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辣辣的太阳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我的家乡在北方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村里人大都以种地为生，一年两季，交替种植小麦和玉米，夏季收获小麦，秋季收获玉米。此外也会种植一些花生、红薯、棉花等经济作物。

村子在山区，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雨水多的年份收成会好一些，干旱的年份就收成差，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颗粒无收。

那是2002年的夏季，酷暑难耐。夏天的太阳，好像变大了许多。它像个大火球一样，悬挂在天空上，似乎要散发出全部的热量，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把石头和地面都晒得滚烫。把火柴放到石头上，火柴都能烧着；把水滴到石头上，瞬间就能蒸发。像田野的《火山岛》里面形容的，“火辣辣的太阳，头上烤，脚上烧。”

那年又恰逢干旱，几个月都没有怎么下雨。龟裂的田地，裂缝深达数尺，像一张张干燥的嘴巴，在呼吸着干燥的空气，诉说着干旱的程度。草木枯黄，树叶萎缩，连根拔起的草根上都没有一丝水分。

村里原来有一个很深的大水池，从大水池抽出来的水，会通过修好的水渠流到村里的很多田地旁边。那一年由于太过干旱，大水池里面也没有了水。麦子由于太长时间没有雨水的滋润，也不能浇上地，而逐渐枯萎。

我的姥爷是一位村里公认的好人，一辈子与世无争，勤劳又和蔼可亲。那一年，他六十来岁，我的姥娘已经去世，他自己在老屋里居住。姥爷是个急脾气的人，他平时最喜欢看拳击节目，这是一项有些英雄主义的运动项目。

村子里有一千多口人，共有付、刘两个大姓，各占将近一半人。姥爷家姓付，住在村子里东半边。姥爷和姥娘共养育了四个孩子，依次是大姨、我妈妈、大舅舅和小舅舅。

在我们村里，姥爷的教育观念是比较先进和开明的。虽然家里四个孩子，负担比较重，但是姥爷坚持，不管男孩女孩，都要上学，孩子能上多久， 他就供多久。

所以我大姨和妈妈都上到了初中毕业，也算村里她们这个年龄里面比较有文化的了。在姥爷的督促下，我二舅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镇上的初中当英语老师，算是我姥爷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了。

大姨和我妈妈都嫁在我们村里。大姨夫家姓刘，住在村子里西半边。我父亲这边是村里的小姓氏，姓王，整个村子只有几家这个姓，住在村子里偏中间的位置。我家和姥爷家、大姨家、大舅舅家都在我们村子里，距离近，来往也比较多。

姥爷看到一块三亩多的地，麦子只收了小半袋子，他抓了一把麦子，捧在手心里，无奈地看着那干瘪的麦粒，眼里起了一层雾气，他说，“这可怎么办啊？”

姥爷在麦茬地里种下了玉米种，但是因为过于干旱，迟迟不见玉米苗长出来。姥爷担心着秋季玉米的收成，他想，“我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姥爷在家里冥思苦想：“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该为孩子们和乡亲们做些事情了。大水井不是没水了吗，我打个井不就是了。”

打井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机械，需要人工，还需要大笔的资金。舅舅们都反对他打井。他却认准了这条路，坚持要做这个事情。他对舅舅们说，“你们都别管，我有钱，我来打这口井！打出井水来，不只咱们的地能浇上，乡亲们的地也能浇上了。”

姥爷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大概三万块钱，准备要打井。先是找技术人员勘探了一下水源，在姥爷家一块水浇地的地边上。找准了地方，钻井机等设备也就位了，就开始往下打井。

结果打到60米，没有水，80米，还没有水。姥爷的前期资金已经用完了。大家都很怀疑，是不是技术人员勘探错了，重新找了其他的技术人员来勘探，结果还是说这个位置下面有水。姥爷心急如焚，白天黑夜地在井边转来转去。

姥爷和大舅舅商量，都打到80米了，既然有水，还是要继续往下打。姥爷开始给钻井队打欠条，大舅舅又各处去借了三万多元。于是继续往下钻，打到100米，没有水；打到120米，没有水；最终在打到137米的时候，打到了地下水源。再往下就是花岗岩，不能再往下打了。

