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夏天，鄂尔多斯高原仍如往年，维持着不愠不火的温度，像半死的蛇一样缺乏激情，一副慵懒萎靡的样子。刻意感觉一下，早晚还略微有些凉意。惧热的人穿件半袖，里面也须加件汗衫；怕冷的人如我这样的，基本是穿着外套，下面穿着厚实的牛仔裤。鞋也不用买专门的凉鞋，完全可以穿和冬天一样的鞋。况且我又是一个懒于收拾自己的人，没有那么丰富的换季衣服。
我并不是一个怕冷的人，也不是一个惧热的人,。如果让我对四季的喜欢程度做个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毫不犹豫我会选择夏天，其次是冬天。对于大多数人喜欢的春秋两季，我则并无好感。尤其对秋天，我几乎是深恶痛绝。
我喜欢夏天，并不是因为它的温度，但它的温度又直接影响着我对它的喜恶。我向往的夏天，就像《骆驼祥子》里描述的北京的夏天一样，要么暴晒，晒得柏油马路都要融化，晒得人体都要流油。喝一桶水下去，瞬间就能蒸发成热气；要么暴风骤雨电闪雷鸣，街道像河流一样汹涌着洪水，最好能伴随着冰雹那就更惬意了。我讨厌鄂尔多斯这种死气沉沉的夏天，尽管我自己也是死气沉沉的。
偶尔上微信，和长沙的一位朋友聊天，把这种心境说给他，他说：“那你来长沙吧，长沙的夏天符合你的要求。”经济窘迫的我正在犹豫之中，他又说，他可以弄到便宜的机票；我还在犹豫，他干脆说：“费用我包吧！”语气不容置疑。或许我觉得确实应该出去转转了——实则是想占这个便宜——我有个更装逼的说法是，让灵灵上路。
于是第二天，我就出发了。
对于长沙，我没有概念，仿佛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而已，它没有让我像对古都城市一样膜拜的冲动，也没有让我像对前沿大都市一样观摩的兴致，更没有让我对像西藏那样的旷野之地朝圣的夙愿。总之，它在我的心目中很平凡，平凡得有些平庸。我只记得那里有一个曾在四川开笔会时认识的朋友——一个在和我一样处在文学爱好者阶段的小说家——就是他邀请我去长沙的。他叫熊野，土生土长的苗族兄弟，做着当地土特产的生意。
2019年的夏天似乎和我开了个玩笑，我受够了它半死不活的温度准备离开时，它却忽然变了天。早晨的凉气刚过，太阳就显示出它的热烈，地面一切的事物都泛着炽热的白光，连空气都觉得是白花花的一片。我早早就拉着行礼箱走到街上，似乎决定要远行，就连一刻也不想再等。然而飞机却是下午三点多才起飞。我之所以这么早就出来，因为还有一些事情要办。又因为我刚从16层的电梯楼搬到4层的步梯楼，对于上下楼梯暂时还有些类似于资产阶级女人式的不适应，所以一并连行李也提了，尽管我是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首先我得去弄点钱。
熊野虽说费用他全包，并且给我发来了订购机票的截图，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带点钱——事实上我已身无分文，大概从没有人像我这样，为了还债彻彻底底地倾家荡产，而欠我钱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一毛不拨。这时候，我就由不得生出几分悲壮、悲凉和悲悯的感觉——最起码不能上个收费公厕也让熊野帮忙吧。
有家快递部和我合作了三年多，她那里有替我代收的货款，只是还没到结账的时候。无奈，我只能提前支取一部分了。搬了家，距离那家快递部更远了，我拉着行李箱走在夏天空旷的大街上，被太阳炙烤过的街道似乎特别坚硬，行李箱底的四只小轮传出轰隆隆的巨大声响。我有种错觉，这声音仿佛要盖过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让我感到自己已经远离了闹市而独行在无人的旷野上。
头顶仍是白花花的阳光，眼前仍是白花花的各种死一般的景物，除我之外，很难再看到一个步行的人。不时有出租车在我身后按着喇叭，我便往路边靠一靠，示意我并不打车。走到一半的路途，我的浑身已被汗水湿透。因为低估了鄂尔多斯的夏天，我没有换穿对付它的合适的衣服。然而我还是希望太阳能再毒辣些，最好能灼伤皮肤的那种，我需要疼痛。
一辆迈腾在我的身边按了下喇叭，停了下来，玻璃滑下后，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出现在车窗框内。我怔了一下，我分明认识他，而且很熟悉，应该不久前还在一起喝过酒，但我一时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在我茫然失措的时候，他说话了，问我去哪？我说我去趟快递部。他让我上车，他送我过去。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他非常执着，干脆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过来拉我，我硬是没上车，然后他就把我拉在树荫下聊天。这时我才想起他是我的同学魏峰，去年冬天的某个深夜不知在哪里喝多了，把睡在暖被窝里的我喊出去请他K歌的人就是他。
记得他当时东倒西歪，非要让我给他叫两个陪唱的公主不可，可是当公主被叫进来以后，他却躺在沙发上用皮鞋猛蹬人家的背，最后两方吵了起来，公主把“妈妈”叫过来，害得我白白破费了一千多才算了事。
那晚，他忽然抱着我哭了起来，说只有我懂他。
我觉得他是在醉酒状态下认错了人，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个懂人的人。况且，我和他虽然是中专时的同班同学，工作以后却少有交集，他也只有在半夜三更喝醉时才会想起我的存在。
“听说你遇到些麻烦事？”魏峰问。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尽管我几乎杜绝了一切社交，但这点破事还是传得人尽皆知。各个阶段的同学以及朋友都向我打听细节，每每让我疲于应付。此时面对着魏峰的询问，我不想做个祥林嫂，把自己的经历婆婆妈妈地反复咀嚼——实则是要面子——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是的。他追问细节，我只能以“一言难尽”概括。
可是他并不罢休，一直盘问。我不知他是出于什么心理，是好奇还是关心，反正直至让我麻烦，他仍孜孜不倦。其间他告诉我，他现在是一家混凝土公司的经理，年薪二十万，还有丰厚的奖金，管着N个拌合站，却很清闲，应该属于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的那类人。在我听来，这仿佛就是故意与我眼下的境况做比——或许他并无卖弄之意，只是我误解。他大谈特谈完他的得意经历之后，并没有忽略我的事，接着追问不休。我带着点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自暴自弃，说：“先不说我的事，能不能给我借些钱，急用。”我把拉杆箱往他面前提了提，“我要出趟门，路费都没着落。”
