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磕头

父亲蹲在地上，粗糙的大手在床单上一左一右地抹，把刚刚铺的床单弄得更平整。

床单是大姐出嫁那年，父亲从村里的庙会上扯的。长宽都是七尺，黑不溜秋的底色上，缀满了圆乎乎的白斑。床单的四条边已经开线，漏出毛毛的线头儿，碎碎的，短短的，张牙舞爪地想从队列里钻出来。父亲从桌底的木箱子里拿出洋火儿，擦一根点着蜡烛，沿着边儿一点点燎过去。线头儿的顶端被火烧成了小黑球，像是碰了一鼻子灰，慢慢缩了回去。

父亲在祖宗的神纸前点上小红蜡，恭恭敬敬地插上两柱香。说是神纸，其实是一张画满彩色小人儿的薄纸片，贴在正对屋门口墙上五六尺高的地方。画上的人分左右两列站好，正中间是两位老者，老者身后的墙上竖写着“三代宗亲”四个字。祖宗神纸一般都是从集市上请来的，八毛钱一整套。本地人从来不说买神纸，而要说请神像。不懂事儿的孩子们有时候说句买神纸，一定会被家里的老人说教一番。除了祖宗像，一块请回家的神像还有天地爷、灶君爷、土地公公、家堂、南海观音和财神爷。也就是老人们常说的家宅六神。

父亲以前说过，最之前还是生产队制度的时候，是家宅七神。除去这些神位，还有一位牛王爷。牛王爷主管牲畜，当时生产队上赶大车的十分劳力一般会请。还有负责放羊喂猪的，也会把牛王爷请到家。变了制度后，乡亲们养牛羊的就请，不养的就不请。后来渐渐有了柴油机，养牛的人越来越少，请牛王爷的人也越来越少。直到卖神纸的觉得牛王爷的神纸卖不出去，干脆不进货了。这才变成家宅六神。

天地爷主管风调雨顺，是家宅六神里的首神。家里煮肉、炸丸子、做豆腐，烧香摆供，第一个都得先把天地爷拜了，之后再拜其他几尊。天地爷一般贴在院墙上，家里砌墙的时候会用砖头预留出一个小佛龛的位置。一寸多深，七八寸宽，十一二寸长。用白面和上水在火上烧热，搅成黏黏的面糊糊，筷子蘸满面糊往神纸背面一抹，神纸就能结结实实的贴在佛龛里。佛龛主要是为了防雨防风。天地爷和土地爷都是贴在院子里，面糊粘的再结实也怕风和雨，就都留了佛龛。天地爷的神像两侧有小对联，又叫喜帖儿。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天帝”，后来识字多了，认识喜帖儿上写的是“天高自古悬日月，地厚至今载山河”，才知道是“天地”。

灶君爷是一家之主，贴在厨房的灶火旁。灶君爷的神像很是有趣。灶君爷和灶君奶奶并排坐着，头大得出奇，面容饱满又温和，身前站了一排小人儿，毕恭毕敬。神像的最上端是每年二十四节气的具体日期，从立春到大寒写得明明白白。所以那些卖神纸的如果有卖不出去的余货，其他神像都能来年再用。唯独灶君爷，一年和一年不一样。灶君爷负责家家户户的功过考量。谁家积德，谁家积怨，谁家小子吃喝嫖赌，谁家妮子招蜂引蝶，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年腊月廿三，灶君爷返回天宫，把家家户户的功德罪责细细汇报。汇报的结果决定家里来年的运势，因此家家户户每年都会提前备好糖瓜。廿三当晚，给灶君爷磕头上香，再用糖瓜把灶君爷的嘴抹得甜甜的，黏黏的，让灶君爷尽说些好话。灶君爷的喜帖儿也能说明人们这样的希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土地公公一般正对院子的大门口，颇有些看家护宅的架势。喜帖儿上写着：“土能生白玉，地可产黄金”。盖房子时，每家都会砌一堵影门墙，也就是照壁，正对大门口。墙上凿出佛龛，土地公公的神像就贴在里面。土地公公是家宅六神里神位最低的，虽说是神，官阶却大不过人间的秀才。老人们常说，谁家孩子高中毕业，就不能再拜土地公公了。因为现在的高中生和旧时的秀才差不多，脑袋上顶着二两黄铜，官阶比土地公公还要大，乱磕乱拜，会把土地公公吓跑。

