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计划
人总是要有目标，这是最高层面的东西；
然后要有计划，这是执行层面的事情。
但这不等于说计划不可以改，计划修改要有修改的理由，否则就失去了制订计划的目的。
——吴军《答读者问06 | 怎样锻炼成为一个决策者？》
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谈一谈密尔的理论对后世的思想和实践有哪些贡献。
| 不同的民主理论流派
密尔生活的时代，英国基本上还处在贵族掌控权力、贵族才有特权的社会，今天的普选制度根本不存在。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人们政治权利的分配就应当不平等，有些人根本不配有投票权，而有些人在投票上应当享有更多权力，甚至密尔都赞成复票制。复票制是说，有些人可以投两票。比如名牌大学毕业生，或者很有钱的、为国家做过重要贡献的人，就可以投两票。但无论如何，200年前的密尔，他对民主的思考和他的民主理论，无疑是先进的，他是近代民主思想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为什么呢？
首先，密尔对民主及其制度设计抱着很负责任的态度。从政治哲学的脉络看，近代以来，民主理论家及其思考路径大致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以卢梭为代表，认为民主是天赋人权，不容含糊，不用讨论，反正搞民主就对了；另一派以密尔为代表，认为民主是一种工具，它不是评判一个政府好坏的根本标准，政府好坏的标准是民众的福祉。只有当民主的政府形式能够给大多数民众带来幸福时，人们才能够真正接受它。否则，密尔也很干脆：就先不搞民主。
所以他说：“当一项制度，或一套制度，有了民主的舆论、爱好和习惯为它铺平道路时，人民就不仅更易于接受，而且更容易学会。不应当忽略的是，一国人民也许对好的制度缺乏思想准备，但为他们点燃一种希望就是这种准备的一个必要部分。”你看，密尔不仅是民主的理论家，也是民主思想的教育者。我想这也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而且他做到了，这本书确实成了民主理论的经典，历时两个世纪。
第二个方面，政治哲学对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也历来分两派。一派更多地站在精英一方，比如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他明确提出，历史就是英雄创造的、英雄书写的；另一派则站在民众的角度，主张人民是历史的动力。而密尔则主张，尽可能参照古典共和制模式，平衡精英与民众。也就是由精英决定该干什么和怎么干，由民众审核干得怎么样。民众就负责衡量干的事是不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
| 民主遇到的问题
密尔的这些观点，看起来简单持中，但是放眼今天的西方，他们虽然普遍采用代议制，政治现实离密尔论述的理想状态还有些距离。比如去年获选的美国总统川普，有些人认为他代表民粹，还要打贸易战，搞闭关锁国政策。而欧洲国家因为实行人人福利政策，普遍陷入高福利开销、低经济增长，外加棘手的难民问题。几年前，阿拉伯世界也搞民主革命，不过好像转了一圈，现在又回到原点。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人自己都在问：民主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其实重读密尔就能找到一些很好的答案。
比如有些问题就出在密尔讲的民主的三个条件上：
第一，人民愿意接受民主制度；
第二，人民积极自觉并有能力维护它；
第三，人民会履行政府要求于他们的义务。
但你看20世纪的西方社会，特别是后半叶，恰好在密尔说的这三个条件上都出了大问题。比如冷战，为了跟苏联争夺意识形态的地盘，西方把民主原教旨化了，谁搞民主谁才是好人，凡不搞民主的必是敌人。美国以专款扶持小国的反对党搞民主革命，问题是花钱买下的民主不一定适应当地的实际。
另外，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近200年时间内，世界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比如，登月、原子弹、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在密尔的时代很难想象。他也想象不到今天的人类事物，分出的领域越来越多，每个领域越来越大，普通民众参与民主的难度越来越高，长此以往，民众会丧失维护民主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时候是，人民看着不同主张的精英们打架斗嘴，而逐渐失去对精英的信任。这种失信加剧了人民的不服从，人民没有安全感了。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个典型例子，人民看到的只是金融寡头拿走的太多，收入差距太大，所以用行动来抗议和反对。但人民并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能拿走那么多，是什么政策造成的，人民该怎么抵制和避免。