这招果然管用，他略微怔了一下就说：“要是你早说两天，我肯定能借给你，家里剩下几千块钱昨天让小舅子全拿走了。”似乎此话与刚才炫耀自己的不菲收入有些不符，又说，“我出车祸了你不知道吗？”我摇头，他接着说：“他妈的，差点死了，把这几年的存款全花尽了，还欠了好多外债。如果不是小尹她干爹接济，估计就是吃土了。”
小尹是魏峰的老婆，经营着一家餐馆。早就听魏峰提起过，小尹有个干爹，好像是个官员还是大款。每当提起这个干爹时，魏峰就眉飞色舞神采奕奕。我笑了笑，点点头，表示理解，说我先走了。便提着行李箱顺着街边走。他没再要求开车送我，而是很随意地跟在我身边，继续声情并茂地说着他这几年的悲惨遭遇。他详叙了车祸的整个过程，以及前前后后的各种事，事件的起因、发展、经过、高潮、尾声和此事对他的人生造成的各种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感悟，点点滴滴，面面俱到。
不得不承认，他的口才极好，若非我心不在焉没注意听，他的原话不用润色就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小说。讲话途中，已走出很远，其间我多次提醒他不要送了，车还在街边停着，小心被交警贴罚单。可他似乎正讲在兴头上，舍不得丢开话题，或者是为了向我更充分地证明，他真的没钱，并不是不借给我——其实我提出借钱只是为了终止话题。他不停地说着，脸被晒得红红的，汗水直往下流，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直到即将到达快递部时，他接了个电话，我趁机打了声招呼才得以逃身。
结完账，出了快递部，渐近中午，太阳越发热毒，足够刺激我的肢体。相比热毒，明亮的光线更让我受不了，似乎我的头抬得稍高一些，眼睛就会被太阳光灼伤，幸亏我还戴着一副厚实的眼镜。自从辞职做网店，我几乎与世隔绝，懒病已深入骨髓，有时连买盒烟都须外卖小哥代劳。即使在家里，也经常连窗帘都不拉开，过着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乍从阴凉的屋子里暴露到太阳底下，就像一个鬼忽然受到了强光的照射，瞬间就魂飞魄散了。
在乡间有种说法，有种人，还活着，但是怕见光，他的屋子需要把窗户全部封死。这种人被称作“墓虎”，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遵守的完全是阴间的作息时间。我现在的状态，和这种“墓虎”已相差无几——或许我抱怨鄂尔多斯的夏天不冷不热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我始终躲在阴影里，没有发言权。
站在路边，拖着行李箱，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要去哪里。只记得下午三点要坐飞机，现在时间尚早，应该去吃午饭，但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却没做。这种情形极易让出租车司机误会我是要打车的，所以很快就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司机放下车窗问我去哪，我拉着行李箱就要上车，可是马上又觉得不对，我打车干嘛？于是又退了回来，继续站在路边，看着司机。司机愤愤地开车走了，我隐约听到他骂了一句傻逼。
我反而笑了，立刻想起我要干什么了。
看来，我是欠骂。
这么想着，我笑得更欢了。
我走进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头发弄得很时尚，两鬓及耳朵上方几乎全部剃光，顶上的头发却很长，弄成了一个火炬状的造型，我怎么看都像一坨狗屎。于是我就又想笑，但不能笑。我并不怕暴露自己的鄙陋，只是担心惹怒了他，对我的脑袋采取报复措施。他理发的速度很快，随着一团团黑屑在我眼前飘落，镜子里的我就顺眼多了。
我很满意。
“哎呀，脱发了！”他忽然说。
我的头发一直很好，多而密，发根又硬，因此不能随心所欲地留那种时尚的发型。年轻的时候，我曾因此苦恼，别人的发型都是潇洒飘逸个个像郭富城似的，而我的发型只能是简短的板寸或毛寸。此时听到他说脱发，我的脑子里第一闪过的是葛优年轻时的那种“地中海”，那是我最讨厌的发型。倒是他后来干脆剃成光头，我却是极其喜欢的。
所以我想，我要变成葛优了。
“是吗？”我问。
“是啊，还挺严重。”
他停止了理发。为了证明确实挺严重，他拿过手机对着我的头顶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果然有鸡蛋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用当地话讲，就像被狗舔了似的。那不止是难看，简直有点恶心。我的心里不由泛起一阵绝望，又似乎带着点嘲讽，默默地说，终于轮到我了，等不及了，这么快，连一点时间都不肯给我了……
“这个照片我保留着，咱们继续观察，看以后会不会再严重。”他放下手机，操起剪刀接着理发，“这是斑秃，是一种病。这才刚开始，很快就会扩散，这一块那一块地脱，到那时就不好控制了。”他说得很恐怖，但接下来我就明白他为什么说得这么恐怖了，“我这里有洗发水，你可以拿去试试，保长的。一套450，成本价是398，就按成本价给你拿。”我表示我正要出门，等回来再说吧，他又说，“你要是怕花钱，也可以用鲜姜片擦擦试试。每天一早一晚，把鲜姜切成片，按在脱发位置，不停地擦，直到把鲜姜片擦成醉沫。这是偏方，不知管不管用……”
我问：“这是不是预示着脑子里有病了？”
他怔住了，停下了剪刀，想了想，并没能为我提供可靠的答案。他说：“这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了，不过肯定能长出来，我这个洗发水是保长的……”
我没买他的洗发水，不过倒可以接受他的那个偏方。
从理发馆出来，我走进一家超市，买了块生姜；想了想，又买了把水果刀。我希望我从长沙回来时，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把生姜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因为那个理发师说，生姜不能干了，干了就没用了。收拾好，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到街边一家小餐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就打车到了机场大巴乘坐点，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
到了机场，去自助机上办理了登机牌，又去自助机上托运行李。不知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机器本身的问题，扫描了登机牌，却打不出标签。找来工作人员，她整弄了半天，最后打开机盖发现卡纸了，似乎还出了些故障。她一边处理，一边看着运输带上我的行李箱，略有些不悦，说：“就这么大点个行李箱，随手拎着就行了，干嘛要托运呀？下了机还得等半天才能取。”
我语气生硬地说：“里面有把刀，可以带吗？”
她本能地一怔，问：“带刀干嘛？”