母亲说，还没打出水来那阵子，姥爷做梦都在呓语：“打井……打井……”。还好打到了水源，如果打不到水源，姥爷当时可能就承受不住这么大的精神压力。

那年的旱情过于严重，虽然打到了水源，地下水也是时断时续。姥爷用借来的钱，找施工队在水井周围简单盖了两间房，用围墙把水井围了起来。

井上小院

姥爷经常去井上屋子里住，在那看着那个水井，就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姥爷在屋子后面的地里种了一些韭菜、豆角、茄子等蔬菜，自给自足。

后来因为打井造成的资金缺口，一共有五万多元，经常有人上门要账。这件事对姥爷的精神压力太大，他总说：“一辈子没有欠过别人钱，这回竟然欠了这么多。”还有他自己一个人住，饮食不规律，后来得了胃溃疡。最后发展成了胃癌，一两年的时间就去世了。

姥爷的葬礼上，叔姥爷回来了，我大舅给他说了家里的情况。因为打井欠了五万多元，但是用井水浇地也赚不了几个钱。老家里还大都是山坡地，每年收入有限。

叔姥爷给大舅舅说，“你别在家里待着了，靠地里挣的这几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上账？等我哥的百天过了，你跟我去我在的城市吧，我给你找个工作。”

于是大舅舅过了几个月，就拖家带口离开了我们的小山村，去了沿海城市，进了一个啤酒厂，开始了在外打工的日子。大舅舅人实在，有力气，在那个厂子里一直干着，直到现在。大舅妈也在那附近打一些零工。

记得大舅舅刚出去的那一年，到了年关，要账的人，来了我家。当时我正在放寒假，寒冷的冬天，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一群人吵吵嚷嚷进了我家的堂屋。

我赶紧起来，去堂屋里一看，有七八个人，在我们家堂屋里坐着，对我爸说，“兄弟，这就马上过年了，不还我们钱，我们这一伙人都发不出工资来，你看怎么办吧？”父亲好烟好茶伺候着，说着好话。那群人还是坚持，父亲就想了办法给他们周转。

因为大舅舅大舅妈出外打工，水井和他们家的地就交给了我父亲母亲管理。他们俩经常去井上地里干活。我印象很深刻，我上大二的那一年暑假里，某一天早上，我刚起床，看到母亲默默坐在大门口，伤心地垂泪不止。我过去问，“妈，你这是怎么了？”

母亲寥寥几句话和我说了一下，“早上我去井上地里拔草，看到井上的大铁门不见了。想起你姥爷当年那么辛苦地打井，还有人惦记着偷井上的铁门，我心里很难受。”

原来是前一天晚上，趁着夜黑风高，有坏人偷了井上的大铁门。父亲找了几个村里的人，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铁门的踪迹。后来怕继续被偷，父亲就整了两扇木门凑合着安上了，木门就不怕再有人惦记了。

后来又过了几年，木门有些朽烂了。父亲托我们镇上几个收废品的，有收到好一些的铁门和他说，终于以二百来元的价格淘到了图中的那一对旧铁门。

有了固定的打工收入，大舅舅和大舅妈用两年多的时间，就还清了这些欠款。他们的生活也步入了正轨。前阵子表弟在省城结婚，婚礼也很场面，酒席订的2500元一桌的，算是比较好的。

大舅舅今年已年近六十，年龄增长，在外打工也快要面临退休了。前一段时间大舅舅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帮他在老家看看有没有在出售的好一点的宅基地，他们在外面打工已十几年了，年龄大了，还是要叶落归根，回老家生活。

姥爷打井的壮举，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我大舅舅一家的人生轨迹。有时我会想，如果姥爷不打这口井，他是不是会健健康康的多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往事已矣，过去了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了。

每次我回到家乡，都会路过姥爷打的这口井。这口井依然用着，干旱的时候，用电机把井水抽出来，经由水渠或水管来浇灌土地。每回村里人用到这口井，都会想起，这口井是姥爷当年坚持要打出来的。

姥爷打井的几个月，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瞬间。然而，在姥爷的生命历程中，这必然是可圈可点、浓墨重彩的一笔。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挖一口井，这也是人生中最好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