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算是个外篇了，对孔老夫子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给一个大背景的讨论。
孔老夫子很少讲到利，但不代表利不存在。孔老夫子讲仁，为什么要讲仁？如果人人都是仁者圣人，孔老夫子就不用开口仁、闭口义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利已经打败了仁。这是事实，其实也是孔老夫子在这一节所讲的天命的大势使然。
所以，孔老夫子在整个《子罕》篇，对天命的态度，也是茫然、无奈和不屈。有一种逆境中坚守的味道。
先来看这个"利"是怎么回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共患难易，同富贵难！从古至今；从小到朋友、夫妻、家庭，大到国家、民族和全人类，有太多的事例去应证这句话。这里就不再例举佐证了。
人类之初，茹毛饮血，各个人群部族抱团与大自然抗争，为的只是生存。人类智慧文明的诞生，火与工具的使用，也只是让人类在生存上多一份保障而已。
人类群落间与大自然斗，群落与群落间斗。从安全角度讲，群落越大，人口越多越安全。但人口一多，就会造成食物紧缺，群落变大会造成更多的协调内耗。
但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物质文明的发达，终于能保障人类可以在一个大人口的基数上，团结一致且分工协作，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安全与食物的问题，解决了生存问题。于是，在世界东方，夏朝出现了。
人类的文明，并未因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而停止进步，一直到了周朝，终于到了颠峰。周朝未至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转换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转换期。人类社会正从同患难向共富贵转换。
随着青铜器的成熟，铁器的开始使用，各种实用工具的发明，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人类在保证自身安全、食物充足的同时，还有了食物与人力的富余，开始有多余的财富积累。
当然这种富余也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只是到了周朝未至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质变。这时这种富余质变成了孔老夫子口中很少提及的"利"，变成打破原有社会制度的关键点。
在改革开放初，家乡快餐行业有句广告语叫：三块钱吃饱，五块钱吃好！很形象。
如果说春秋前周王朝从王族到百姓都还停留在满足吃饱上的话，从周朝未年，已经有很多人可以追求吃好了。当有能力追求吃好，且追求吃得更好的的人多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周王朝稳定的根基就松动了。
从社会层面看，财富的富余就是利；从个体层面看，对吃好的追求就是欲望。孔老夫子把礼乐崩坏、仁义丧失归结于利，归结于对利的争夺。所以孔老夫子主张不争！
插一句题外话，老子则把问题归结于欲望：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节)
因为利的出现，人类社会从共患难走向了同富贵的路程。人类社会真能安然地走上同富贵之路？在利已经出现的大背景下，如何重回周王朝的天下大和，上下有序？如何避免因争利而因起的犯上作乱，甚至是战争？
孔老夫子以仁义为体，礼乐为用，辅以广开教学，以图重返天下大和之治。但天命可为吗？且看孔老夫子是怎么认为的！
再插一句，全人类从共患难到同富贵的转折时期，出现一个时代：轴心时代。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源自网络)
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孔子和老子为典型代表。在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以色列出现了一系列先知。希腊则产生了荷马、柏拉图和阿基米德等伟大人物。(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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