家堂位于屋内，和祖宗神像贴在同一面墙上，比祖宗高出一尺多，接近墙的顶端。喜帖儿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祖宗神像一般正对着屋门口贴，可家堂不能这么贴。家堂要偏出一些，偏左偏右都行，就是不能在正中间。家堂不是字面上的家有高堂，而是民间故事里的三皇姑。三皇姑的版本有很多，商代蒲姑国、春秋楚国、汉代西峪国等等。按本地的说法，三皇姑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嫁给宇文化及的胞弟宇文士及。宇文化及起兵反隋后，三皇姑的儿子被窦建德所杀，夫君宇文士及也投奔李渊。三皇姑经历种种磨难后，选择在苍岩山削发为尼，化身千手千眼观音。

南海观音和财神爷都贴在里屋。和其他神像不同，这两尊神像显得有些寂寞，有些冷清。照理说南海观音保平安，财神爷管富贵，都该好好拜一拜，可本地人却很少单独跪拜这两尊。遇上蝗灾或大水，地里庄稼遭殃了，就赶紧拜拜天地爷。家有横祸，惨遭不幸的，跪拜家堂。自家人鬼迷心窍，昧良心办事的，灶君爷前磕几个头。家里遭贼，丢失钱财的，给土地爷多上几柱香。唯独这两尊，就算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和其他神像一起上香，从不单独跪拜。

父亲把床单铺得平平展展，招呼我在床单上给老周家的祖宗磕头。

虽然有神像贴着，但祖宗不是神，自然也不属于家宅六神，祖宗只是那些去世的长辈。所以家宅六神的神像前，都是三柱香，唯独祖宗是两柱。给祖宗磕头时，男女不同。女的只要站在祖宗前直接跪下，双手合十，磕头就行。男的稍微复杂些，先迈出左腿，右腿再单腿跪下，双手伏地，紧跟着再跪左腿。跪好后双手抱拳，朝前三拜，再磕一个头才算结束。

给祖宗磕完头，照例我得把父母扶到椅子上坐正，再给二老磕一个。到了别的长辈家也是一样，先磕祖宗，再磕长辈。长辈们一般推三阻四地不让磕，说不磕头不长岁数，磕头就得长一岁。晚辈们则是拉拉扯扯地就得磕。遇上年轻力壮的后生，两个人把长辈抬到椅子上，剩下的人瞅准机会，一股脑趴在地上磕一个。磕完头，长辈们端着盛满瓜子糖果的盘子，上头放盒烟，追着晚辈往兜里塞，一直追到大门外。

父母和别家的长辈一样，别人来磕头推三阻四，母亲有时候还会猫在里屋躲着不出来。但每年我作为儿子给二老磕头，他们从不阻拦，而是满脸笑意的在椅子上坐正，笑眯眯的看我磕完。

除了我这个儿子，父母还接受另外一个人的磕头，周文。

周文是我的堂哥。说是堂哥，又和外面的堂哥说法不一样。周文的爷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按外面的说法，他的父亲和我父亲应该叫堂兄弟。但本地不这么叫，本地管这叫叔伯兄弟。叔伯兄弟再有了子嗣，才叫堂兄弟。

周文的父亲叫周康，我管他叫康伯。康伯是这片儿出了名的剃头匠。十里八乡的小子，腊月快过完时，都跑过来剃头。父亲常说康伯生下来就是为了剃头。父亲小时候个子小，又常常闹病，三天两头地被别人欺负。康伯比父亲大十来岁。父亲上小学时，康伯已经是二十左右的大小伙子了。见到有谁欺负父亲，上前揪住衣领扯到一边，掏出剃头刀就在人头皮上刮来刮去。胆大的还好，心不惊肉不跳，老老实实地坐着被剃成光头。遇上胆小的，看见剃头刀吓地哇哇哭，头也跟着抽泣声一个劲儿地抖动。康伯边剃头边骂人家胆小，越骂哭得越凶，头抖得越厉害，越是不好剃。剃到最后，头皮上的头发一道一道的，像和尚的秃头上用毛笔画了几道黑，很是招人摸。