有位美国当代理论家约翰·邓恩写了一本《民主的历程》。书中有一段话说：19世纪的美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民主的理想社会。因为19世纪初期，美国整体上还是农业社会，西部还有好多土地没有开发，你只要身强力壮，勤劳勇敢，会开枪狩猎，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在那么广阔的地域，政府除了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比如邮局什么的，还能干什么呢？那时候，个人农场庄园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府真的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他们的选票。
可是看看当下，即使是华尔街的白领精英，西装革履，却每天按指纹、过门禁，邮箱和手机还可能被公司监控，公司派去哪儿就得去，让谁干什么就得干。否则一旦失业，会很快落入低端。这种情况其实是政府搞定了老板，也就搞定了你。
而你手里的那张选票对政府有多少制约作用则非常可疑。人们逐渐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力，又有什么能力维护民主制度。还是拿这届美国大选为例，之所以那么多人嘴上没说，但实际投票还是给了川普，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烦透了以希拉里为代表的那种建制派精英。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密尔的思考中就很有意义。他说为什么需要民主呢？是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激发人们为自己思考，对自己负起责任。如果整个民族都被资本寡头、权力寡头照料起来，人们还有什么机会为自己负责吗？人们的无力感一定会伤害人民的热情，以及为国家贡献智力的能力。
当然，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改进方案，其中一个就是协商民主制度，让普通人定期参加政府举行的协商会，讨论具体的政策，比如减税、建学校，修路等等，讨论现场可以通过电视或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情况。同时，这个过程也能对公民起到示范作用，吸引人民关心和思考公共事物，保持政治热情。
具体的效果如何，只能等时间来检验了。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当下现实政治中代议制民主的实践，还会在他的启发下继续前行。
——刘苏里《050 | 张笑宇第五讲：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晕车怎么办呢？
有人说这晕车药可以吃，比如像茶苯海明、苯巴比妥，简单说这些药起了轻微地麻痹神经的作用，让跟前庭相关的、跟肠胃蠕动相关的神经不那么敏感。
这些药最初有些是抗过敏药，跟其它最早的抗过敏药一样，就是吃完了之后容易犯困，犯困其实就是神经被抑制住了，它是这种药的副作用。后来就发现，它抗过敏的效果不太理想，反而是那种让人犯困的副作用很大，这副作用能利用上，能让那些晕车的人不那么敏感。还有像苯巴比妥这种是镇定剂，也是让人安静下来，不要神经那么兴奋。
但是这些药的效果都不太强，因为从根儿上说，你真的能抑制住神经功能才能不晕车，但是神经功能多重要啊，抑制住了没准就闹出人命来了，所以这些药顶多就是上车之前吃，然后开始犯困的时候赶紧找一个座位睡，睡这一路，眼睛也不用东瞧西看的。
还有人说，我上车就闭上眼呢？
这个对于晕车特别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不太好，因为就算把眼睛闭上了，眼球依然是按照前庭传给大脑的信号滴溜溜乱转的，这种转也会带来不舒服，所以最好最好的办法也就是熟睡。
还有那个问题，就是开车的人为什么不晕车呢？
首先开车的人不是全不晕车，只有那些坐车才晕车、开车不晕的那些轻度晕车的人才这样，那些特别严重的，站在大巴车旁边，还没上车就开始吐的人，他开车也是要吐的。
那些轻度晕车的人本来就不那么严重，而且车还是由他开，所以他的精力、他的神经活动是不由自主地集中起来了。
集中在哪呢？
就是手脚的配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老司机自己不觉得需要多少调控了，那只是因为你熟练了，你不信你开四个小时，你看你困不困？你肯定非常困，那就说明你之前经历了一阵很长时间的神经高度兴奋，所以就是这样高强度的、丰富的神经活动，抑制住了植物性神经作出的保护，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移注意力，让晕车部分的神经安静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是那种晕车不厉害的人，假如你不开车，上车之后先把眼睛闭上，然后戴上耳机，认真地听咱们得到上的专栏课，集中注意力思考讲的内容，永远不要轻易地睁开眼睛，如果你按照我说的这种方法做，绝大部分轻度晕车的人是完全可以消除难受的感受的。
