齐伐燕→赵欲存之。那么燕惠的让辞与书信发送时间应该相去不远。如果推理成立,那么让辞与书信迥异的态度就很难解释了,以此可以反证书信的背景并不在此次危机。
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足够证据推倒顾先生对于书信接收者为乐毅的猜想。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燕王书信逻辑虽然流氓,但若无语境限制,本质无懈可击。所以,燕王流氓的关键点正是在语境上。单拎“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出来,默认背景是室语双方处在平等的关系状态,任何一方都不会限制另一方自由,剥夺另一方权利。而燕王与其收信人,无论是作为客卿的望诸君乐毅,还是作为直接隶属的臣下的昌国君乐间,都存在控制与依附的不平等关系。做个简单的假设,燕王把大门一关,不公开室语详情,直接对外宣称乐X是个坏蛋,他完全有能力做到。这和白莲花婊造谣拉亲友打群架完全两码事了。白莲花婊办的事情正是,利用平等的关系与对方给予的尊重、信任,掩盖事实,颠倒黑白,损害给了它充分尊重的对方。
同理,“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本来很正常的一句话,若是被造谣生事的白莲花婊引喻失义,就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了。笔者曾遇一范氏女,心如蛇蝎,恩将仇报,诬蔑有恩之人,将自己洗成一朵白莲花。最惊悚的是,在社交网络发表“君子”之词,掩盖她无话可说的尴尬心境。有识者笑之:“既然做不到不出恶声,何不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个卑鄙小人?”辞令是好的,换了不同的人说味道就变了。燕王的话可能变得正义慷慨,乐毅的话可能变得令人作呕。
惜哉!乐生诞节,资给应对,来者观书无不怆然感泣,竟然沦为作恶者偷换语境自我洗白的口实。容笔者对此等坏逼奉上大大的一口唾沫:呸!
网友评论
好了,我大大方方承认,范氏女与家暴男高论原作者,其实都属于恶臭胜茅厕的某类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