那时候家里边孩子多。大伯和二伯家都是两个，我家三个，就康伯家是个独生子，也就是周文。康伯母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别管谁家孩子跑到她家玩儿，一准儿有好吃的。有时候是过年攒下来的瓜子，有时候是地里摘回来的甜瓜、枣子。实在没零嘴儿了，掰半块馍馍，夹几条自家腌的黄瓜也吃得挺香。馍馍就是馒头，村里的馒头分两种，切成团儿，用手揉成土丘状的叫馍馍；直接用刀剁成方块的叫卷子。平时地里农忙，没人花功夫揉馍馍，家常便饭都是把和好的面随便揉成条儿，一刀刀剁成卷子。到了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地里边麦子还用不着管，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用的馍馍。大盆和面，揉好了用带风箱的大锅蒸。蒸上差不多一蛇皮袋，吊在存麦子那屋的房梁上。村里腊月很冷，吊起来的馒头放一两个月也不会坏。

康伯从小就能干，不农忙的时候去修水库的工地上挣钱，农忙的时候回家和康伯母一块收拾庄稼。腊月别家的劳力都闲下来了，康伯还得在村里给十里八乡的小子们剃剃头。都是乡亲，康伯也从来不明码标价。乡亲们着实喜欢康伯的手艺。小子们去剃头，也都带个两三毛，趁康伯不注意丢到梯子旁边的大青石上。

大青石上的剃头钱康伯母从来不乱花，去小卖部买几柱香，称几斤小红蜡，再揉几个白白净净的馍馍给家宅六神摆供。摆供剩下的钱，买点白酒、冰糖、花椒、大料、桂皮，再从菜园子里摘一把朝天椒，几根黄瓜。黄瓜洗净切条，辣椒剁碎，找个闲置的罐子放进去。再浇上开凉水，把其他佐料倒进去，撒上盐巴，一罐子腌黄瓜就算做成了。把罐子放到阴凉处，腌上十天半月就能吃。腌好的黄瓜能放很久，等到菜园子里的豆角下了架，茄子老得不能吃，白菜又没长成的菜荒时节，康伯母的腌黄瓜就成了宝贝。康伯母也不小气，大个儿的蓝瓷碗盛到冒尖儿，左邻右舍地送。一直把碗里的腌黄瓜送的一条不剩，才笑嘻嘻地回家。

周文比我大十岁，初中没上完就去城里打工了。康伯常说不差他打工那几个钱，可周文一门心思要辍学，康伯和康伯母拗不过他，就随他去了。前几年还好，周文逢年过节回来，总能带一大堆东西。好烟好茶孝敬长辈，小喇叭竹节蛇给我们这帮孩子。街坊们都夸周文和康伯一样能干，将来一准儿娶个好看媳妇。周文摸摸后脑勺，冲着街坊们一脸傻笑。

每年过年，周文很早就来我家磕头。按村里的规矩，周文先在自家磕，然后去大伯，二伯还有我家。周文每次来我家给祖宗磕完，也都闹腾着给父母磕。最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也是不让周文磕的，塞给他一包烟，打发他带上我去别的长辈家。后来，周文闹出了事，父亲才接受他的磕头。

周文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年基本没回来过，到了年底才回家。康伯来家里找父亲，说周文一分钱也没挣回来，问啥也不说，好像有事瞒着。父亲又去叫了大伯二伯，一块去了他家。那次我也想去看看，父亲不让，我抱着康伯的腿，咧嘴就哭。康伯说去就去吧，去了掰半块馍馍夹上腌黄瓜，小孩子吃起来就不碍事。

周文坐在屋角的板凳上，耷拉着脑袋，像是热蔫了的狗。头发长了不少，看不太清脸。看见几位长辈过来，嬉皮笑脸地过来递烟。大伯二伯也不说话，掏出洋火儿点着就抽，坐在梯子旁的大青石上一口接一口。康伯和父亲没接递过来的烟，康伯去屋里掰了半个馍馍，夹上几条咸滋滋的黄瓜，塞到我手里，让我去屋里慢慢吃。然后关上屋门，让我一个人在屋里，他们在屋外。

“你三个叔都在，说说吧，这一年到底是干啥了？”

我啃着馒头，听到康伯的声音，趴到门缝上往外看。

大伯二伯还在大青石上慢悠悠地抽烟。大伯抽得快，抽完一根，伸着胳膊朝周文要烟。周文坐在梯子上，从兜里掏出烟，抽出一根夹在耳边，把剩下的多半包扔给了大伯。二伯看见周文丢过来的烟，把剩下的小半截放进嘴里猛嘬了两口。腮帮子跟着大口吸进去的烟凹了下去，然后满足地丢掉烟头，从烟盒里又拿了一根点上。