说了方法，我再说几个瞬间让你晕车的感觉加倍的坏习惯，那就是在车上看书、看手机。
因为你的书、你的手机，它也在晃动，它晃动的幅度跟耳朵给到的平衡信息基本不可能是同步的，你目力所及的所有东西都在持续传输错位的信号，这比你看窗外那种错位的信号还要丰富、还要强烈，所以晕得更快。
以上，就是晕车的方方面面，知道了这些你也能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玩电脑游戏，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如果游戏的视角设计的晃动不合理，就会让人恶心。
这些你也能知道了，它就是反过来，前庭平衡的信息没有改变，你脑袋没动，但是视觉信号里不停地传达头部晃来晃去的动作，这两个信号又不匹配了，于是大脑就下令保护自己——吐。
——卓克《119｜问答：你为什么会晕车？》
在古代，用手直接抓吃粗食为“饭” ；有吃有喝的正餐为“食”；高级宴会为“餐”；鬼神享用祭品为“享”。
——蒲寅《241【享】敬神才能安享》
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依恋任何人吗？
这是很多用户问到的问题，我们也多次谈过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更为贴近根本的语言，应该是：一个人能孤独成圣吗？
有各种孤独成圣的传说，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里也常常会讲到一类故事，例如某个人在山洞里找到一本武功秘籍，忘记了时间，专注修行练习，后来成为天下第一。
可是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是学习越多，对人性了解越多，越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自体必须有客体， “ 我 ” 必须找到 “ 你 ” 。那些真正孤独成圣的人，以我的了解，是我们都忽略他此前曾有饱满的关系。
以我咨询和生活的经验来看，从不构建深度依恋关系的人，不管表面上看上去多么善良友好，内心中实际上有太多的黑暗和敌意。当“我”不去看“你”时，“我”也就不可能被真正看见了，于是“我”也就处于黑暗中了。
依恋与依赖的区别
用户慢魚：
依恋与依赖有什么差别呢？是否如自恋发出动力，获得持续回应建立了安全型依恋，而一直使用着这自体客体，思维之刀、痛苦之身，越用越熟练，终于像手足般不可或缺，就形成依赖，是这样吗？
武志红
依赖，讲的是自己能做好的事自己不做，希望别人帮自己解决。
依恋，讲的是情感上对另一个人的敞开和链接。
你讲的理解是依恋而不是依赖。当我们混淆依赖和依恋时，也许是反映了一种恐惧：如果我太依恋一个人，有一天我失去他怎么办，比如他死了，或者他抛弃了我，不行，我不能让自己如此需要一个人。
成熟的依恋关系是当我们失去对方时，会痛彻心扉，会无比悲伤，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已经发生过的那些爱，就在自己心中，这是我们此前讲过的“情感稳定能力”。
孔子哭颜回大概就是如此。
中美不同的家庭观
用户张立春：
如果一个成人不恋家，经常出去玩，是不是与儿时与父母没有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有关？也因此很难进入“我与你”的境界，做事不够专注。小孩如果上课不够专注，甚至多动，与依恋理论有关吗？
武志红
在我的理解中是这样的，但依恋理论的创始人，以及其他研究依恋的人是否这样看，我就不太清楚了。关于依恋的研究和书籍非常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我在细腻而深入的心理咨询中，的确看到成年人不恋家，是因为依恋没有建立好。而不够专注与多动，我认为也有这个含义。此外，孩子精力旺盛，也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视为多动，我见过很多成功的人，曾被认为有多动症。
如果比较一下中美家庭，你会发现，美国人非常重视小家庭，平时下班后他们都是回家和伴侣孩子在一起，而很多中国男人把家庭视为是老婆孩子的事，他们下班后常常加班或娱乐，把这些视为正常，我认为是在逃避依恋。所以中国男人移居欧美后容易觉得，那些地方太无聊了。但事实上，一个男人如果能专注地和老婆孩子一起，会发现家庭生活本身就足够迷人。
可能是中国多数父母期待、鼓励孩子去建功立业，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家庭生活。而欧美由于宗教信仰，对家庭的重视程度是甚于工作事业的。武志红另一篇文章可以解释前者心理形成过程。
这件事引起了我们很多讨论和思考，这位来访者一方面做事很控制，另一方面又在追求纯净，很容易表现得没有欲望。她总觉得俗世的这些生活很烦，没有意义；而有意义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精神的，比如像我这样写书、做咨询师。
