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侍伯父漱牙洗脸上厕所后,伯母给伯父送来了熬好的稀饭。这时才早晨六点半,我出了住院部,找了间早点铺要了碗面条,吃过后,就回到车里面,放平座椅,盖上小被子补个觉。
睡完一觉后,我回到病房,见几个姐姐也来了。二姐说,你已经照看了五夜了,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拖垮的。我不屑地说,没事啊,我白天可以睡的。
伯父看着我,我挤到床边。伯父握着我的手说,我没事,你回去吧,帮幺叔他们把墓园早点修好。
修墓园是伯父弥留人间最后的一点心愿,幺叔和另外几个堂叔从医院回去后立马就动了工。
要修的墓园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墓地,原来是村里的一块荒地,后来村里去世的人都埋葬在这里,渐渐形成了公墓地。这里安息着我的祖父祖母,叔祖父叔祖母,伯祖父伯祖母,还有我的父亲。
墓园规划要砌上一道半尺高的围台。我用石灰撒线时才发现东边还有一个小坟堆,矮塌塌地蔓满着枯黄的草,与荒地的草连成一片,不仔细看,快看不出来是个坟堆。幺叔问,这是谁的?几个叔叔没人回答,看来都想不起来了。还是二叔挠了挠头,是阿采的吧,三叔也想起来回应到:是,是。
阿采,一个遥远的名字,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幺叔问,阿采死了多少年了?我好好的想了一会,快三十年了吧! 我回答幺叔。
阿采真名叫采云,她家在我家东边。往东数:幺叔,兵哥,马叔,华爷,田伯,再过去就是阿采的家。阿采比我小一岁,姊妹三个,她排行最小,中间是一个哥哥,上面是一个姐姐。阿采的母亲我已经想不起样子,印象中是个长年病殃殃的女人,好像是我刚上小学后不久就去世了。那天放学,我站在门前的石碾子上远远地看着阿采家,只听人声喧哗,哭声一片,阿采的哭声尤为清晰。阿采的父亲是个老实而且木讷的人,种地也算不上一个好把式,但有个制竹器的手艺。好在阿采有一个好姐姐,早早地就辍了学,白天去地里帮父亲干农活,回来再忙家务,做饭洗衣服,我上学放学玩耍经过她家,总见着她姐姐高挑而单薄的身影不停地在忙碌。
阿采比我晚一年上学,上学的那条小路上便能经常看见她。我们一帮孩子打闹着奔跑而过,她把自己的小书包用两只手拽得紧紧的,远远地避在路边的麦地里,等我们跑过了,她才回到路上。她似乎从不结伴而行,总见她一个人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蓬松着的小辫子,有点苍白的脸上似乎老没洗净,两只小眼睛总是胆怯地看着路人,我觉得她像一只警觉的小兔子。
那个贫穷的年代,白天大人们在地里忙的一塌糊涂,无人管教的孩子们则肆无忌惮地在湾子里野着疯着。我们一帮男孩或聚堆看小人书打玻璃球,或打架玩闹,有时我会无意间看见阿采站在她家门前向我们这边眺望,她却从不过来找我们玩。大概是一个星期天,我盯着隔壁马叔家,等他们关上了大门都去了地里,忙潜到了他家屋后。他家屋后有两颗茂盛的桑葚树,正熟着褐紫的桑葚。我爬上了树,甜甜的桑葚吃的我脸上嘴边都是红红的汁液,正当我吃的高兴时,忽然听到树下传来两下清脆的咳声,我吓得忙住了手,手腕一不小心碰着了一片树叶上的洋辣子,辣疼着却不敢叫出声,往下一看,原来是阿采,阿采正抬头看着我,我松了口气,忙示意她别滋声,摘下几棵大大的桑葚朝她扔过去,阿采忙捡起来。这样我在树上摘,然后投在阿采端着的草帽里,投得草帽装不下了才罢手,两人均分了桑葚,我拿衣服兜着左顾右盼和她分头离去。回去后,我急急地寻家里的清凉油涂抹被洋辣子蜇过红肿还火辣辣疼的地方。第二天,上学时碰见阿采,和阿采会心地笑了,两人像守着一个小秘密。
阿采只上了三年学就没上了,说是身体有病。二婶说阿采也没什么病,其实就是营养不良,再加上他爸重男轻女,只想供她哥哥阿炎念书。
