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儿女待父母要犹如渣男
我经常说，好儿女待父母要犹如渣男：
甜言蜜语
哄他们一时的开心
说了的话未必做
有时候还拿钱砸
但我不被你控制
这种态度的核心是： “我不受你控制，但我对你特别好。”
这种对待父母的方式，比“我们想控制对方，势同水火，但心里都爱对方”要健康太多了。
——熊太行《独立攻略：与父母如何妥协，又如何斗争？》
什么是导师
导师不是普通的老师，他不仅教给年轻人知识，更多地是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
我在第一季的《何帆大局观》里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两个老师》，很多读者都说深受感动。这是我个人成长最大的体会：在你成长最关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导师，为你指明方向，会改变你的一生。根据我的观察，男孩子的成长尤其如此，从一个懵懵懂懂、只知道闯祸的男孩子，成长为成熟、上进、负责任的男人，需要一位导师来做榜样。
老师和导师有什么不同呢？岳不群是令狐冲的老师，而风清扬是令狐冲的导师。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好老师，但导师是那个能够把你的人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的人。风清扬和令狐冲的性格、气质都很一样，师徒二人非常投缘，但是，导师也不一定在性格、气质上跟学生完全一样。郭靖和杨过的性格就很不一样，这并不妨碍杨过跟着郭靖，耳濡目染，感受到“侠之大者”的境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对了。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的，如果不习惯性地想象伟人的品德，德育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讲到这里，让我跳回到两周之前给你推荐的戴维·布鲁克斯的《品格之路》。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讲榜样的故事。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我当时跟你说，读那本书只要先读前两章就行了吧？我是把一本书的内容，放进了另一本书的体系里面，这是我在教你怎样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完整知识体系：你要把原有的知识打散，然后重新组装。
那我就给你讲讲布鲁克斯讲了哪些榜样。有几个名字你会比较熟悉，比如艾森豪威尔、二战时期美军将领马歇尔将军，如果你是文青，可能会对乔治·艾略特很熟悉，她是一位英国女作家，我们以后会讲到她的小说。布鲁克斯还讲了几位我们不太熟悉的人物，比如罗斯福新政的幕后女英雄、曾任美国劳工部长的弗朗西斯·帕金斯、慈善家多萝西·戴伊。
我请你读读这些榜样的故事，看看你会有什么感受。我谈谈自己的感受。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点感受是，没有缺点的人不是合格的导师。布鲁克斯讲的这些榜样，跟我们习惯的榜样都不太一样，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我们不能只看到导师头顶上的神圣的光环，你要是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每个导师也都有自己的英雄之旅，也是从菜鸟开始，不断打怪升级，最后通关的。他们正是不断地跟自己的缺点挑战，跟命运的不公挑战，扼住命运的喉管，最后才成就了自我。坚持奋斗的人肯定要比追求愉悦的人更幸福。经常受到反对和嘲笑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第二点感受是，满脑子都是理想主义的人不是合格的导师。布鲁克斯谈到了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一句名言。这个施韦泽可是一位名人，台湾朋友熟悉的中译名是史怀哲。他是德国的医生和传教士，在非洲行医，建立丛林医院，坚持30多年为当地人民治病。施韦泽说，他的诊所从来不雇佣那些理想主义者，他只需要那些态度严肃认真、安于本职工作、对服务他人永不厌烦的人。
你再看看艾森豪威尔，他也是这样的务实主义者。艾森豪威尔有个好朋友，就是著名的巴顿将军。巴顿将军一谈到打仗就兴奋，但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打仗不过是一件不得不干的脏活和累活。他考虑的不是当英雄带来的美妙感觉，而是需要建造多少登陆舰、怎样做好后勤保障、选择哪一天实施作战计划，并且做好失败的准备。事实上，在指挥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曾经拟了两份电报，一份是如果登陆成功，怎么告诉大家，另一份是登陆失败了，该怎么说。当然，登陆成功了，所以第二份电报没有发出去。这份没有发出去的电报是这么写的：“我们的登陆行动失败了，我已经下令撤退，我是在充分考虑所搜集的情报的基础上，作出此时此地发出进攻的决定的。所有部队包括空军和海军，都非常勇敢，不怕牺牲，如果这次行动有任何过失和错误，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这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报文之一。
非正式的导师胜过正式的导师
接下来我再谈谈第三点感受。第三点不是读《品格之路》受到的启发，而是读另外一本书的感受。这本书叫《出奇制胜》，是沙恩·斯诺写的。我看到万维钢老师写的推荐序，就买了这本书。沙恩·斯诺写到，你要是想找到事业成功的捷径，师父领进门是非常重要的。按照他的说法，拥有导师的企业家和没有导师的企业家相比，前者的企业募集的资金是后者的7倍，增长速度是后者的3.5倍。
可是，这里也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如果导师这么重要，那么家族企业应该发展得更好才对啊。哪个老师教学生，会有父母培养子女用心啊？然而，70%的家族企业毁在了第二代手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克里斯蒂娜·昂德希尔，她对导师制的利弊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最后发现，有导师比没有导师确实更好，不过，跟我们的直觉不一样的是，在事业成功的道路上，非正式的导师比正式的导师效果更好。
啥意思呢？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导师、“拉郎配”式的一对一辅导都是没有意义的。强扭的瓜不甜，给你指派一位导师，哪怕他是一位名师，你也不一定肯跟他学。名师的门下不一定都是高徒。同样，慕名去拜一位高人，效果也不一定好，这跟找名人要亲笔签名一样，你的动机是不纯的，你不是为了真正从导师那里学到东西。好的导师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得自己去寻师，实在不行去偷师，这比磕头拜师更有意义。