我说：“我们蒙古人刀不离身，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并不是蒙古人，这么说只是为了挑衅。
当然，机场人员不会顶撞旅客，她便不再说话，接着整弄机器。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意，但马上又有一种强大的自卑。近来，我总是对外界持着一种针锋相对的态度，仿佛所有的人，不是我的敌人，就是我的仇人。我隐约地觉得，这是源于我内心的自卑，而由这种自卑引发的种种言行又让我更加自卑。我分明能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得很清楚，却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越是控制不住自己就越自卑，越是自卑就越控制不住自己。
鄂尔多斯煤炭资源丰富，所以电力充足，性能优良的空调把整个机场大厅调节得凉爽怡人，但那个工作人员还是急得额头冒汗。这时，我的怜香惜玉的情感开始泛滥，仿佛她是我的一位亲人、妻子、情人或者孩子，所以对自己粗暴无礼的言行感到深深的自责。当她终于弄好了机器，把我的行李送进安检仪时，我十分讨好地说了声谢谢——这种讨好，我分明察觉到一种犯贱的味道。
过了安检，离登机还有一个多小时，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长椅上假寐。这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地域显示是当地。我有些奇怪，心想我最近并没有网购呀，是谁呢？这么多年，我的交际圈越来越小，手机变得越来越无用，基本除了快递和外卖，我极少接到陌生电话——外地的号码倒经常打来，要么是诈骗，要么是推销。
“喂，你好！”我接起了电话。
“老鄂，我是小伊。”一个女声，自报家门，“魏峰的媳妇。”
我常自怨自艾，说自己的感觉系统已麻木其实是不对的。我有时反倒十分敏感，一件小事，别人的一句无意的话，一个自然的表情，我往往能生出若干联想。比如此时，就在小伊做自我介绍的瞬间，我马上猜到是魏峰回家后跟小伊说了我的境况，小伊很同情，于是决定借钱给我。可能借不了多少，魏峰不好意思对我说，就由小伊来说。因此，那一刻，我的内心还有些小小的感动。如果不是小伊接下来的话，我差点泪奔。
“是这样的，你不是上次在我这里吃饭还有点账没结吗？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能过来结一下。”
泪点顿时变成了笑点。
小伊经营着一家饭店，我经常去那里吃饭，从不曾欠账。但是上次没带钱包，手机也不知抽了哪根筋，连不上网。小伊说下次一起结吧。我并没有忘了这个事，不过想到迟早还要去那里吃饭的，就没专程去结。大概她听魏峰说了我的处境，以为我真的穷困到会坑了她这点钱，所以打电话过来索要了。
“哦，我正好要出门，回来结可以吗？”
我盘算着，只要她表示出一顶点不满意，我保证二话不说，立刻就过去给她结了，哪怕误了飞机也在所不惜。
好在她说：“不着急，你回来结吧。”
“多少钱？”
“146，你就给140吧。”
挂了电话，我呆了半晌，嘴角动了动，想笑又笑不出。
透过大厅的玻璃幕看到天空阴了起来，黑沉沉的，仿佛只在瞬间，天空就完成了从艳阳高照到乌云密布转变的整个过程。我站起来，走到玻璃幕前，看到机场一片空旷，停着三四架飞机。远处是一片树林，看到树梢在剧烈地摇摆着，可知外面起了风，看来会有一场大雨。我期盼着一场大雨，最好能延迟飞机起飞，这样我就能跑回去给小伊结账了，否则这会影响我旅途的心情。可是距登机还有不足半个小时，机场方面并未发出延迟起飞的通知。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台ATM机。
我便走了过去，将现金存进卡里，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拿出手机翻出魏峰的微信，直接转过去146元钱，并说：“转交你老婆，我近期可能不回来。”魏峰推辞了两句，还是收了，又问我去外地干嘛，为啥近期不回来，我说了句要忙，以后再聊，便没再理他。
我又想到另一位同学老蔺。他的二儿子过满月，打电话过来请我。那天我极其忙，便没去。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由，并让他加我微信，我把礼金转过去。他连象征性的一句推辞都没有就直接挂断电话，然后我的微信就来了条请求验证的信息。我通过后，转了500元给他，他几乎是秒收，接着发来一句“老鄂再见”，就没再多说一句话。那样子，好像是怕我反悔了似的。
我哭笑不得，和身旁的一个小伙子聊起这事，他问我：“拉黑你没？”我说那倒没。他说：“那还不错，我有个同学收了礼金直接把我拉黑了。”
与他相比，我应该庆幸。
但我觉得他是在讲段子，以让我心理平衡，而我经历的却是事实。
当我对中专同学大失所望后，我便把社交重点转移到小学同学的圈子里。人们都说，各个阶段的同学当中，数小学同学最纯净。可就是这些纯净的小学同学，有两人借我的钱至今未还，及至到了前几天我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其中一个比较直接，说：“我现在只有十万，可是有人把我起诉了，不还就上黑名单了。”我几乎是乞求地说，那先给我还两万，我先租个房。他说：“因为给你租房，我把自己推上黑名单，你说可能吗？”
那意思好象是说，我讨债纯属无理。
另一位同学比较高大上，是某商会的会长，信誓旦旦地保证：“老鄂，咱们是好兄弟，怎么说都不能让你流落街头。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今天一定给你解决！”
然后，就不接电话了。
如果这是为了写小说编造的情节，那绝对精彩，但这是事实，就觉得有些荒唐了。他们让我对人类失望到绝望，一切的情感，皆为交易。当你在这个交易的环节中失去作用，你存在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我甚至不愿意再做这个罪恶的物种，我宁愿做头吃人的野兽。
天空越来越黑，一会儿便下起雨来。
机场始终没有发出延迟登机或者取消航班的消息，我坐上飞机时，雨已很大，透过圆窗已看不清外面。飞机冒雨腾空了，在爬升过程中，颠簸得很厉害，有时急速爬升，忽而又猛然下降，真有一种要坠机的感觉。强烈的失重感让我眩晕，额上冒出了冷汗。我在脑海中罗列出各种可能发生空难的原因，系统故障、操作失误、空中停车、气候恶劣……以及飞行员故意坠机，这个罗列让我十分恐惧。
我本来自以为已生无可恋，却仍恐惧死亡，尤其想到飞机在高空中失去动力，最后以自由落体的姿态向地面俯冲，那种绝望简直让人崩溃，尽管这种绝望只存在于我的想像之中。或许是心理原因，或许是气候影响，我总觉得这次起飞异常漫长。我瞑目许久，感觉经历了沧海桑田，然而睁开眼时，飞机仍在吃力地攀升。
医生曾问过我：“坐飞机时，起飞和降落过程中你有不适的反应吗？”
我说：“我坐飞机还就喜欢起飞降落，最烦的就是那段无聊的平飞。”
医生说：“那还不严重。”
