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这一年的年轮，又画圆了，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多个年了，但大多没有留下印象，倒是儿时过年的记忆，冲破了一圈圈年轮的束缚，总是那么清晰的在我眼前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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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杀猪。这头猪，不仅仅是要吃肉的，也是年底评先进的一个重要指标。猪娃子是公家发的，喂的饲料是公家地里种的，宰了之后，肉是要交公的。谁家宰的肉多，膘够厚就可以评“养猪的先进”，会有口头表扬的。
领导要是有兴趣来督杀，杀好之后，都会半推半就留下来吃顿便饭。然后把猪肉带走。上交的猪肉，经过很多轮的计算，会有一块再分回给我们。由于猪是我家养的，猪下水就可以留下来了，如果领导心情好，猪头也是可以留下的。
杀猪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每个连队都会有一个会杀猪的，需要一口大锅，一根一头代尖儿的铁棍，还要至少两个帮忙的人。能一刀毙命的杀猪人，会被竖着大母指称赞“杀猪技术攒劲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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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猪的过程，我是不敢看的，只是听见猪的嚎叫嘎然而止，妈妈端着一大盆的血进来，便知道它的生命已经终结了。这时候，跑出去看着大人们用那个铁棍从猪的四肢穿进猪的皮下，然后从铁棍扎的洞往猪身子里吹气，把猪吹的象个气球一样鼓起来，这样褪毛的时候就不会有落下的地方了。用烧开的水来把整个猪烫一遍，猪毛就被褪得很干干净净了。再接下来，就是开膛破肚，大卸八块了，场面十分血腥。
大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手里的活，有说有笑的互相交谈着，时不时发出很响亮的笑声，连平时很严厉的爸爸，脸也笑得像朵花一样。大锅里的开水沸腾着，冒出来的白气笼罩着这一切，在寒冷的冬天，涂抹了一层欢快的温暖气息。也正是这片温暖，拉开了过大年的序幕。
接下来，就是把这些猪下水清洗出来。最难洗的内脏的就是猪肚和猪肠，要里面的污秽物捋出来，翻过来，再冲洗。冰冷的水把妈妈的手冻得红红的，还夹杂着一股股臭味浓烈得冲撞上来，胃里也是一陈的翻滚。就算是这样，我总是一步不离的看着妈妈把它们收拾干净，放进锅里。
那时候的猪特别耐煮，铁锅里要咕嘟咕嘟得很长时间，才会有肉的香味出来。我总是按捺不住想吃的欲望，频频地掀开锅盖看，这样熟的更慢了，在尝过很多次之后，妈妈说可以出锅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吃饱了！
猪头只能第二天才做，想要把猪头弄干净，是件很麻烦的事。上面的毛很难褪得光，要放在炉火上先燎一下毛，燎不到的地方，就用烧红的火炉钩子去烫，不一会儿空气里就充满了皮毛烧焦的味道。毛搞干净了，还要肥能割下来的肉割下来，再把上下颚砍开，才能放在锅里煮。又是好几个小时，完全熟透的肉皮剥离之后，剩下光光的猪头颅，有些吓人。我是不怕的，因为想着里面有脑子可以吃。爸爸找个地方把它固定好，用斧头用力劈开它，那团有着奇妙形状和花纹的美味就出现了，不容置疑的，爸爸会把大部分都放到我的嘴里。
还有一件过年必做的事，就是蒸枣花馍。妈妈把已经发酵好的面团，分成大小不一的很多份儿，有的搓成长条，有的压成薄片，有的擀成面饼。把它们或捏、或叠，只借助两根筷子和一把菜刀，漂亮的造型就做好了，最好是把枣按上去，上笼蒸，枣花馍就横空出世了。年龄很小就站在小板凳上看妈妈做枣花馍，按枣是我的强项，能安不能安的地方全按上，因为我爱吃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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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来的枣花馍，根据各种形状就有了不同的。有的叫“葵花”，有的叫“香炉”，有的叫“麻花”。在面和面相叠交的地方，肯定少不了一颗红枣做点缀。蒸好的枣花馍，散发着麦香和红枣的甜味，随着热腾腾的蒸汽，弥漫了整个屋子。
枣花馍中有一种叫“大馍”，就是先蒸好一个园馒头，再包一到两层面，馍顶上用面装饰成花瓣状，中间安一颗红枣。这种“大馍”在以前是出嫁了的闺女，回娘家时要带的，“大馍”蒸的又大又好看，说明闺女很能干，日子也过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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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腊月里，爸爸妈妈总是不停得在忙碌着，准备过年要吃的要用的东西。看着他们，我们心里也在算着要过年的日子，不只是为了有很多平时吃不到的美食，也是对一个特别的日子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生活对时间的一种敬畏。
现已步入中年，已经到了把过年也看的很淡的年龄了，但年总还是要过的，不是有句俗话：“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这个年，就象是人生中的一道道坎，你喜不喜欢都是要跨过去的；又是对时间的一个刻度，你愿不愿意都要有一个标记的。也许过年，只是老祖宗给所有炎黄子孙留下的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无论年纪大小、富贵贫贱；不管在繁华都市、还是在深山荒野、是高朋满座、或者对灯单影，当地球都回到原点的时候，我们的心便有了一个回归契机，过年就是提醒我们回归自我、回归本真、回归到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身边罢！
不管过年是什么罢，只要是想起儿时热热闹闹杀年猪吃猪脑，喜喜庆庆蒸枣馍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简单的快乐从心底升腾起来，而且心里有了妥妥的归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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