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篇第十六」3
【原文】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译文】
孔子说：“鲁君大权旁落已历五世了，国政出自大夫也已四世了。所以三桓的后人应该也要衰落了。”
【注释】
“禄”，此处应为“爵禄”的略称。《礼记·王制》云：“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意即任命之后，根据职事封爵授禄。人事任免、爵禄赏罚，俱当决于君主，故以“爵禄”代表君权。也有说是指国之赋税。但三桓瓜分公室始于襄公十一年，据孔子之时只有三世，与“禄之去公室五世”的叙述不符，故不从此解。
“去”，失掉、失去。如“大势已去”。
“公室”，王室、诸侯。此处即指鲁君。
“五世”，指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共历五世。
“政逮于大夫”，即国政出自大夫。逮，音“代”，及也。
“四世”，指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共历四世。
“夫”，语助词，用于句首，有提示作用。也可看作代词，表示那些。
“三桓”，又称“三家”，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世袭为鲁国三卿。因其皆为鲁桓公后裔，故史称“三桓”。
“子孙”，泛指后代、后裔。
“微”，衰也。如《诗经·小雅》中的“式微式微”。
【评析】
三桓之祖鲁桓公在齐国被齐襄公谋杀后，其嫡长子继位，是为鲁庄公。庄公去世后，庄公的庶兄、三桓孟孙氏的初祖庆父开始在鲁国作乱，先后派人杀害了两位国君。后来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说即源于此。庆父死后，庄公之弟季友辅佐鲁僖公即位。虽然国乱主少，但僖公利用众臣的势力与三桓相互牵制，公室遂渐有起色。到僖公十六年季友死后，僖公已能完全掌握国政。又过十六年，僖公死，其子文公即位。
文公之时，其叔襄仲掌权。因其家住东门，人称“东门襄仲”。文公死后，东门襄仲为了继续掌权，便杀嫡立庶，鲁宣公由是即位，鲁国开始进入东门氏专政的时代，鲁国公室亦由此开始彻底大权旁落。此应为孔子所谓的“禄之去公室”之始。
由于利益冲突，三桓与东门氏开始明争暗斗。东门襄仲死后，三桓与东门氏之争日渐加剧，三桓势力亦日渐强盛。又过十年，宣公死，大权随即落入以季文子为首的三桓手中。是为孔子所谓的“政逮于大夫”之始。
到孔子之时，鲁君由宣公经成公、襄公、昭公、定公而历五世，季氏由文子经武子、平子、桓子而历四世。是故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孔子此语，当出自定公初年。彼时季氏家臣阳虎的作乱之形虽未显，但孔子见微知著，已然看出阳虎有不臣之心，因而预知季氏必有危局。后来季桓子果曾一度被阳虎囚禁，而阳虎亦通过控制季氏把持了鲁国朝政，被孔子称为“陪臣执国命”。遂得应孔子“夫三桓之子孙微矣”的预言。
有学者认为：三桓掌握了国家政权，这是春秋末期的一种“政治变革”。很多人因而批评孔子反对变革，政治保守。但事实上，孔子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这与其身后2500年的现代政治文明显然有着完全相同的诉求，也足以说明孔子政治理想的先进性。而对孔子主张恢复“周礼”的指责，则好比批评古人用马车而不用汽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一样荒谬。孔子主张“礼以行义”。因此，制度架构的设计和实施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阶段。2500年前的孔子时代，社会治理首先必须要适应大疆域农耕社会的特点，因而在当时，还有什么比“周礼”更合义的制度呢？
事实上，直到孔子身后2000多年的1689年，英国才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直到1766年，瑞典才开始实施“阳光法案”，世界才真正开始走上现代民主之路。在此之前，并没有比“周礼”更合义于中国大疆域农耕社会的治理模式。与孔子近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城邦民主模式不是，于孔子身后250余年开启的专制模式也不是。因为城邦民主无法适应大疆域农耕社会，而专制则是对仁道政治理念的反动。“周礼”所主张的分封制天然地含有分权和制衡的因素，这显然比致力于极权的专制更能与现代民主相融。而历史和现实已然表明，专制正是现代民主和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
先秦封建时，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惟有道者处之”；自秦专制后，天下则为一人之天下。先秦封建时，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自秦专制后，则渐至乾坤倒转。先秦封建时，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然君臣有分、地位不同，但人格却是平等的；自秦专制后，臣渐成“奴才”，民亦成“草民”……。因此，由封建到专制，其实是政治文明的巨大倒退。
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其实就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而每一次改朝换代，却无不伴随着巨大的民众牺牲和社会伤害，但权力运作模式却丝毫未有改变，顶多是世袭者由“姓钱”改为“姓赵”，由“一家”改为“一伙”。而昏君未见减少，明君亦未见增多，根本是“换汤不换药”，绝非“君子务本”之举。所以元代名臣张养浩有诗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既然如此，何必要以巨大的民众牺牲和社会代价，用“政治变革”的名义，去满足极少数人的权力欲望呢？因此，坚守《周礼》这一成法，静待真正的文明治理模式出现，怎见得不是蕴含着深刻智慧和远见卓识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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