我不明白医生据此推断我不严重是否有科学依据，可在那之前确如此。我喜欢坐飞机，喜欢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的那种失重感，喜欢坐在窗口亲近蓝天俯瞰大地的得意感，喜欢那种视野变大世界变小的苍茫感，喜欢某个调皮的飞行员把飞机弄得骤然起伏的刺激感……然而，忽然之间，我对飞行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2017年，因业务关系，我基本每周都要坐两三次飞机，路程不远，从鄂尔多斯到西安短短一个小时的飞行。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飞机恐惧症。为此，我研究了有史以来几乎所有的空难，甚至了解了飞机的原理，如何起飞，如何转弯，什么样的故障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怎样解决，等等。由此知，飞机不会那么轻易掉下来的，即使出了故障，只要机组人员处理妥当，往往都能化险为夷。
但这些，并没有消除我的飞机恐惧症，反而更加剧了。一个偶发的因素，一个未知的气候变化，一个疏忽的飞前检查，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种种念头时时在我脑子里跳动。然而我又渴望经历一次如哈德逊河那样的幸运迫降，大难不死之后，或许会对人生重新认识。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以后从头再来……”我们之所以恐惧死亡，就是因为不能从头再来。否则，会有不少人对死亡趋之若鹜。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既能随心所欲地“存在”，又能毅然决然地“离开”。
我的身体随着机身倾斜着，耳朵里闷闷的，像是被装进一个瓦罐子里，与外界隔绝，需要不停地吞咽口水才能使听力有个短暂的恢复。引擎的轰鸣声却格外分明，它让我进一步意识到，天气确实对于飞行是有影响的。透过小窗向下望去，整个城市笼罩在烟雨之中，一片混沌。再过一会儿，眼前便是厚厚的云层，往上看不到天空，往下看不到地面。不时有一缕一缕的云彩像是从云朵上撕下来的一样，如鬼魅般飘过机窗，让人不由产生今夕何夕此处何处的虚无之感。
我不再看外面，拿出随身携带着的一本《追随她的旅程》看了起来，是作家路内的名篇，很快便被吸引进去了。书中的人物便在我的脑海里鲜活起来：路小路，杨一、曾园，于小齐，欧阳慧……以及那个被夹在大都市中间无人可知的名为戴城的小城。
路内在追随着她的旅程，而他的戴城，成了我追随的旅程。
然而，飞机触地的那一刻，所有看过的内容便如同被风吹散的浓雾，连一点印迹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的记忆力会衰退到这种严重的地步，我又不由自怜自悯起来。幸好熊野的电话及时打来，阻止了我继续深入感慨。他已在机场等我了。
我体会到的长沙，并不是如熊野描述的那样。出了机场，天空中下着小雨，气温倒是蛮高的，感觉十分闷热。熊野说：“这几天连日降雨，虽然你喜欢，但我还是不希望下暴雨。”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就可能是灾难。”
当晚，熊野安排了欢迎晚宴。
他叫了一些朋友，有男的，有女的，还有他的妹妹熊灵。大家都很活跃，但似乎都不爱喝酒。我初来，也不好意思频频举杯给别人一个酒鬼的印象，尽管事实是。没有酒的刺激，我就难以澎湃，面对众多陌生人显得有些拘谨和局促。他们对我或者说对鄂尔多斯产生了兴趣，都问我：“鄂尔多斯还那么有钱吗？”
如果往回倒退十年，听了这话，我定会生出身为鄂尔多斯人的优越感，然而此时我只能苦笑。
“现在不行了。”我说。
这么说，也是给自己争面子，其意表明，我们曾经辉煌过。
大家见我并不爱说话，便慢慢地把重点偏移了。他们自顾自地说着各自己的话题，完全无视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孤独的感觉。好在熊野不时地跟我交流几句，多少让我找回些存在感。我觉得他只是出于礼貌，而非必要。我以为，他对我的无趣感到一丝不快，给他扫兴了。
我努力想搜寻一些话题，可是脑子里却一片茫然。越是着急，越是没头绪。当他们的某个话题触动了我的灵感，但未及我组织起语言，他们又谈开了下一话题。我便把编好的语言牢牢地记住，反复在腹中酝酿，期待他们再把话题扯回来。
熊灵笑着说：“我哥哥是熟苗，我是生苗，不像他那么势利！”
我插话：“什么是熟苗，什么是生苗。”
她说：“简单来说，熟苗就是被汉化了的苗人，生苗就是没被汉化的苗人，所以我野呗。”
我便不由多看她几眼，并未发现她身上十分显眼的民族印记。她有一张饱满的脸庞，使得整个面容很圆润；眼睛很大，眉毛很浓，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浓眉大眼”，最不适合的词语应该是“眉清目秀”了，却很漂亮；她的眼神很专注，就在我打量她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在注视着对面讲话的一个人，表情随时在变化着，毫不掩饰她的内心活动。
她说着流利的普通话，语言里充满着各种时尚元素，我并没发现她和汉人有什么区别。倒是熊野的眉宇之间流露出几分少数民族的特质，尽管只是我的直觉。他说话并不多，却极有威严。这种威严是天生的，与身份无关。他的面部表情幅度很小，似乎每说一句话都是很郑重的。即使是说完一句搞笑的话，大家笑得前仰后翻，他也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最多淡淡地笑两声。
熊野说：“老鄂，说说你对我们苗人的看法。”
对于苗族的历史，我几乎一片空白。
印象当中，只记王小波的《青铜时代》里被潞州节度使薛嵩抢来做老婆的苗家女红线。她有着古铜色的皮肤，身手敏捷，胆子大，野性十足，杀人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看了一眼熊灵，觉得她们相差甚远。
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笑。
熊灵说：“你们蒙古人爱吃羊肉，你来这里可要受馋了，我们苗人是最忌讳吃牛羊肉的。”
我说我并不是蒙古人，祖祖辈辈就是汉人。
席间有个带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是个满族人，自称与爱新觉罗氏沾亲，具有皇族血统。他听到我们说起少数民族的话题，便插话道：“蒙古的成吉思汗固然厉害，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版图，但要说起推动时代发展来，还属我们满族人。”
熊灵反唇相讥，说：“那倒确实是。如果不是满清统治了中国三百年，还像从前的戚继光那样打得倭寇抱头鼠窜，哪还有后来的甲午海战？还像从前的郑和那样开着船队把赫赫国威扬到海外，洋人哪还敢火烧圆明园？嗯，如果不是满族人，英国的鸦片哪能卖出去，估计早穷死了都？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哪能那么大，他们最应该感谢你。没有满族人，谁还敢欺负中国，谁还用救国呀？孙中山还革的什么命？那中国可不就还是封建社会嘛！”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喝了一口茶，得意洋洋地望着那个中年人。
