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齐三生 2023那件事已缭绕在我心头多日。终于在今天我下定决心，在上任新职位前请了三天假期，接下来要在书房努力回忆一些往事。那些并非过往时日中的尘垢秕糠，而是真正值得存在于记忆的故事。我对妻子说不要让人打扰我，不必唤我食三餐，别让孩子进书房，既不接电话也不见客人。事实上，除非是我自己走出书房，否则只当我不存在于这个家中。
我把窗外的铝合金卷帘旋转放下，在漆黑一片的书房里点上几支蜡烛后，又打开了电子熏香。熏香里香水的卖点是让人宁心的深秋森林味，现在这里成为了只属于我的回忆空间，回忆中的事，我甚至不曾对最亲密的妻子提及。我喝了一杯朗格多克的葡萄酒，坐在羊毛地毯上打坐冥想，些许酒精能启动思绪，帮助集中精神。我一直自诩记忆力不错，而且这些往事我以为自己记得很清楚，但现在真要把它们复述出来，呈现成语言的话，仿佛逼我翻越一堵好几米高的墙。墙上虽有些裂缝和凹陷，像是能落脚和着手的地方，可当我触及它们时，又觉握力不够、腿脚发软，根本很难攀上墙头，满脑子踏空后摔下的情景。
是一封几天前在信箱里发现的信促使我这样做。我的妻子拿着信件很惊讶，因为我们很隐秘地搬入新宅未足一周，门牌和邮箱上连姓氏都未贴上。她怀疑这封信投错了人家，可是我却很肯定这是我的信。妻子显得很担心，她的直觉一向很准。
这封信说来也不重要，因为如果我现在用烛火把它烧尽，完全不读的话，我的生活仍然在原来的轨道持续，不会有任何改变或缺失。不过，从另一个事实的角度说来，这封信也很重要，因为我等它等了二十多年。收信人写的不知是姓氏还是名字：提尔。名字的下面写着我目前的地址。信封左上角是寄件人，只写着“老波西米亚教授”，并没有地址。
我的妻子质问我，提尔是谁，老波西米亚教授是谁。我没法一五一十地回答，因为我的思绪万千，而问题就在这里。理不清自己的思绪而随便回答，可能会让她认为我在说谎。这场婚姻已如冬末春初湖面的冰封，第一道裂口的端头上，正延伸出蛛网状的缝隙，整块冰似乎随时就能破裂，我知道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对这个三口之家的懊悔和深深的歉意，促使我对妻子许下过诺言，不再对她说谎。于是我删繁就简，话语中只剩下那些最为无害的末节：提尔是我工作时的另一个化名，寄件人是个历史教授，我在二十多年前也算听过他的课。
这的确是一封奇特的信，不单是因为收件人、寄件人奇怪的名字让别人在意。
几天来我还能忍得住，未拆封阅读信的内容，不过让我心里在意的线索其实很多。信封看上去很有些年代，早就发黄了，写在信封上的圆珠笔字迹已有些发糊。信封右上角还贴了一张距今二十多年的老邮票：一九九九年迎接千禧年的比利时邮票，货币单位不是欧元，而是比利时法郎。我吃惊之余，在与邮票一角重叠的油印圆形邮戳内寻找着日期，却没有找到，邮戳内有用的信息只是模模糊糊的布鲁塞尔字样。没错，那应该是信的始发地，其他的，哪怕是一点模糊的痕迹都没有。
这封信写于何时？它是何时邮寄的？这二十多年间我换过至少六个地址，从中欧搬到了北欧，那么他是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地址呢？
当然，如今查询一个人的住址并非难事，普通人总会在各种地方留下自己的信息。不过，查询住址至少需要真实姓氏。“提尔”可不是我的姓氏或名字，虽然我知道对一些邮递员来说，只要写对了地址，他们对姓名是否准确并不在意。如果这看上去很有年代感的信如同我在意的一样，是一九九九年寄出的话，就根本说不通了。我刚迁入的住处是市郊新建的别墅，它和周边的土地是我的雇主前年买下的，房子是去年才完工的，因此地址在这个世上存在不足两年。
所以这封信，这一切本就不可能存在。
我努力回忆，记起了老波西米亚教授的样子，顿时又增添了几分疑惑。没错，我简直无法形容他，只能说他是个真正的奇人，一个能够出现在魔幻梦境里的角色。所以难道，这一切又还是可能的？地址会是在一九九九年就写在信封上的吗？不可能。信也是写于一九九九年？不会的。但是，如果万一真是这样，邮局在一九九九年也根本找不到这个地址和名叫“提尔”的收件人。难道邮局里存在着有心人，把无主信件都保存着，然后等了那么多年终于送来了？不对，这简直天方夜谭，根本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实际，绝不可能。
事实是，老波西米亚教授的确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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