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朱熹解读为穷理知天，探究万物之理以知天；王阳明则认为是正物致知，在具体的事例中，修正不正之心，以达良知（天理）。
《论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是朱熹格物致知理论的依据之一。博学是手段，约礼是结果。博学为格物，约礼为致知。
王阳明说，礼就是“理”。人们看得见的，礼的表现形式是“文”，“文”背后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是“理”，文和理是一个东西。文是理的体现，博文是约礼的功夫。
约礼就是存天理、致良知，实现约礼，必须在它可见的地方着手，就是博文。
比如事亲，只能在事亲这件事的具体实践中去觉悟孝道（天理），事亲的种种规矩是文，孝道是理。事君以忠也是如此。
人无论富贵贫贱，都要从自己的具体经历中去探求良知，富人和穷人在致良知的过程中，他们所要经历的肯定是不同的，需要克服的困难肯定不同。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顺境中的和逆境中的，情况都不一样。
王阳明这里其实说的就是事上练。每一个人每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事上练，没有专门的功法、口诀，能让你冥想顿悟。作止语默，无处不然。你在什么状态，就在这个状态上去觉悟良知。
比如，王阳明被贬谪到遥远的贵州龙场，当时属于夷狄蛮荒之地，在这种环境之下，如何行，如何言，才符合圣贤之道？一般人没有求圣之心，可能长吁短叹、叹嗟伤怨的比较多，能够保持乐观努力拼搏，争取早日摆脱困境，那就属于难得了。
但王阳明却办起了贵州省内的第一家书院，登坛讲学。当地知州故意刁难，贵州省按察官员劝王阳明低个头，王阳明却说：“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王阳明坚决不予理睬。
他还两次揭穿水西宣慰使安贵荣的野心，并指责他当为不为，不当为欲为。安贵荣不得不改弦更张、改邪归正。
王阳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悟出“心外无物，心即理”的。
王阳明与朱熹的区别在于，朱熹是探求事物的性，然后知天。王阳明要求人们在具体的事物上去觉悟良知，而不是探求事物本身。举个例子，要通过孝行去体悟孝心，体悟对父母的爱心，而不是一心去研究孝的行为本身，就跟王阳明回答郑朝朔的问题一样。
再比如，不是去研究如何最漂亮地处理好他与当地知州的关系，而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做自己认为该做的。
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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