对于历史，我一知半解，不敢妄加评论她说的对错。不过一个女孩，能说出这么多见解，倒着实令我刮目相看。在我的交际圈里，凡是女人，基本关心的都是柴米油盐，最多不过玩弄些风花雪月。由此，我又觉出自己的鄙薄来。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局限在一个小我的世界里，仿佛四处都是阴暗，永远看不到阳光？历史的功过是非，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关心的是，谁动了我的利益？为什么疾病、灾难、陷害、出卖、背叛、不公……都统统找上了我？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配合着笑了两声。
有个叫秦姐的女人骂她：“巫婆！”
那个满族人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反驳道：“熊灵，你的见解太偏执。”之后又说了一些应该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咬文嚼字的，我没怎么听懂。我也善咬文嚼字，但我自以为还是很接地气。事实是我的学识有限，发不出那些曲高和寡的言论。
熊灵又要争辩，熊野严肃地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说：“这些问题，你们没资格讨论，我也没资格——咱们还是说说明天的计划吧。老鄂是我的朋友，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不能慢客了。他是来散心的，不是来听你们上课的。阿灵，你是不是上课有瘾？”
熊灵撇撇嘴，没说话，但神色之间颇为不服。
我表示没什么，愿意洗耳恭听。
于是话题转移到明天的计划上来。正好明天是周末，有人提议一起去张家界玩，大家都表示赞同。
我奇怪：“张家界不是在河北吗？”
熊野很郁闷地看了我一眼，无语。
熊灵刚喝进嘴里一口茶，听到我的话，差点喷出来，勉强咽下，说：“鄂老师，你把我们张家界划给河北，经过我们的授权吗？”
我窘迫地挠着头，熊野说：“河北那是张家口好不好？”
熊野没喝酒，开车把我送到天心区的宾馆。我问他，你妹妹怎么叫我鄂老师？他说：“她是大学老师，可能是职业习惯吧，见了陌生人就爱叫人家老师。”我说难怪她的见识那么不凡，熊野却不以为意，说：“得了吧，你别听她瞎掰，她是教音乐的！她看上去样样精通，其实样样稀松——她有个外号，只是今天有你在，大家都给他面子。好了，你休息吧，明天我来接你。”
他说完就离开了房间。
“她的外号叫什么？”
“巫婆！”门外的熊野答道。
巫婆？怎么会有这样怪怪的外号？吃饭时，她发了那通关于满清功过的言论后，旁边有个中年妇女骂她一句巫婆。我还以为这只是当地的一句骂人的称谓，就像鄂尔多斯人的“个泡”一样，没想到却是她的外号。想到巫婆，我的脑子里第一闪过的就是西方电影里那些披着黑斗篷，拿着法杖，专做坏事的丑陋不堪的老女人。熊灵虽然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孩，却无论如何与巫婆扯不上关系。
取出用塑料袋密封好的鲜姜，用刀子切了一块，对着镜子找到头顶那块脱发的地方，擦了一会儿，鲜姜还没成粉沫，手就酸困了，便丢掉姜片，睡了。
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个巫婆站在我的床头絮絮叨叨地念着咒语。
我是被炸雷惊醒的，起来看看手机，三点多。厚实的窗帘没能阻挡闪电的穿透力，一道一道的亮光把房间里照得通明。有了强光的映衬，瞬息之后，房间里又陷入了厚重的黑暗中，只能听到雨水有力地敲击地面的哗啦声。当刚适应了这种黑暗，闪电再次袭来，伴随着如爆炸似的雷声，房间里又是一片光影斑驳。
莫名地，我有些恐惧。
这种恐惧不知来源于哪里，眼前里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小时候看的电视剧《聊斋》，古堡的巫婆，各种凶杀案现场，恐怖袭击，战争，废墟，成堆的尸体，穿着白色孝服游行在城市边缘送葬的队伍，被洪水淹没的城市，村里某个夜晚被闪电劈死在角落的蜘蛛……我想，房间的窗户是断桥铝合金的，应该可以导电，雷会劈到我吗？
最后，熊灵那张饱满的脸庞定格在我的脑子里。片刻之后，又换成了骂熊灵“巫婆”的那个叫秦姐的女人。她的相貌，神态，举止，像极了我的一个死去的朋友。若非在异地相遇，我一定以为就是她。
第二天，我刚吃过早点，熊野和他妹妹就来了。熊野首先向我表示了抱歉，说他临时有急事不能陪我了，不过昨天说好的安排不变，由熊灵带队去张家界游玩。交待完了这些，熊野便走了，熊灵开车载着我和大家汇合。总共九个人，用了两台车。熊灵的车上除了我，还有秦姐和一个被称为郁总的中年男人。他们是两口子。
天还在下着雨，不过小了许多，我想见识一下长沙的暴雨，然而没能够。那雨小到和没下一样，雾蒙蒙的，和我讨厌的鄂尔多斯的夏天没什么区别。我因此发了句感慨：“这雨怎么不能下得大点呢？”正在开车的熊灵侧脸看了我一眼，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对我的这句话颇有意见。但她没说出来，大概是出于对外来朋友的礼貌吧。
“熊灵，你哥呢？”坐在后座的秦姐问。
熊灵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不知是心不在焉，还是正在思索。
“昨晚暴雨，很多地方都淹了。”她说。
秦姐哦了一声，又说：“那他昨晚没回家是不？”
“那可不，一早才回来。”
我的脑子思考了许久才反应过来，这前后的两个问答原来是指向同一件事。由此我也明白刚才熊灵为什么对我“嫌雨小”的言论不满意，我便对自己的冒失有些自责。于是我问：“你哥的生意会受暴雨影响吗？”熊灵说没，但并不解释。
这是一款国产的越野车，它看样子很新，纯黑的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内饰优雅豪华，性能却不敢恭维，发动机的声音很张扬，速度却很低调；减震效果也极差，路稍有不平，就会震得车窗稀里哗啦；两条懒洋洋的雨刷左一下右一下似乎还不能同步，压在玻璃上吱呀呀地响；挡风玻璃上有团薄雾，遮挡着视线。
我指了指玻璃，说：“吹吹。”
熊灵便打开了空调吹了一阵，待玻璃上的雾气散尽后，她便关掉了空调，雾气便又慢慢地积聚起来；等到积聚到影响视线了，她便打开空调接着吹，如此反复。
“一直吹就行了呗，这样多麻烦。”我不理解她的操作。
“一直吹车就跑不动了。”
“国产车就这怂样儿，2.0T不如人家1.6L的！”
我随口感慨。熊灵又侧脸看了我一眼，这表情和刚才的表情一样。我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想解释两句，又觉得没必要。熊灵一边开车，一边不时地侧转脸看我一眼。每看一眼，表情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终于变出一个甜美而刻意的笑容，这让我极度不适应——难怪她被称为巫婆呢。