她和我谈到这种纯净的时候，再加上想到她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孩子，我突然形成了一种理解。我觉得她小姑子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这会给孩子带来这样的影响：作为孩子，他的吃喝拉撒睡玩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他就是凭着这些俗得不能再俗的东西，和自己妈妈建立了安全依恋，他以后也可能会去追寻意义，但不会那么严重地抵触俗世的生活。
她妹妹对自己孩子很忽略，只有在孩子情绪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回应孩子，我认为，这给孩子造成的影响是孩子会觉得他的吃喝拉撒睡玩等日常需求，都是没有意义的，该被摈弃的。因此，孩子可能会形成矛盾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容易远离世俗生活，去追求精神上的纯净，但是，这是心灵僻径，是孤独、荒芜的圣地。
我由此想，这也是自恋和依恋的一个重要区别。学会了依恋的人，他会拥抱真实世界；而一直停留在自恋中的人，容易呆在自己的世界中，并认为自己的世界才是精神的归宿。
——武志红《情感02 | 两种妈妈，与两种孩子》
妈妈对孩子的依恋
用户YJM：
如果说孩子可以对妈妈形成依恋，那妈妈能不能对孩子依恋呢？妈妈的依恋对孩子会不会太强，孩子接受不住呢？那么妈妈的依恋除了向丈夫产生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武志红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当然妈妈会对孩子形成依恋，在很多中国家庭中，妈妈们更容易依恋孩子，因为和老公处理好关系太有挑战性了。
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按科胡特提出的“自体客体”这个概念，亲子关系的正常逻辑是父母成为孩子的自体客体，延展孩子的自我。而我们反了，我们的听话教育和孝顺，就是要求孩子成为父母的自体客体，用来延展父母的自我。很多妈妈对孩子的依恋，延展了妈妈们的自我，但压制了孩子的自我。
中国的孝道源自于建立社会秩序的需要，见熊逸的下文。
爱是一种天然的感情，并不受理性的控制。父母，尤其是母亲，天然会爱子女，但子女对父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在养育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糟糕的养育过程当然培养不出这种爱，这种情况竟然还很常见，所以古人才会特别强调孝道，强制子女对父母有爱，并且要尽孝道的义务。这里的逻辑是：父母生养了子女，哪怕有生无养，都是给了子女莫大的恩惠，所以子女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知恩图报，好好孝顺父母。
没有哪种文化会高调标榜母爱，要求母亲必须为子女付出多少，道理很简单，母爱既出自天然，又特别强烈，完全用不着教育和强制。
——熊逸 41.4 |《近思录》第九篇：如果你的狗和陌生人同时遇险，你只能救一个
妈妈们如果依恋丈夫而不得，那该怎么办，这真是个很大的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如果夫妻关系严重失衡，妈妈们到孩子这里寻找情感，甚至终生想和孩子们绑定在一起，这是无数中国家庭的问题。
寻求比自己更高的精神力量而去依恋
用户洛克菲勒：
情感依恋是与生俱来的吗？如同安全感，或者国家，宗教，民族这些概念，或者是一些想象共同体，也是依恋的需要么？
武志红
我个人认为，信仰好的宗教，是在向有力量而又善意的上帝低头和依恋。我认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活在全能自恋中，不仅孤独，而且也很累，所以人类的精神尚不圆满时，也在寻求比自己更高的精神力量而去依恋。
“敬畏”就是看到一种比自身伟大得多的事物所产生的情绪，是一个难得美好的体验
现在心理学家有明确的定义，“敬畏”，就是看到一种比自身伟大得多的事物，你所产生的情绪。这个东西可能说特别大、特别美、特别高水平，或者特别重要，而你的体验就是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需要改变才能理解它。
比如说，人生第一次面对一片空旷的大平原，很高的山，一望无际的海洋这些壮丽的景色，人会感到敬畏。再比如说，目睹自己孩子出生，这是生命的奇迹，你也会感到敬畏。
——万维钢《“敬畏”，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幸福就是“b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 成为一个比你大得多的东西的一部分。
——万维钢《科学版“无为”解读2：心理学家的心流和中国的道》
——武志红《问答：我可以不依恋任何人吗？》
开放金融市场一定要非常谨慎
