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二妖音
王允三年隐忍、一朝成功，诛董卓斩蔡邕，却是三月覆灭，一生功过尽附于此……
据《后汉书·蔡邕传》所载，“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史实并非如小说之言‘伏尸而哭’，仅是“有叹惜之音”。
董卓专权后，十分看重蔡邕，‘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闲，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
董卓对其的知遇之恩，不可谓不厚重。一声叹息亦仅是良知之人，下意识的反应而已，却惨遭杀身之祸……那么，王允为何诛杀蔡邕？
士大夫多矜救之，王允却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王允只因一息叹惜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亦执意斩杀蔡邕，其心中计较若何？
如果王允仅是希望通过蔡邕之事，震慑心向董氏集团之众人，执意欲至蔡邕于死地，未免过于勉强。
且《资治通鉴》载，“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董卓死时，蔡邕正在王允家中做客，这是否亦是王允事先设计所致？
而蔡邕的反应亦颇为古怪，没有丝毫推诿，反而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好似心中早已有所准备一般，其因又是为何？
据《后汉书·蔡邕传》中所言，董卓宾客部曲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却听从蔡邕劝阻，并未执行……二年六月，更是劝谏董卓踰制之举，卓亦改之。种种迹象反映出董卓生前对蔡邕的重视，以及蔡邕所拥有之地位；而王允虽载有“王佐之才”，却难以与之相比。
三年之隐忍，如今一朝手握生杀之权，必有一番歇斯底里的发泄。如同当年越王勾践十年隐忍，虽是成功复国，却亦是性格大变……
且王允先是将《史记》贬为谤书，又提及恐‘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更加预示着其心之中的恐惧。
蔡邕与其同殿为臣，朝夕相处三载之余，对其在董卓面前的所行所语，谄言丑态是知根知底、洞彻明非。然而对于王允而言，这三年之隐忍却是其永生永世不愿提及的耻辱，又怎会愿意、允许被他人撰入正史，传录后世。
难怪范晔对王允之作为抨击道，“属其庆①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②，况国宪仓卒③，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
据《后汉书·董卓传》中所言，“初平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正史之中并非是李肃以献帝“将禅位于太师”作饵，诱董卓进京，反而是以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朝中百官之机，袭杀董卓。至少正史之中并未表明董卓有称帝之意向。
而在此讨论王允杀死董卓究竟是对是错，已是毫无意义。
然而《后汉书·董卓传》中却载道，“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而《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引注《英雄记》亦曰：“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
「布乎！」之语自是提示吕布欲反，而小儿之谣亦是提醒董卓之劫。然而问题是为何会人提醒董卓？
《三国演义》中亦多有不祥征兆显现……车折轮、马断轡；狂风起、昏雾现；小儿谣、道人言。既然董卓残暴不仁，昏庸无道。除之乃顺天应人，又何来如此天象人意？作者为何画蛇添足……董卓之死对关中的百姓而言究竟若何？
事实是董卓死后，王允既不笼络吕布等朝中武将，亦不收拢董卓遗留部曲；对内轻武将而傲文臣，对外重关东而轻河西，对汉朝的政局没有清晰的认知，致使李傕、郭汜祸乱关中，百姓生灵涂炭，至此朝廷尊严丧失殆尽……
王允一介腐儒，空有忠义之心，却无治国之能。不但累及自身，更是殃及家族、国家、百姓。故而范晔言道，“终不以猜忤④为衅⑤者，知者本于忠义之诚也。”
其实据《后汉书·王允传》中所载，王允不是城破当日被杀，而是数日之后，待李傕等召回了王允的两位亲信，左冯翊宋翼、右扶风王宏，一同杀之。不过作者为了成全王允正面形象，方才塑造了王允英勇就义，为国尽忠的画面……
①庆：恩遇 ②不举：古代逢大的天灾人事，皆除去盛馔，偃息声乐，称“不举”。③仓卒：非常事变 ④猜忤：疑忌而忤逆 ⑤衅：罪过
关灵净妖 音化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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