——何帆《千面英雄2：你需要什么样的人生导师？》
我的两个老师
何帆
我们最初的人生道路是迷茫的，仿佛天未破晓，夜仍深沉，我们在黑黢黢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鞋子和袜子都被露水打湿了。如果我们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就会如同一道亮光划破黑暗，顿时让我们看清前进的方向。
我的成长，得益于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遇到的两位老师。
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张宇燕教授。我是张老师带的第一届硕士，那时他30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去开会，他略带夸耀地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各位大佬：茅于轼老师、樊纲老师、盛洪老师，等等，大家都大吃一惊：“宇燕，你都已经带学生了？”
张宇燕老师以读书广博著称。刚进所的时候，张老师和其他老师在办公室里聊天，我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泡图书馆，自以为读书不少，但张老师他们谈论的学者和著作，我居然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才是山外有山啊。从此我不敢再夸口自己读书多。
我让张老师给我开个书单，他从桌子上拿过来一张纸，随手给我列了几十种书，有经济学，也有科学哲学、历史、政治学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推荐的第一本书是《老子》。
张老师对学术的热爱能够感染他身边的人。那时，他每周都到研究生院给学生上课，讲完课就到我们的宿舍，跟我们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学问。从下课聊到吃晚饭，吃完晚饭接着聊，一直聊到半夜一两点钟。我送他出去，研究生院的大门都已经锁上了，我得把门卫叫醒，告诉他我们有老师要回家，请把门打开。那个门卫睡得迷迷糊糊的，将信将疑地打量着张老师，估计心里在想：哪有老师这么晚不回家的。
张老师无书不读，思考的都是大问题。他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曼瑟•奥尔森，奥尔森也是那种不屑于研究枝末问题的学者，他曾经说，在寻找研究题目的时候，要像猎豹捕获羚羊那样，直接找到颈动脉。
张老师读完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突然有了灵感，和我一起写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后来，张老师又对财政问题着了迷。我们一起写了一篇《由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我26岁的时候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书中的基本思想，都是受张老师的启发。
张老师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曾经若有所思地说：“即使没有任何报酬，我也会选择读书和做学问。现在还有人给我发工资、给我分房，供着我读书、做学问，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在遇见张老师之前，我有很多患得患失的世俗杂念：学什么才能找到个好工作啊？要是只会读书，赚不到钱，可该怎么办？张老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最值得过的一生，就是追随你内心的兴趣，做你想做的事情。
第二位老师是余永定老师。我读硕士的时候就跟着余老师学习宏观经济学，听了一回，没有完全听懂，到读博士的时候，又听了一回，才有点开窍。我考你们的宏观经济学里，总需求曲线为什么朝下，就是老余考我的题目。很遗憾，我当时答错了。
余老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初中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曾经在北京重型机械制造厂当过十年工人，后来是以同等学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社会上招进来的。1989年，余老师到了牛津大学，先做访问学者，然后留下来读硕士和博士。当他最后获得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46岁了。其实，余老师从1975年就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在他1976年的读书笔记中找到了拉姆齐模型。
余老师的身上有一种非常难见到的传统士大夫的风骨。我要这么说他本人估计会不同意，余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低，他更推崇科学精神。但他的为人处事，却能处处彰显出中国儒家的君子之风。“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余老师对学术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追求，他对我写的随笔、散文是看不上的，但他也读我的文章，偶尔还表扬我一下，搞得我受什么若什么的。
余老师经常出入中南海，但他很少在外边张扬。你们听到的所谓“中南海智囊”，十有八九都是假的。余老师的特点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曲意逢迎，所以也赢得了领导们的敬重。
他也从不膜拜所谓的国际权威。有一次，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蒙代尔教授曾经要到我们所里作报告，并接受所里荣誉研究员的称号。我们所科研处的一个小姑娘负责和蒙代尔的一位中国助手联络。那位助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来了一封邮件，说蒙代尔访问你们所，将是你们的光荣，你们要准备花些钱好好招待云云。小姑娘拿不准是什么意思，去问余老师。余老师看了，气坏了，当即回了封信说：是的，蒙代尔来是我们的荣幸，但是蒙代尔能够来我们所也是他的荣幸，如果蒙代尔教授觉得来这里掉价，他爱去哪里悉听尊便。结果那个助手慌忙回信道歉。这又让余老师着实得意了一回。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英语学得好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洋奴心理，他们一讲起英语便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更亲近那些讲英语的洋人，和自己的同胞倒有几分隔阂。
