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转凉，吃一碗打卤面是对夏天最好的纪念。
记忆中，母亲做的打卤面是最好吃的面。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家里穷，口粮有限，母亲想方设法让有限的粮食发挥极致的作用。她心思灵巧，用地瓜粉巧做打卤面，成了全家人的牙祭。
母亲做打卤面，搓面是绝活。舀几瓢灰色的地瓜粉放到面盆里，将滚开的水高高地浇上去，边浇边用筷子搅动，直至将面烫透、晾凉，再移上案板，用手搓成一寸多长的面条。等水烧开，面条像一条条小灰鱼在锅里上下翻滚，空气中飘着甜丝丝的香气。
日复一日，我们对母亲的面产生了一种依赖。打卤面陪伴我和弟弟的童年，像一个符号，记录下全家人的一路跌跌撞撞。
后来，参加工作了，吃到了形形色色的面，什么鸡蛋面、蔬菜面、杂面，甚至远近闻名的“大柳面”……可是，总也忘不了母亲的打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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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快到了，母亲几乎天天打电话，甚至一天好几个电话，重复同一个问题：“啥时回来？我给你们擀面。”
每次我都哄她，“马上马上，莫急。” 一边应着，一边做着准备，将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米、面、油，各种吃食，还有为母亲买的新衣裳。
临行前一天，弟弟突然来电话说母亲病了。 我一下就慌了。好好的，咋就病了？
在安排车辆、联系医院，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因为印象中母亲的身体极好，总是弯着腰盛一碗面递到我们手上。
然而，这一切是真的。
母亲被护士推进医院时，眼睛紧闭着，一只手握在弟弟手里，另一只手垂在病床沿上。
又是一阵手忙脚乱。登记、交费、会诊、各种检查。当母亲被推进CT室，咣铛一声，我被隔挡在厚重的金属门外，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丘脑血栓”，诊断通知单上几个陌生的字眼像一道强光跳跃着，大夫解释道，栓住的右手可能做不了事情了。
母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我和弟弟一左一右，守在床前，看着冰凉的药液一滴一滴，顺着输液器的软管，匀速进入母亲干枯的手背，消失在母亲的身体里。
想起多年以前，我和弟弟也是这般一左一右，流着口水守在锅台边，看着母亲打卤。
母亲用小葱碎末炝锅，倒入一瓢清水，等锅边发出“嗤嗤”的声响时，将打好的鸡蛋“唰啦”一下淋在沸腾的卤汤里，葱香就会扑鼻而来。
此刻，没有葱香。 只有医院的八四消毒液刺鼻的味道。
一天一夜，母亲醒了。
我和弟弟凑上前去，母亲说：“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我努力睁开惺忪的双眼，示意弟弟回家休息。
弟弟用手拢了拢凌乱的头发，说：“姐，你去吧，我身体好，能行。”一阵推让，母亲吩咐弟弟留下。
想起小时候，我和弟弟也曾这般争抢。
每逢家里吃面，总少不了麻汁点睛。去村代销店买麻汁是我和弟弟争抢的美差。每次，我都拗不过他，由他端着搪瓷碗，我举着五毛钱。回来路上，他一溜儿小跑，趁机偷偷舔一下碗边的麻汁。
因为麻汁有限，所以母亲规定，每碗面只准用筷子挑一次麻汁。我们大呼不过瘾。
时间一长，我便总结了一个多吃麻汁的好办法。那就是一碗面分两次调拌，这样就可以放两筷子麻汁。小聪明自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她笑着暗示弟弟，“看你姐……”，于是，弟弟便效仿起来。那时，我常常笑话弟弟傻气……
走出医院的大门，清晨的阳光居然如此刺眼，我仰起头，鼻子一酸，眼泪顺着眼角慢慢淌下来。
回家。
我要亲手为母亲做一碗面。
拿出青瓷花面盆，用最细的白面，用最精瘦的猪肉末，学着母亲的样子做面。当带着温度的清水被我轻轻揉进面粉，当面轴在我的掌心滚动时，我感觉母亲就坐在身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窗外，远处，正午的阳光正暖暖地抚摸着山川大地，时光用它的长臂摆渡着生命之舟，俯瞰着万物的此消彼长。
时光不老，而我的母亲却慢慢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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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一碗热腾腾的打卤面端到母亲床前时，母亲有些诧异。
我哄着母亲，一口一口喂她。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真好吃......”
我用清水把母亲变形的手擦拭干净，母亲哽咽了，“娘再也不能给你们擀面了……”
我紧紧地搂住母亲，在她耳边说“娘，莫哭，以后我给你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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