“鄂老师，”她话话了，语气同样甜美而刻意，“为什么您总是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呢？这车我觉得挺好的呀，动力是有点弱，但您看看这附属配置，都是货真价实的好材料——你们鄂尔多斯人是不是都开直升机逛街呀？”
她用了“您”的称谓。
“另外，”她又说，“这车不是2.0T的，是2.0L的。”
我讪笑。
秦姐大笑，骂道：“巫婆！”
我本来想问她为什么称熊灵“巫婆”，但眼下情形，实在不适宜。没有熊野在，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被嫌弃的人。熊灵在熊野在与不在时，完全判若两人。
对于张家界，我虽然记错了地方，却并不是一无所知。我知道那里是电影《阿凡达》的选景地，尤其是各种媒体对于玻璃桥的渲染，让我不知道都难。我想玻璃桥一定很刺激，几百米的高度完全透明，下面是深壑和丛林。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刺激。
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时已是中午。雨已停，天稍有些放睛。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便进景区了。而当亲身体验玻璃桥的刺激时，却变得索然无味。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大笑话。有种笑话，是本身令人发笑；有种笑话，是看着那些因为这个笑话而大笑的人发笑。此刻，我属于后者，是那些一惊一乍的游客让我发笑，他们干扰了我的游玩体验。
尤其是熊灵，她甚至带着点做作。
近水楼台，我不相信她是第一次来，但她是无数游客当中表现最为夸张的一个。她的嘴就没停止叫过，连续的，间断的，带哭腔的嘤咛，歇斯底里的嚎叫，可谓风情万种。就在她终于有所适应，颤颤巍巍地踩在桥当中时，我正好路过，大喊一声：“咔擦！”她吓得立刻瘫倒了。我没管，继续大摇大摆地前行。
“死人！你有病啊！”她骂我。
我装作没听见，心里在冷笑，似乎报了她在路上给我难堪的一箭之仇。
尽管熊野邀请我过来，还给我出了费用，我应该感激他。但我没必要总像个哈巴狗似的讨他们欢心，大不了我回去后凑钱还他，以后互不来往就是。这么多年，我失去了太多的朋友，不在乎再失去一个，我自觉问心无愧。
抱定这个态度，此次旅行的意义也就被否定了。走完玻璃桥，我的心里已将这段旅程走完了。通过一段栈桥，又坐电梯到了大峡谷底部，我已无心赏景，而是思索着如何向熊野辞别，尽管他说过，回程机票是定在几天后的。
“老鄂，等等我！”
是熊灵在身后叫我。
她忽然改了对我的称呼，我有些不适应。我站住，回身，看到她小跑着，气喘吁吁。我知道刚才在玻璃桥上让她受惊，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很淡定，眯着眼睛仰望着透过薄云的阳光。
她跑近我，用手当扇子扇着风，说：“热死了，恐怕又要酝酿一场大雨！”我不相信她追上我只是想发表一下对天气的见解，我更不相信的是她接下来的举动。她伸出手臂，和我的手臂挽起来，说：“走吧。”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受宠若惊，还是战战兢兢，但我还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她往前走。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秦姐和郁总，像我们一样手臂挽着手臂。
我在猜测，她将用何种手段报复我？
《青铜时代》里的那个苗女红线，手段可是极其残忍的，杀头放血，剥皮剔骨都是她的拿手好戏。我有些惶然，但看看前后密密麻麻的游人，她应该不会在这里取我性命吧。
“哎，”她说，“没想到你还挺有意思的，要不是你喊了那声咔擦，我差点把你当成个无趣的人呢。我蛮讨厌无趣的人，总爱道貌岸然地教训人。”
“教训人那是你的专长。”我说。
她对我的态度急转，让我预感到她还有更厉害的后手。她之所这么说，是给我设的圈套，比如让我误会她是喜欢我，再当众给我难堪。所以我保持着冷静，也保持着警惕，这样即使她给我难堪时，我也不至于那么狼狈。
“那是，我心里就是藏不住东西。”
“我觉得你不应该教音乐，应该教体育。”
“你是在说我没心没肺吗？”她站住了，拉着我也站住了。
我说：“没有，凭直觉论断而已。”
虽然不下雨，但整个峡谷里湿气很重，衣服已被浸透，倒不冷，反而热。我们走在木头栈道上，下面是清澈的溪流。虽然人声嘈杂，而溪流的汩汩之声还是清晰可闻。仔细听，还能听到清脆的回音；两侧是高而陡峭的绝壁，上面布满了鲜绿的苔藓，还有各种不知名的绿植，均匀地给整个山体铺上了一层绿毯，不时地滴落着水珠。
熊灵说，这是张家界特有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我没听明白，她懒得解释，说：“你就记住是张家界地貌就行了，这个名称已获得了国际认可。”
我从没见过这样俊秀的山林，仿佛一幢幢雄伟的摩天大楼；半山腰云雾缭绕，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纵使我心情烦闷，也不由觉得心旷神怡。
我问：“那是云，还是雾霾？”
熊灵纠正道：“那是雾，没霾。这里的空气，用甄嬛传里的话讲就是极好的。所以你尽管呼吸，不收费。要不你带点回去，保管能卖上好价钱。”
“算了，还是你给我快递过去吧。”
她大笑，貌似对我并不讨厌。
经过很大一片水域，水是蓝色的，不是视觉误差导致的蓝色，是真正的蓝色，浅蓝色，像清晨的天空，却不清澈，蒙蒙的；水面上飘动着一层虚渺的雾霭。我问熊灵，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她扭巴着嘴想了半天，没能想出答案，说：“水有绿色的，就有蓝色的，说不定还有红色的、粉色的、紫色的呢，只是你孤陋寡闻而已，别大惊小怪。事实上，水是无色的。”
我拍了段小视频发了朋友圈。熊灵撇撇嘴，说：“我蛮讨厌别人动不动就发朋友圈的，仿佛全世界人民都在等着他更新动态呢！”说得我又窘迫起来，好在她及时转移了话题：“哎，明天去哪？”
本来决定走完玻璃桥，我就要回去的，可是她的态度急转，而且看样子她并没打算要报复我，我又决定要留下了。
“我第一次来，不太熟悉，大家看。”
她说：“去韶山吧。”
我听到这个地名很熟悉，便问：“那里有什么？”
“老鄂，听我哥说你的脑子坏了，是不是修不好了？连韶山都不知道。”
“听着熟悉，就是想不起来。”
“是不是感觉很小的时候就听过？”
我说是的，好像小学老师就说过。
熊灵点点头，说：“那还不严重。”
又听到了这句话——那还不严重。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底能不能修好。我有时想，疾病是种灾难，我们应该以全力抵抗；有时却想，疾病是种艺术，我们应该保持这种艺术的美感——林黛玉如果不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似乎就失去了那种美了。但我不想成为悲剧，最好能像鲁迅描述的那样，“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吐半口血恰到好处，吐一口便死了，吐少了不足以营造那种美感。
