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龛上的蜡烛越多，表示来拜年的人也越多
在1998年的春节之前，我真不知道，有件事叫做“拜年”。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样的习惯，更没有女儿回娘家烧香这么一回事。
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过年。
初二，老公（当时还是男友）就问我：“等下，我们要去四堡拜年了，你去吗？”
“拜年？什么叫拜年？真的要跪拜吗？”
“不是啦，拜年就是去舅舅，舅公他们家烧香，放鞭炮。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你第一次去拜年，还有很多红包领。"
一听说有好吃的，还有红包领，我的双眼都发亮了：“我去拜年，我去拜年！”
于是，我们就带着还小的一个堂弟翻山越岭去拜年了。
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如果不是翻山越岭走路去，我们只能骑自行车，近20公里的路程，估计等我们到了，人家午饭也快吃完了。
相反，步行也差不多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我们可以在山上玩，多好呀。
因为我们走得慢，到舅公他们家都很迟了，也不记得是几点了，反正人一到，他们就招呼我们吃饭了。
他们安排我们在公用的客厅里面吃饭，摆的长条形的桌凳，一眼都望不到头，上面摆满了各种菜。
菜是一大房人各家各户做好，抬来一起吃的，因为事先没有讲好，再加上当时的确还比较穷，所以菜几乎是一样的。
当然，那些菜，我都不爱吃，那时候的菜远不如现在丰盛，桌上几乎都是年糕，花生米，炒粉干和花菜炒猪肉的，汤什么的也少见。
按这里的风俗，当年的“新姐夫”——就是去年刚结婚的新郎官是坐上席的，那里才有鱼，肉等比较好吃的东西。
而老公的奶奶去世四、五十年了，我们当然只能坐在最不起眼的中间，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得着的菜几乎只有花生米和年糕等最平常的菜！
这让年幼的堂弟非常窝火：“我不要坐这里，我想吃鱼，我想吃肉，我够不着！”
可是，我们的位置是主人安排好的，怎么可以乱动呢？所以堂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鱼，吃肉。
后来看到有人提前离开了，堂弟撒欢似的“左右开弓”，吃得直叫撑。
好吃的吃完了，重头戏才上演——舅公，舅婆们给我们发红包。
但拿到第一个红包，我就笑了——2毛钱，一个舅婆给我的红包只有2毛钱。我真怀疑，是不是她拿错了。
但老公说，没错是这样的，这也是他们的风俗，拜年的红包一般只有2毛钱。
记得在1994年，我第一次到我表姐家做客，她就给我100元了，没想到几年后还有给2毛钱的。
当然，也有舅婆给我12元的，老公说，这样的红包在当地算是当时的“天价”了。
所以，第一次的拜年就让大开眼界：吃饭的规模之大，大到我尴尬，下手不是年糕就是花生米，左右都是；红包之小，小到我咋舌，只有2毛钱的红包！
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后来孩子出生了我也极少去拜年了，而只能在家接待前来拜年的人。
初二一大早，婆婆就叫我们起来吃饭了，不然等拜年的人一进来，连饭都没得吃。
快速吃饭后，就开始做各种准备：洗涤杯子茶壶，准备茶点开水，就等待客人的到来。
往往是我们还在忙碌，姑姑家的，大姐或二姐家的大人孩子们，就嘴里道着：“新年好”，手里提着，甚至肩膀挑着一担担果子、香烛炮等拜年的东西进门了。
于是，客厅里寒暄，上香，放炮喝茶，好不热闹。
厨房里，炖鸡炖鸭炒菜，炉火烧得亮堂堂的。
拜年了，到处都沸腾起来了，鞭炮声，问候声，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节日气氛。
厨房还在忙碌，而拜年的人却忙开了：大舅家，二舅家，三舅家；还有堂舅家，外婆家……
只要是有来往的亲戚家，都要一一上香，放炮，送果子，紧张而又有序进行。
我们家叔叔多，往往是香还没烧完，就有人开始叫喝酒了。
于是，婆婆开始忙碌了：“那谁还在你家吗？赶紧叫他来我们家喝口酒。”
没人？赶往另一个叔叔家：“那谁来过了吗？我们家可以吃了，叫他赶紧回来。”
就初二一天，婆婆就可以把几个叔叔家跑N个来回，当然，叔叔他们也一样，堂弟他们往往骑着自行车在村里“拉客”：“快点吃，快点吃，吃完就来我们家吃，我们家的菜都凉了。”
这样的情形从10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钟左右，才算结束。
都吃完了，大人们摸着浑圆的肚子，小孩子们满揣着红包，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拜年，客家人的拜年就这样年复一年沿袭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
作为一个外人，我总觉得这样的风俗有点铺张，有点浪费：鞭炮一年比一年长，蜡烛一年比一年大，果子一年比一年好，拜年拜（败）掉的是白花花的大洋呀！
但，没人想改变，也不敢去改变，因为家家户户都这样，你敢不去拜年吗？你有勇气面对来自媳妇儿，母亲甚至奶奶的声声埋怨吗？
一种习俗的存在，总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一般人不敢轻易去违背，因为那是别人眼里的“大逆不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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