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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玲记忆中的春天是从每年正月二十就开始的。
中午的太阳挂在空中，暖得有些过分，晒得坐在院中的十二岁的阿玲醺醺的，喝醉了酒般，困得睁不开眼。母亲在院子忙活着，锄头、铁锹、耙子横七竖八躺在院里，母亲要将它们打理齐整，修田埂、浇水、锄草，地里的农活就要开始了。阿玲眯眼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晕晕的脑中想起大人们凑在一起聊天时的闲话：“十五圆（元霄）十六扁（饺子），十七十八干瞪眼，十九二十摊卷卷（春卷），过了二十，袍子一脱，白天干活，夜里赌博（玩老式纸牌）”。
母亲又从南房里拎出柳条筐子，再找出一把小刀。对着犯迷糊的阿玲说：“作业也不写，晒得跟懒猪似的！去，到地里挑荠菜去。”阿玲翻了翻白眼，磨磨蹭蹭地站起身，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就那么窝在小竹椅上才好，仿佛世界只有太阳、阿玲和竹椅。“挑回来摊煎饼吃”，母亲推了阿玲一把，“快，去！”。
一到田地里，阿玲就机灵了。冬小麦已经开始返青，叶子不再是灰绿灰绿的，活泛起来，阿玲有经验，知道哪块地里荠菜多，年年挑，早就烂熟在心里了。蹲下来，顺着麦田的地垄细细搜寻，荠菜最喜欢藏在麦苗的根部，老人们常说草比庄稼会争肥，此时的荠菜叶子已经很饱满，透着青翠的绿意，轻轻拨开麦苗，用小刀顺着根部斜切下去，拎起来就是一棵完整的荠菜。同样的动作不断地重复，筐里的菜越堆越多，阿玲心中的喜悦就来了，站起身，伸伸腰，一片连着一片的麦田，一眼无际，火红的夕阳缀在老榆树的树梢，阿玲觉得好美，心想如果时光就在此刻停留就好了。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阿玲挎着满当当一筐菜回到家。挑拣、清洗、切碎，母亲把荠菜碎拌在面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椒面，舀起一勺糊糊，倒在煎饼鏊上，端起锅耳转动几下，面糊便服帖均匀地铺满了鏊面。一张又一张，很快摞起一大叠。阿玲自然是功臣，母亲拿起第一张给阿玲，笑意盈盈地说：“吃，趁热吃，好吃哩！”阿玲把煎饼卷起来，张大嘴，一下就将大半段塞进去，咬两下，鲜香在齿缝里打转，真是无上的美味啊！
阿玲十八岁那年考学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市，二十三岁时嫁到了千里外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比阿玲的老家靠北许多，春天时一个地方喜吃蒲公英，一个地方喜吃苦菜，可阿玲觉得野菜中还是荠菜最好吃，时间越久，那荠菜煎饼的香味就越发地回味无穷。只是阿玲每天在生活的波涛里挣扎起伏，想起来是真想，忙起来或过了那一阵也就忘在了脑后，北方的春日短，一晃好多年就那么过去了。
人到中年，阿玲有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提前到了老年，“爱钱、怕死、不瞌睡、想起过去无穷尽”，四条标准里后两条尤其明显。那些小时候的味道，常会不经意地袭击下阿玲，弄得人心里长草一样怅然。
几年前动车开通，阿玲也换了工作地方，以前坐绿皮火车咣当一晚上才能回去的老家，现在当日就可往返，回家成了件极容易的事。
刚进入农历二月的一个周末，正在拖地的阿玲突然就想挖荠菜，想到麦田里去挖，越想越想，心痒痒得抓挠般地难受。购票、打的、上车，三个小时后，阿玲坐到了老家的院子里。父亲去世后，母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家。母亲打量着阿玲：“怎么没打电话就回来了？出差顺道？”阿玲摇摇头。“同学家有事？”阿玲又摇摇头。“跟你女婿吵架了？”阿玲忍不住笑了，自己都五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年轻小孩子，吵什么架啊。母亲急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急慌慌跑回来干啥？”“挑荠菜！”阿玲回答。“挑荠菜？”母亲问道。“是啊，挑荠菜，在家突然想挑荠菜，就回来了。”“真是犯病啦！你那里菜市场没有卖的？咱们集上还有人卖呢，市场里没有的话网上不是有卖的吗？想吃买点就行了，还专门跑回来，吓人一跳！”母亲嗔怪。阿玲不理睬，站起来向南房走去，“你干啥去？”母亲又问。“找个筐子去挑荠菜呀！”“别找了，现在地里哪有荠菜？！”“我记得就是这个时候长得最多最嫩，怎么会没有？”阿玲有点懵。“现在除草都打除草剂，地里根本没有荠菜。”母亲顿了顿，“谁家想吃，会特意留一两棵荠菜苗打籽，撒到地头，来年春天就是一大片，现在的荠菜都是种下的，麦地里没有的。”阿玲的心被扎破了，瞬间泄了气，讪讪地坐回竹椅上。
自十八岁算起，阿玲离开这个养她的村子已经三十年了，这些年里每次回家，阿玲都会感觉到这个小村子的变化：先是牛、马、骡子这些牲口没人养了，换成了机械种地；接着猪、鸡也没人养了，村里有人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鸡蛋随时买，集市上的猪肉随便挑，家家户户的院子都干净得厉害；房子、大门盖得气派，门头的匾全用瓷砖镶嵌，“蕴福聚德”、“家兴财旺”、“鸿福照家园”，只是很少见到“耕读传家”；装了路灯，家家通了自来水，烧了土暖气；逢年过节，村里的电动车、汽车越停越多……变，成了这个小村子的主旋律。也对，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毕竟世界都在变嘛。
再后来，阿玲每次回来，母亲都会絮叨不同的人家：张家王家的孩子在北京打工，赵家的跑得远，说是在国外，听说挣的钱不少，咋的也比种地强；房前李婶三个月前走了，儿子一家早搬到了城里，为着小孩子上学方便，好端端的院子也荒了；房后孙叔的腿不好使了，老俩口去新疆住过一阵子，不习惯又回来了，地也种不了啦，包给别人家，一亩地一年二百块……阿玲听得吃惊，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接母亲的话，只是各种声调不停地“啊，啊”。在阿玲的记忆里，他们大多还是二三十年前的形象，那时候的李婶腿脚麻利，走路带风，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孙叔的儿子比阿玲小两岁，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新疆，当年提干时，全村人都羡慕得不得了。
现在，在村子里能见到的人越来越少，认识的就更少了，不仅小时候常去抓知了猴的那片杨树林已经砍掉多年，麦地里竟连荠菜也没有了。
太阳挂在空中，暖得有些过分，晒得坐在院中的五十岁阿玲醺醺的，喝醉了酒般。这是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子吗？是？似乎又不是？阿玲觉得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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