“喂，老流氓！”
熊灵挥起手臂喊着。老流氓就是昨晚与熊灵争辩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姓刘，不知大家为什么叫他为老流氓。老流氓拿着一瓶矿泉水，漫不经心地望她一眼，接着走路。她喊道：“你等等我，有事和你说。”她放开了我的手臂就去追老流氓了。等追上了，也像挽我的手臂那样挽着老流氓的手臂，两个人肩并着肩走着。不知熊灵说了什么，老流氓生气地推开她，用矿泉水泼她，她笑着躲开了。
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她挽我的手臂并不是想伺机报复我；我的过度解读也纯属自作多情，她的举动并无特别意味，只是习惯。没人陪我说话，我有些无聊，注意力便转移到秦姐身上。
秦姐不时地回头看我一眼，然后就接着和她丈夫聊天。她的容貌，她的身姿，她的举手投足，她的穿着喜好，和我那个朋友如出一辙。
尽管觉得冒昧，但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低声问身旁的熊灵，秦姐多大了？这个巫婆居然当场就问坐在对面的秦姐，哎，秦姐，鄂老师问你多大了？秦姐愣了一下，不过还是礼貌地回答：“我属蛇。”我用湿巾擦着额头，掩饰着窘态，说我也属蛇，天秤蛇。她说：“我是天蝎蛇。”
天蝎蛇，竟然也是天蝎蛇。
世界上竟有这样巧的事，两个如此相像的女人，年龄属相星座全同。我一时竟有种时空错乱之感，似乎我那个朋友从未死去，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她从那个地方死去，又在另这个地方重生了。
生命的终点是死亡，那么，死亡的终点是什么呢？
我把自己问住了。
“我也属蛇，天蝎蛇，不过我是89年的蛇。”熊灵吃了一口菜，抢着说。
我揶揄她：“凑热闹吧你。”
“真的！”她着急地把菜咽下，“我给你看。”她伸手从背后拿过包，取出身份证，“看，标准的蛇蝎女人！”
我瞟了一眼，果然看到身份证号码中间八位是19891112，确实是天蝎座。但她的性格，并不像天蝎。其实，天蝎应该是怎样的性格，我也懵懂。或许她不曾死去，我也不会去无聊地研究什么属相星座。这世界上有许多学问是伴随着死亡开展的。
熊野仍没露面。熊灵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暂时来不了，让她好好招待我。没有熊野在场，大家轻松了不少，说话吃饭没那么多讲究了，乱糟糟一团。我不清楚他们和熊野之间的关系，但凭直觉，他们对他极尊敬。
韶山之行，熊野仍没有参与。天下着小雨，要比昨天大一些，但主席故居还是有不少游客，打着五颜六色的伞。我们去铜像广场敬献了鲜花，其他人都是简单地做个样子，鞠三个躬便离开，唯独熊灵极其虔诚。她足足在铜像前站了十分钟。我们把整个广场参观完要走了，她才离开铜像。
回程的路上，我调侃她：“你很敬仰毛主席啊。”
她很庄重地说：“我们都应该敬仰毛主席。”
见她一改往日的风格，我不敢多说，怕再被她狠批一通。
从韶山回来，不到中午，因为明天都要上班，大家便散了。熊灵放暑假，没事，仍陪着我。那些人一走，她问：“你很失落是吧？”我说我干嘛要失落，她说：“你的蛇蝎女人走了，你不失落吗？”我讪然，说她胡说八道。
熊灵又说：“如果我告诉她一些事，估计你就不会失落了。”
“什么事？”
“我这么说，其实有点不道德。”熊灵犹豫了一下，“不过你和她不认识，说给你也没关系。况且，他们是公开的，也不怕被别人知道——秦姐和郁总其实不是夫妻，是情人关系。郁总老婆的死，秦姐多多少少得负点责任。乳腺癌，据说是被气出来的。”
我哦了一声，未表态。
熊灵继续说：“郁总老婆死了，按理说正好可以和秦姐重组家庭，可是秦姐却不同意，她不想离开原来的老公和孩子，所以两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处着，也不避讳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很失望？”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
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确实不痛快。有的人用死来诠释完美，有的人却用别人的死来构筑着自己的幸福乐园。我的那位朋友，因为重病化疗，头发掉光，爱美的她不能接受丑陋的自己而选择轻生。在当下世人的观念里，我无法衡量谁对谁错，但我固执地以为，一切美好，宁愿毁灭，也不要沉沦。
熊灵刚把我送到宾馆，暴雨就紧随而至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长沙的暴雨，天和地被雨幕连成一个整体。熊灵出不了门，我便邀她在一楼的西餐厅里喝咖啡。我们在临窗的一个位子坐下。雨水把落地窗的玻璃浇得像覆盖了一层半透明的塑料布，街道上涌起了洪水，零乱的车子几乎被淹没。这才是我要的夏天的感觉，我竟有些兴奋。千百里跑来，就是为了见识这样刺激的夏天。熊灵则显得忧心忡忡，不时地看着手机。
她忽然问：“你为什么喜欢大雨？”
我想想，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喜欢这种感觉。我不仅喜欢大雨，还喜欢暴晒，把人晒化的那种。还有冬天的严寒，我也喜欢，冰天雪地，最好零下三四十度。”
“怪异的想法。”她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搅动着杯里的咖啡。
“是啊，怪异，但就是喜欢。”
“听我哥说，”她把勺子放在盘子里，端起咖啡杯却并不喝，只是漫不经心地闻着味道，皱了皱眉头，似乎不合口味，“你的经历很不平凡，遭遇了许多不公的事，被朋友陷害，被同学出卖，被伙伴欺骗……你可真够倒霉的。”
“唉，这是我的命。”
“你信命吗？”
她问我，喝了口咖啡，又皱了下眉头，加了块方糖，用勺子搅着。她大概不喜欢苦的味道。这与我的口味截然相反。我喝咖啡，坚决不加糖，越苦越好，最好能苦到喝一口就浑身发抖的那种。
“信，也不信，说不清。”我模棱两可地说。
“我信。”熊灵说，“我相信迷信，相信因果报应，相信一切这个世界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它们被人提起，就说明曾经存在过，比如灵魂。我还想学苗疆的巫术呢，所以她们才叫我巫婆。”
我哦了一声，原来她的外号是这么来的。
“有的人死了，我们说他的精神还在，这是信仰；有的人死了，我们说他的灵魂还在，这是迷信。说到底，死去的人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影响着活着的人——唉，说这些干嘛？”她自失地笑笑，“听我哥说，前段时间你把房子顶账了，连租房的钱都没有，可是借你钱的人却不肯还，是够可恶的。那你最后怎么办了，借的钱吗？”
我惭愧地说：“没借，我张不开那个口。另外，以我目前的处境，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给人家还，也不敢张口。有个朋友听说我为难，主动跑来拿钱给我。他怕我不接收转账，就取了现金给我送来。”
