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难做到“去意识形态化”地做研究讨论，这个专业词汇是我在温铁军（人大教授、中宏网经济学家）的讲座中听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很受用，尤其是涉及到学术研究的时候，本来学术有自己的规范和标准，一旦参杂“意识形态问题”顿时就变得错综复杂了。
在讨论疑古的意义时候，笔者认为：通过对客观史料的梳理，打破传统历史观对历史的认知与评价。这种学术态度是可取的。这种“质疑、求真”的学术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虽然古史辨派的发起人顾颉刚先生一再强调：（一）《古史辨》不是结论，而是讨论，是商榷，尽管很多议题是错误的；（二）《古史辨》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以“批评的态度”来看待古史，而不是全然听信古人言。（三）《古史辨》提出不少问题，他本人没有精力，客观上也不可能进行全部辨伪。
疑古派的学术方针是很明确的，要号召历史学界开个头。疑古自然不少全部怀疑古代的一切，而是有理有据的指出古史中说法不可信之处，号召历史学家来收集材料来研究这些“疑点”，信史自然是经得起论证和考据的，伪史自然在辩论中无所藏匿。这一切都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涉及意识形态了。
遵循时间先后原则，古史辨派自然是先拿上古史开刀的，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观点。笔者的理解就是，前人是不知道上古史的，今人之所人能从盘古开天一直讲到三皇五帝、春秋战国，是因为后人逐步伪造和完善了上古时期的历史。
史学之研究材料有三：（一）文献，（二）文物，（三）传说。按其可信程度而言，没有文献和文物例证的传说是最不可信的，也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有文献，而缺乏文物实证的历史，属于半信半疑的历史，毕竟文献是可以伪造的，只能通过不同文献对同一件事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即有文献，又有文物证明的历史才能算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又有分工，文献学是专门研究整理辨伪文献记载的，考古学、文物学是则是指向具体是实物研究。文献文物的可信程度，共同架构起来一个基本可信的历史。
考古辨派有一个特点，在相同材料下，无论是谁，无论站队何种意识形态，研究同一个问题，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历史有可证者，有不可证者，在客观存在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古迹之下，可证的信史，任谁都可证明。不可证的半信史，任谁都无法证明。除非考古发掘发现了足矣撼动定论的新材料。作为一门学术，虽然没有提及要求必须去意识形态化，但是客观上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得出相对可信的历史论断。
相比封建集权下的“一言堂”著史，多元化的氛围要好的多，研究中华史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家，西方国家也在研究我们历史。《剑桥中国历史》和《哈弗中国史》都是很优秀的著作，他们必须受立场的干扰可以做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出来，比如剑桥系列对秦始皇和隋炀帝的评价就很高。我们同时也可以通过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讲述来了解西方的对中国历史的关注点以及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言归正传，之所以疑古派饱受诟病，跟意识形态甚至是传统信仰关系很大。比如华夏以炎黄子孙自居，而疑古派讨论的是，着可能不是事实，能查阅到文献最早的史料也就是尧舜禹了，而大禹在西周已经是具备神格存在的传说。孔子经常谈的也是尧舜，而从来没说过黄帝。对于历史问题，孔子说夏、殷之礼他是可以说，而文献不足不能征的，也就是说春秋末年，夏商也称传说般的存在了。
把传说当信史，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传说跟民族信仰有关，需得事情就比较棘手了。直到现在还有人骂古史辨派是数典忘祖的文化汉奸，这是古典派对疑古派的人格攻击，并非学术交流。说不过你我骂你，仅此而已。“去意识形态化”的讨论问题，有利于解决实际的学术问题，不必要的夹杂学术范畴之外的东西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拱手让外国人研究中国信史开端的人是文化汉奸？还是中国人自己通过质疑、考辨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人是汉奸？单从学术角度来讲，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外国人研究和中国人研究的结论应该是一直的。历史由谁来研究和解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民族信仰呢？
信史的研究必然是要推翻伪造的上古历史，神话传说可以当作故事来讲述，但不足以当作历史来研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以《五帝本纪》作为历史的开端，上古帝王都是黄帝子孙，那么根据太史公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尧和禹是黄帝的四世孙，舜取的娥皇女英是自己的亲姑奶奶，八世之孙从这个祖爷爷手里继承过来“天平冠”，又禅让天下给另外以为祖爷爷。这几位还都是高寿之人，如此历史又如何能令人信服呢？若非是搞错了世系脉络，再不就是混乱了人物关系？“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既然由此疑问，是否有必要进一步的考证辩论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