金融市场跟其他市场是很不一样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所以它天生具有严监管的特征。比如说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是走得很远的，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界都在进行严肃的反思，认为金融自由化已经走得太快太远了，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才通过了“Dodd-Frank法案”，加强监管。这是美国的情况，就更不要说拉美，还有东南亚，它们都是因为在不合适的时机过度地开放了金融市场，金融过度自由化，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可能是难以弥补的，所以当我们说到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地谨慎。
——香帅《020｜本周问答：货币基金就真的没有风险吗？》
实施陪审团制度主要是为了服众
当然，我想在这里补充的是，其实实施陪审团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未必是追求真相，而是为了服众。
在一个社会当中，随机地选出12位和案件毫无关系的普通人，来参与案件的审理，听取正反双方的辩论，对事实予以确认，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服众，让大家信服判决的结果，而判决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我们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将来，要追求真相往往是很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人们进入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目的，不一定是要问真相，而只是要向权威机构讨个说法，有个说法、有个判决，事情就了结了。这其实是司法过程的一个重要功能。
在我曾经待过的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Levy Mayer Hall，在这座古老的建筑里面，有一座巨大的雕像，这个雕像是一块鸡胸骨。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
古代的人审案子，在难以断定是非真伪，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的时候，他们就会请控辩双方的当事人一起掰一块鸡胸骨。根据掰出来的大小不同或者接口处的凹凸不同，就分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掰一下鸡胸骨就算是公正了。
在21世纪美国最好的法学院大堂里面，居然还放着这么一尊雕像，它代表着这么一种古老的判案方式，这仿佛在提醒一代又一代来学习法律的学生们：在法庭上，人们对公正的追求高于对真相的追求。公正和真相，如果两者可以兼得，那当然兼得最好；如果不可以兼得，只要有公正，哪怕忽视了真相，有时候也是可以的。
这么做其实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为什么？因为追求真相的代价往往高不可攀，付不起这个代价，人们就追求比较廉价的替代品。
在中国古代，平民如果越级告官是要滚钉板的。那就是说，原告人必须在一块钉满了铁钉的板子上面滚过去，得深深地受一番皮肉之苦才可以告官。原因是只有这么做才能增加诉讼的成本，提高诉讼的门槛，从而减少诉讼的数量，司法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追求真相和公正都是有代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拿破仑自己本身是个独裁者，但是在法国他也喜欢搞民主陪审员的制度，因为这可以服众。
——薛兆丰《第46周问答 | 公正是不是商品？》
湘军之胜，其实主要胜在经济上
说到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太平军其实在湘军之上。在几次硬碰硬的对决中，湘军都是惨败，以至于曾国藩屡次要自杀。
但湘军在一个方面明显优于太平军。实际上，说太平天国就败在这上面，也不夸张。
湘军的优势就是粮饷充足，太平天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粮饷供应系统，各军所需粮饷，要分头自筹，一旦进入战场，就不再有后勤补充。
这样的结果就是，两军一旦开仗，即使初期太平军凭借战斗力取得优势，也很难持久，战事一拖延，粮饷就供应不上，不管打赢打输，都要撤离。
湘军这边呢？却是粮饷源源不断运上来，暂时被打败，没关系，回去吃饱了明天接着打。所谓“屡败屡战”的背后，不仅有主帅的顽强意志，更重要的，是大兵们能按月领银子，天天吃饱饭。
实际上，即使在缺粮的情况下，太平军也有过不少顽强作战、继续坚守的例子。
相比之下，湘军这边只要供应出现问题，立刻士气低落、纪律松懈。
有一次粮饷短缺，军中不得不喝粥度日，曾国荃急得团团转，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正因为粮饷极为重要，所以曾国藩对筹饷官绅大加赞扬，说他们的功劳不比前线的官兵小。