父亲蹲在梯子对面，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蓝布包。包里是散装的碎烟末儿。又拿出一沓剪好的纸条，手指头捏上一撮烟末儿，洒在纸条上。再把纸条从一个纸角开始，慢慢卷起来。父亲卷烟的动作很慢，小心翼翼的，像是在做一个举世无双的工艺品。卷到最后，用舌头舔了舔封口的纸角，沾上唾沫黏住。父亲点着烟抽了一口，瞪着圆溜溜的眼珠子看着周文。周文先是和父亲嬉皮笑脸地对视，看了一会儿又有些胆怯，慢慢低下了头。长长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怎么着周文，你爹问你话呢，大小伙子一声不吭的，像什么话。”父亲声音不大，直勾勾地盯着周文。周文抬起头环视了一圈。大伯二伯还在眯缝着眼抽烟，康伯站在他身旁一脸无奈。父亲瞪着他，眼珠子瞪得溜圆，像要一口吞了他。

周文拿手抹了抹脸，抬头看了看康伯，细声细气地说道：“打麻将把钱输光了。”

话音刚落，康伯像被点着的炸药，甩掉手里的烟，二话不说，朝周文脸上就是一巴掌。

父亲赶忙站起来拽住康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不能这么打。”

大伯二伯也站了起来，随口附和着父亲。康伯背对着我，看不见脸，只能听到他嘴里骂骂咧咧，不孝子啊，六畜玩意啊，什么难听骂什么。

父亲一边扯着康伯胳膊，一边冲周文喊：“臭小子别在那傻坐着了，先去屋里祖宗前跪着，待会儿再收拾你。”

周文怕再被打，冲到门前一把推开门，把门后面的我推了个跟头。我吓坏了，扔掉手里的馒头就哭，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嘴里的馒头黄瓜都吐了出来。康伯正在气头上，听见哭声，卯足了劲甩开父亲，走到门口一脚钉在周文肚子上。父亲也跑了过来，把我拉到跟前，指了指大青石旁站着的大伯二伯，让我过去那边。父亲拉起了周文，康伯举起拳头又想打。

“行了别打了！”父亲吼了一嗓子。

我从没见过父亲那样吼，还是对康伯。父亲一直是个细声细气的人，发起火来都不会大声呵斥。我六七岁的时候，跟着隔壁的小子不学好，净学些骂人的难听话，回家还冲父亲说了好几遍。父亲就说了句以后不许骂人，然后把我摁到祖宗前跪了两个钟头。乡亲们都说父亲像教员：一本正经，不吐脏字。

听见父亲的吼声，康伯愣了愣。看了看周文，又回头瞅瞅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俩手捂着脸，露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

周文在父亲地监督下跪在祖宗前，一声不吭，胸口一起一伏的，腮帮子也鼓得老高，像是憋着一口气。大伯二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不说话，吐出的烟气呛的我咳个不停。父亲掏出烟末也想抽几口，蓝布包解了半截又绑好放了回去。康伯还在地上坐着，俩腿慢慢伸展开来，像个朝父母撒娇的孩子。

几个人就这么耗着，谁也不说话。太阳掠过头顶，照进北屋，打在周文的腿上。周文的身上一半阴凉一半阳光，让人觉得很不自在。

父亲抬头看了看太阳，先拉起了康伯，又拉起了周文。周文跪得太久，刚站起来那会儿还两腿打颤，有些站不住。父亲把我拉过来，又把我的手放进周文手里，拍拍周文的肩膀说：“带着孩子去我家吧，让你三婶给你炖大锅菜，我和你爹再说叨说叨。”周文鼓鼓的腮帮子缩回去一半，张开嘴刚想说话，康伯先接了话茬。

“就让他在家吧，三庆你甭操心，我也不打他了，我和他好好说说。”

“康哥，当着老周家祖宗的面，你可不能编瞎话。他都这么大了，动不动就打不合适。我先把孩子送回家，马上就回来。”

“成，你去吧，待会儿回来，帮我给周文上上课。”

父亲带着我从村西头一直走到家，一路上黑着脸不说话，我也不敢说。走路走累了也不敢让父亲背，生怕说错了话，回家再被罚跪。父亲把我送到巷子头，说了句你先回家，转头就往西，一路小跑着去了康伯家。

只过了一小会儿，父亲又跑了回来。满头大汗，进屋端起茶缸大口喝水，脖子上的喉结一上一下，像是夏天刚去地里割了半亩麦子。父亲抹了抹嘴上的茶渍，和母亲说了句：“周文跑了。”