“还是好人多吧。”
“嗯，倒是。我在给银行还钱的时候，经常身无分文，有许多朋友千二八百地给我转钱，我都没收。银行逼得实在紧了，我向一个同学借过一万块钱，可是无论如何都还不出去。给她转微信，她不收；转支付宝，她又原路转回来。她和我不在一个城市里，我又给不成现金。”
说起这些，我的眼眶湿润了，心底涌满了感动。
“挺好，”熊灵望望窗外的雨幕，“这些都是福报——你欠银行那么多钱，没上黑名单吗？上了黑名单，飞机高铁都不能坐，很麻烦的。”
“那倒没，他们看到我拼命还钱，给我留了点情面。”
“那真是幸运啊！我有个朋友欠银行五十多万，就上黑名单了。所以他每次从长沙到吉林两千多公里的路都得开他的奔驰去——你欠银行近二百万吧？”
“切！”我想笑，“这能比吗？我要有奔驰，就卖了还账了，还用他们逼？两千多公里的路跑上几十趟，光费用就够还账了吧。”
“所以他上黑名单了，你没上，世界还是公平的。”
熊灵站了起来，走到窗边。外面的雨小了许多，玻璃上的雨幕变成一道道的细流；街上的洪水也浅了，聚集在下水道口打着漩涡，仿佛一群遇到地震时急欲逃生的难民。
“我和你其实不是一个祖先，”她仍面向窗外，“苗人不是炎黄子孙。”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我没说话，静待下文。
她说：“我们苗人的祖先是蚩尤。你们的祖先炎帝和黄帝联合起来把蚩尤打败，又追杀蚩尤的后人，千百年来从未停止过。所以我们苗人只能躲在山旮旯里生存，历代苗人痛恨汉人，就是这个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给我们苗人前所未有的好政策，我们苗人才得以翻身——苗族，从来就是个神奇的民族。”
难怪她那么敬仰毛主席。
“是的，很神奇。”我笑着附和道，“和58同城一样神奇。”
她笑了。我是第一次见她这么开心而且温柔地笑。
“其实你也挺有幽默感的，这多好。我想，苗人和汉人这么大的恩怨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她回身拿起座位上的包，“雨小了，我得走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世界大着呢——哎，你有什么病？”等不上我回答，“算了，我走了。”
她的风风火火的性子又起来了。
待她走到门口时，我大声说：“我没病！”
她回头冲我笑了一下，便出了门。
她和我的谈话似乎颇有意味，我咀嚼了许久，心情开阔了不少。不过接下来就又郁闷了。
第二天，她没来，熊野也没来，连个电话也没有。
我在宾馆里闷头闷脑地等了一天，没有他们的信息。暗自抱怨了一会儿，想着再过一天就可以回了，就没计较。毕竟我和他们没有生死交情，陪了我两天，又花费了不少已是难得，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临走的那天，是个艳阳天，没出房间，就已感到了外面的炎热。我早早地起床，切了块鲜姜片在头顶的脱发处擦了半天，对着镜子照了照，还是一个坑，露着光洁的头皮，连根黑茬茬都没长出来。屁用没有，滚吧！我把剩下的鲜姜扔了，连刀子也扔了。
独自去岳麓书院消磨了一上午，接近中午时，太阳发挥起它的作用。长沙的夏天果然与鄂尔多斯是不同的，我虽然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炎热袭来，我还是难以坚持。一连吃了几个冰激凌都不管用，加上我早上考虑到回到鄂尔多斯时是晚间，所以在半袖里面加了个汗衫，这更使我难受，就像裹了一条刚从开水锅里捞出来的毛巾。
我要走了，回鄂尔多斯去。
长沙，对我来说，有遗憾，有留恋，都统统装进行囊吧，带回鄂尔多斯。遗憾什么，我不太确切；留恋什么，我却很清楚，那个想做巫婆的苗族女孩，她的容貌，她的言语，她的智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熊野呢？我似乎已把他遗忘了。
到了机场，我正要通过安检时，熊野打来了电话。我只得退后几步，接起电话，却是熊玲。我预感到不祥，急问你哥呢？她说：“他住院了，一直昏迷，刚醒，所以没去送你。”我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她说：“你来长沙的那天下大雨，附近的农村很多被淹了，他当晚就去抗洪救灾了。第二天衡阳又遭洪灾，他又去了，受了伤。就是那天我从宾馆出来后接到了家人的电话，说他正在医院抢救。”
“为什么是他去救灾？”我疑惑，没听说熊野还兼着消防队的职务。
“他是一个民间协会的志愿者，会长一招呼，他就得去。”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危险吗？”
“没危险了，但还得吸氧，所以不能给你打电话。他让我去机场送送你，我看时间来不及了，就给你打个电话吧——抱歉，不能送你了！祝你一路顺风，欢迎再来长沙作客，长沙人民欢迎你，欢迎鄂老师莅临指导……”
她的调皮毛病又犯了。
我的嗓子眼儿似乎有些固态物堵在那里，我说：“该说抱歉的是我……”
“老鄂，”熊灵换了一种郑重的语气说，“你听我的，你不是爱写东西吗？你回去后，就经常写点感谢别人的小文章。感谢谁？”她自问自答，“你先感谢你的父母，他们你总该感谢吧。你的家人，你的亲人，那些帮助过你的朋友啦，同学啦，情人啦……可多呢，就当练笔呗。你听我的，”她再次强调，“你一定会发生转变的！还有，请个本命佛保佑你，管用的。”
我说：“我首先应该感谢你们兄妹！”
“那好啊，记得发表了把稿费给我。”
挂了电话，我不由望向机场的门口，泪光迷蒙中，我仿佛看到了意气风发的熊野和神采飞扬的熊灵正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
回到鄂尔多斯，是晚上九点多。乍从长沙那种潮闷的环境中回到清凉干爽的鄂尔多斯，倒也别具一番风味。长沙固然有热情的熊野兄妹和美丽的山和水，鄂尔多斯也有太多我不该放弃的人和事。这里，将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
下了机场大巴，没拦到出租车，我便步行在街道上。路过小伊的餐馆时，魏峰正在门口边走边打着电话，口齿不太清楚，显然喝多了。我本来想快速离开，魏峰却看到了我，他跑过来不容分说把我拉进餐馆里。他正在请客，满桌的客人，还有小伊和他们的女儿。
相互寒暄几句，魏峰就继续高谈阔论。
小伊让服务员给我准备了餐具，倒了茶水。我说在飞机上吃过了，坐坐就走。小伊便低声询问旅途的见闻，我简要地说了说。
“强子，”魏峰伸出他那肥厚的手掌指着对面的一个年轻后生，“你想做什么尽管放手做，钱不够尽管开口！这几年我没什么成就，交心换命的朋友倒是有几个；钱没多少，几十万还是能拿得出来的。钱是屁，朋友才是永久的财富……
看来，我连屁都不如。
小伊不停地给魏峰使眼色，魏峰丝毫未觉。
那个叫强子的中年男人双手互搭着放在桌边，满面笑容。
我也笑，心里说，魏峰，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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