余老师是一个喜欢拿英语跟外国人吵架的异数，而且他跟外国人吵架的时候，英语讲得比平时更好，甚至比他讲中国话都流畅，那种绵里藏针、嬉笑怒骂、滴水不漏、一语双关的吵架堪称经典，听得我倍觉淋漓痛快。我很羡慕地跟余老师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练出来您这样好的英语，也去跟外国人吵架。他毫不谦虚地说，这不仅是因为语言学得好，还是因为人格上有自尊和自信。
我跟着余老师学习了宏观经济学，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余老师曾经跟我说，即使整个世界都在堕落，你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平，并尽可能地创造出一个适宜的小环境。这对我来说极具震撼。凡是在我有所懈怠、有所犹豫的时候，总是能想到余老师的话。以我自己的体会而言，余老师的教导告诉我们：人的一生要过有原则的生活，要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找到快乐。
为什么要这样呢？人要过有原则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崇高。有原则的生活之所以值得追求，恰恰是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有原则的人会生活得更加平和，他会更加从容。一个以原则为中心的人在心理和身体上都会变得更健康，他们更有安全感和信心，更容易和别人合作，更愿意积极进取，也更容易成功。
对于每个人的成长来说，在关键的时刻遇到关键的导师，是非常重要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看到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人生，你看到了什么才是“大写的人”，才会从内心里激发起自己积极向上的潜能。这样的导师，不是一般的老师，在英文中，他们被称为“mentor”。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榜样很有关系。
捧出心才能碰触到对方
昨天我们讲了人的心灵有三层结构：保护层、伤痛层、真我，其中伤痛层也可以称为感受层。谈到感受，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师总会问来访者：“你有什么感受？”但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他家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很喜欢我，总是往我的房间跑，而我房间的锁坏了，所以她一推门就可以进来。
一天早上，我在房间里处理一些重要的事，非常需要安静，而小女孩多次不敲门就跑进来，我屡屡被打断，感觉很不好。我试着用各种语言对小女孩说，我需要独处一会儿，请你不要不敲门进来，一会儿我的事处理好了，我会出去找你。
但我的这些努力都没有用，小女孩像没听见一样，一会儿就闯进来一下，我的思路不断被打断。有点懊恼的时候，我突然问自己，你在干吗？你竟然试着给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讲道理，而孩子常常是听不见道理的，他们需要的是你给他们讲感受。
想明白这一点后，她再一次闯进来时，我看着她的小脸，非常认真地对她说：你一次次不敲门就闯进来，我很不高兴，接下来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我忙完了会出去找你。
这次她终于听进了我的话，特别是“我很不高兴”这句话，让她突然愣了一下。然后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她再也没有闯进来，而我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事忙完后，主动打开门找她玩了一会儿。
这个小故事，让我想出了这样一句话：讲感受，就是捧出你的心。只有当你能捧出心时，也才能碰触到对方。如果是讲道理，就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
——武志红《思维02 | 为什么要讲感受》
观点：要想幸福，应减少独处
英国作家露丝·惠普曼（Ruth Whippman）花了好几年时间在美国研究与幸福和焦虑有关的问题，她还写了《焦虑的美国人：追求幸福如何让整个国家被焦虑压垮》（America the Anxious: How Our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Creating a Nation of Nervous Wrecks）这本书。她发现，幸福感应该自内而外而非自外而内地产生的理念，正逐渐成为世人默认的真理。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如今，幸福被定义为自我发现之旅，而不是与外界打交道的收获，这种幸福强调情感上的独立，而非相互依赖。但人们越来越强调往内心深处追寻幸福的同时，美国人用来与他人真正交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惠普曼说，目前美国将近半数的餐桌前只有一个用餐者，少年、年轻的千禧一代和朋友“闲荡”的时间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少，智能手机取代了真实世界中的互动。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一项时间利用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现在平均每天花不到四分钟“主持或参与社交活动”，这里的“社交活动”是指所有类型的派对，以及其他有组织的社交场合。即使算上争论、抱怨等任何形式的沟通和交流，普通美国人每天只有半个多小时在进行社会交往。
惠普曼说，反省、内观和一定程度的孤独，是健康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们的幸福其实有赖于他人。很多相关的研究都表明，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一个人就无法真正感到幸福。如果想要幸福，就应该减少独处的时间。另外，忽视社会关系也会危及到健康。有研究显示，缺少社会交往引发的过早死亡风险可与吸烟比肩，“我们为自身的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发现自我或探寻内心而是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培育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
——李翔知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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