“啥？”母亲张大了嘴，手里端着洗好的白菜站在原地，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父亲。

“周文跑了，这一会儿功夫没见就跑得没影了。我去村东借辆车子，到城里车站去堵。待会儿大闺女走亲戚回来了，让她看孩子，你也出去找。”

“到底咋回事儿？”

“回来再说，我先去车站。”

“成，那你去吧，大闺女回来了我也去找。”

正月的天黑得很快，五点刚过就阴沉了下来。母亲有夜盲症，天一擦黑就回了家，坐在炕头一个劲地叹气，时不时用手捋捋耳旁的头发。没过多久康伯和康伯母来了。康伯母见着母亲就哭，稀里哗啦的眼泪流个不停。康伯没进屋子，拎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两眼放空。像是看着整个院子，又像是什么都没看。母亲让我给康伯倒了茶，康伯冲我挤出一缕笑，摸着我的头喝了一口，又把茶缸放到地上。

父亲过了很久才回来，我躺在被窝里，半睡半醒的，听到外头的说话声和哭声。

“康哥，你也别太着急，没准儿就是去别的村喝酒，明天就回来。”

“三庆你又不是不知道，周文这小子打小就这样。轻易不急眼，真要给逼急了，啥都干的出来。”

后来我听父亲说，那天我们刚走，康伯和周文就说叨起来。周文颤颤巍巍说错一句话，被康伯用捆麦子的大绳绑到梯子上，康伯从屋门上拽出了门闩，狠狠地往周文身上砸。周文认错也挨打，不说话也挨打，干脆瞅准机会，一脚把康伯踹翻在地，慌里慌张地解开绳子，从梯子上房顶，跳到屋后的柴禾垛上。康伯赶忙上了房顶，四下一看，已经没了周文的身影。

周文再没回来。八月十五，过年，甚至康伯去世的时候，他都没回来。

自打周文跑了，康伯就掉进了烟窟窿。早上睁眼就一根接一根地抽。菜荒的时候，早饭没菜吃，康伯点上一根烟，嚼几口馍馍抽一口烟。吃完早饭，倒杯热水坐在大青石上接着抽。一直抽到晌午，一茶缸水剩下不少，半盒子烟末抽得精光。康伯之前剃头的时候从来不抽，说火苗子掉到头上会烫疤，不长头发。后来剃头的时候也开始抽，头剃到半截就卷烟，卷好了不管风大风小点着就抽。有时候火苗子掉人脖子上，人家看他辈分大，又丟了小子，也不多说啥，咬咬牙等他剃完。日子久了，找康伯剃头的人越来越少，康伯也不操心，就坐在大青石上一天天地抽。修水库的工地他再没去过，地里杂草长得比麦子还高，他也不理不问。

康伯母看起来老了很多，眼袋越来越大，鼓囊囊的像要掉下来。脸上的皱纹一条条深沟似的，长翅膀的小虫子都能藏进去。康伯母没再管过自己的菜园子，天天抱着蒲团在家宅六神和祖宗前跪来跪去。腌黄瓜的罐子洗干净换上小红蜡，过年剩的瓜子糖果不再给孩子们吃了，全贡到家宅六神前，放坏了就再去小卖部买新的。康伯母一尊挨一尊地磕头烧纸，点蜡上香。连向来不拜的南海观音和财神爷都是拜了又拜，磕了又磕。甭管是天地爷还是南海观音，嘴里都是念叨着保佑周文平平安安，早点回家。

周文走了一年多的时候，康伯有了咳嗽的毛病。太阳没上来就咳，左邻右舍大清早的都被他咳醒。起初只是咳痰，站院子里卯足了劲，把嗓子里的痰咳出来。后来痰越咳越黑，还慢慢有了血丝。康伯母劝他少抽，他也不听，咳完了就抽，抽完了再咳。第二年腊月，父亲带着我从集市上刚把祖宗和家宅六神请回家，康伯母过来报了丧，康伯去世了。

按习俗，葬礼上少不了周文这个独生子，可他就是没回来。主事的大伯没办过这样的葬礼。和年长的来回合计，从老周家不远不近的亲戚里找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没有孝子，没有炮仗，没有招魂幡，也没有阴间打狗的棍子，就一口棺材。大伯眯着眼抽烟，一口一句“加把劲”，指挥着小伙子们把康伯抬进了祖坟。