可见，湘军之胜，其实主要胜在经济上。而太平天国之败，主要也是败在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财政制度，停留在“游寇”状态。作为湘军主帅，曾国藩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过人之处，在经济上，也是个理财高手。
——罗辑思维《第419期 | 曾国藩的算盘》
方法：新年养成新习惯的星星法则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新年伊始订下了改变自己的计划，但是不久之后就放弃了。美国畅销书作家马丁·麦德斯 （Martin Meadows）在他的新书《如何做出一项持之以恒的改变》（A Short Book on Making Permanent Changes）中提出了一个“星星法则”（Star Rules），帮助大家把改变的结果变成习惯。微信公众号“远读重洋”介绍了这本书。“星星法则”由四步组成，分别是开始（Start）、奖惩（Traction）、坚持（Adherence）、修正（Refinement）。
首先是开始。麦德斯说：“人只会做出那些他不得不做的改变。如果你的新年计划对未来生活没什么影响，你为什么还要和自己过不去呢？”他认为，要想做出改变，比如成为早起的人，就要先说服自己：我为什么必须早起？要想清楚：“我要改变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够强大吗？我为什么非改变不可呢？对麦德斯自己来说，他是反复比较了自己早起和熬夜写作的效率，才决定养成早起的习惯。
其次是奖惩。有最初的动力还不够，还要用奖惩来提高自己的执行力。麦德斯提出了一套由两个环节组成的“奖惩方案”。第一个环节是和亲人朋友说出自己想要做的改变，把“改变自己”和“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联系到一起。第二个环节是合同承诺，与亲朋好友约定好后也加上经济条件，提高对自己的刺激。比如你特别想减肥，可以在朋友那里押1000元钱，然后每天给她发一日三餐的图片，双方约定好如果每周暴食一次扣200元，如果坚持一周没有暴食就奖励100元。
第三是坚持。在想要放弃的时候，麦德斯说，不要想坚持下去能得到什么好处，而是要思考，放弃会带来哪些不幸。 比如，毕业照上自己就要满身赘肉了、在朋友那里押的 1000 块要打水漂了等等。这种心态就是利用了人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特性来减少放弃的可能性。所谓“损失厌恶”，说的是相比获得收益，人们更愿意规避损失。
第四是修正。在一个改变初步形成习惯后，我们要做的也不是不做调整地重复。你可以思考：还能如何修改计划，让这项改变更适合自己一些？比如，你想坚持4点起床，那你的睡眠时间究竟该是9点、10点还是11点？中午是否要搭配午觉？如何调整才能让你的睡眠质量最高？任何一个好习惯都是因人而异，勤于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才是让改变计划坚持下去的最好方法。
——李翔知识内参
针对单身人士的4个新发现
心理学家贝拉·德波罗（Bella DePaulo）专注研究单身人群，她整理了2017年度针对单身人士的4个新发现。好奇心日报编译了德波罗的文章。
第一，从人口统计学上看，现在单身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的报告，美国有超过1亿1千万的成年居民离婚、丧偶或一直单身，占到18岁以上人群的45%。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预测，等现在的年轻人到50岁时，他们中大约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终生单身的。
第二，婚姻不再被当做是成年的关键部分。德波罗说，半个世纪前，没结婚的美国人不会被视为真正的成年人。根据美国2017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有55%参加全国抽样调查的人认为，结婚和生孩子不再是成年人的重要指标，95%的人更看重“完成正规教育”和“有一个全职工作”。
第三，感情质量不好，自尊也会下降。研究人员调查了德国超过9000人进入恋爱、结束恋爱、单身的数据，得出结论：只有当情侣关系和谐稳定，并维持了一年以上时，人们才能通过一段感情来提高自我价值感；那些开始恋情但持续不到一年的人，自尊比那些单身的人要更低。
第四，婚姻不意味着会更健康。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结了婚的人要比单身时更健康，因为他们有了爱的支持，会相互监督、相互照顾。然而一项调查跟踪了79000名50到79岁的美国女性，记录了她们三年内的感情状态，健康数据和生活习惯。结果显示，单身或离婚的女性普遍比已婚女性更健康。
——李翔知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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