康伯母变得越来越疯癫，把一罐子小红蜡倒进猪圈，家宅六神的神纸全被她撕下来烧成灰。她很少串门，整天坐在院子里骂天骂地。附近的孩子们都以为她疯了，再也不去她家里玩。我跟着母亲去看过她几次，她看起来还算正常。嗓子有些哑，可能是骂天骂多了。和母亲说着话也会时不时哈哈大笑两声，每次看见我都会说又长高了，怎么这么瘦之类的话。

又过了一年，正是割麦子的时节，周文回来了。

我帮父亲推着捆满麦子的双轮车刚到家，周文在门口站着。头发短了，胳膊黑黢黢的，腮帮子上的肉少了许多，露出高高的颧骨，眼窝有点陷下去，显的眼珠子格外大。

“三叔，我……我回来了。”

“见过你娘没？”

“刚从我娘那过来，我爹他……”

“去你爹坟上看了没？”

“还没。”

“西屋桌子上有纸钱和香，拿着去吧，在那跪上一天，跪完了再来找我。”

“行，我这就去。”

父亲从始至终没正眼看他，自顾自地解开捆麦子的大绳，把麦子抱到房后的打麦机旁边。

第二天早上，周文黑着眼圈，一瘸一拐地来了。父亲刚搬了板凳打算让他坐下，周文一声不吭，扑通跪到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少给我来这套，说吧，又出啥事了？”

“三叔，我没钱了。”

“借钱？”

“嗯。”

“打麻将又输净了？”

“早就不打了，前阵子听人说去城里跑大车挣钱，打算跟别人合伙买一辆，我手头钱不够，想朝你借点。”

“多少？”

“五百。”

“五百，你当我是财神爷？”

“三叔，我实在是没地儿借。”

“你那俩叔呢，他们不管你？”

“他们不信我，说我打麻将输了，编瞎话糊弄他们。”

“你舅呢？”

“也是一样，都不肯借。”

“你先起来，别给我磕头了，跪到祖宗跟前去磕，好好想想你这些年的事，我家里不多，再去帮你借点。”

“行，谢谢三叔。”

父亲说完话就出去了，周文站起来，又在祖宗前跪下。他直挺挺地跪着，低着头，两个胳膊也打得笔直。正是夏天燥热的时节，周文一动也不动。脸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到下巴，在下巴上越聚越多，时不时地掉下一滴，打在满是尘土的砖地上。天上的太阳由东往南一点点靠过来，终于跨过院子里的枣树，直直地打到周文身上。

我趁父亲不在，跑到院子里搂着水管喝凉水。抬头看，看到阳光包裹周文全身，亮亮得有些晃眼。周文背上的汗打湿了衣裳，他依旧一动不动，跪在阳光的最亮处，活脱脱像一尊罗汉。

临近晌午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从兜里掏出借来的钱，又从里屋盛被子的大柜子里翻出一个木盒。打开盒子，父亲把里面零零散散的钱全倒在桌子上细细地数。

“行了，起来吧。一共就三百多，你要是不着急的话，过两天我去集市上把那两只小羊卖了。刚满月的，应该能卖些钱。”

“三叔不用了，我再找别人借，羊您留着吧，孩子上学也要钱，不能都给我。”

“你还能找谁借？”

“再说吧，船到桥头自然直。”

“周文，甭管你借这钱到底是干啥，听我一句话，别再赌了，找个活儿好好干着吧。”

“三叔你放心，我真地不打麻将了。”

“行，你啥时候走？”

“明天走，过年再回来。”

“路上慢点，到了外头脑子灵光点，别被人糊弄了。”

“嗯，三叔放心吧。”

周文临走前又给父亲磕了头，父亲看他裤子上全是土，拿出新扯的床单铺到地上。

腊月廿十那天，周文真地回来了。先去康伯坟上磕了头，然后拿着集市上请回来的家宅六神和祖宗神像，去我家挨个贴。欠的钱也还了父亲一些。廿三过小年那天，一大早送来了糖瓜，非要给父亲磕头。父亲说年初一再磕，不着急。

大年初一，父亲拿出床单平平整整地铺在祖宗前。周文来地很早，给祖宗磕完，起来就要把父亲扶到椅子上。父亲没等他来扶，慢悠悠坐到椅子上，左右挪了挪屁股，确定自己坐正。周文先迈出左腿，右腿再单腿跪下，双手伏地，紧跟着再跪左腿。跪好后双手抱拳，朝前三拜，磕了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