再经过阿采家门口,很多时是这样一幅画面:她爸忙着制竹器,她哥在写作业,她姐在织撒网,而瘦小的她在旁边上利针。(利针是谐音,我们当地的一种叫法。一种竹制的织渔网梭子。梭子用竹片削成,窄窄的,一头呈尖锥形,尖头下部掏空一截,中间留一矗立细柱,梭子的底部是向里凹进去的。把织网线穿卡在梭子里就叫上利针,然后用梭子放线织网)。她姐拿利针的手上下穿梭,在一松一紧的带动下,鱼网和网架发出急促但有节奏的声响来,阿采则左手拿着线耙子放线,右手飞快地左右摆动把线上在利针里。
利针(谐音)(网图侵删)江汉平原湖泊纵横,鱼产丰富,七八十年代织渔网在我们襄河两岸的农村里是一项主要的副业。大人们农忙时在地里劳作,闲时和晚上才有时间织网,煤油灯下面,利针翻飞,人影晃动,一织就到半夜。而一副网织好需要一个月左右,工钱才十几块钱,而这十几块钱,在贫瘠的农村里却是很大的款项。
我也会上利针,而且速度很快。别人上利针是用大拇指指甲把线堪堪卡进去,我却习惯用大拇指指头把针头压弯一点,让线刚好卡入。我上利针的速度也是父亲逼出来的,父亲身体不好,生产队安排他放牛,牛放饱后,父亲就在家里织撒网。他织网就唤我上利针,母亲回忆说我最早上利针的时候才五六岁。很多时候,我正贪玩的起劲,听到父亲的喊声,就乖乖地回去,好几十个空空的利针就等着我上,我惦记着那本没看完的小人书或者和伙伴没结束的游戏,上得飞快,有的上虚了,后来免不了要挨父亲的骂。
我曾和阿采比赛过一次上利针,那次我却输了,而且是我在湾子里和人比赛唯一的一次败北,让我觉得阿采实在是个高手,很佩服她。
阿采总找我借小人书,我把我珍藏的几十本书都借给她看过,她很守信用,看完就还回来,而且保管得很好,我每次都放心地借给她。
小人书(网图侵删)读完了小学,我上了乡里的中学。中学离家不远,可以回家吃饭,每天还是走阿采的家门口。两姐妹坐在屋门前的枣树下,听着收音机飞快地织着网。阿采的辫子越来越长,织网也越来越快,已经超过了她姐姐很多,是湾子里有名的织网高手。但见我们放学回来,她只抬头看两眼,眼神有点黯然,埋头只顾加快了织网。
我到县里上高中的时候,阿采的哥哥阿炎考上了大学。阿炎大我四岁,初三复读三年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中复读了三年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他大一寒假回来,湾子里人发现他竟然不会说家乡话了,碰见湾里八十几岁的老人都是操着普通话。
阿炎的姐姐和妹妹就这样不分昼夜地织网,换钱,给阿炎初中高中大学寄生活费买新衣服,全家的重心都在阿炎身上。姐妹俩省吃俭用,从未见她们买件女孩们应有的新衣服。我放假回来看见阿采,打了个招呼,发觉阿采瘦了不少,脸色很苍白,穿着一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和我说话时的眼神有点呆滞,似乎在想着什么,说了几句就转过身去织网。
后来我辍了学去了外地打工,见阿采就很少了。只是听家里人说起阿采身体不是很好,却舍不得去看病。
有一年,我回家过春节,母亲告诉我:阿采死了。
二婶叹息着说,阿采从小体弱,再加上日夜织网,省吃俭用,营养缺乏,渐渐地得上了病,又没钱看病,拖成重疾,终于不治,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我把墓园修好的照片发给了姐姐,伯父看了看,点了点头,微弱地说了声好。也就在那天晚上,一生慈爱的伯父离我们而去,去了那个遥远的天国。
我们小时那个人声鼎沸的湾子现在像极了一个垂垂老人的牙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湾子里的人大多拆了老房子搬到马路边又盖了新房子,而大多年轻人则进城买了房子。我和弟弟却舍不得那栋我们住过童年少年的老宅,重新换了瓦面,没事了就回去看看。
湾子里的人平时很难碰见了,每年都有过世的老人,而又一代的孩子们如高飞的鸟儿,是不会回来这没有他们回忆的村子的。
而我们这帮中年人还是会回来。
每年的大年三十,我和弟弟带着孩子们都会回来扫墓,敬香烧纸,让孩子们对着墓碑叩拜,怕他们忘了我们的根在哪里。
而阿采的坟越来越小,每年的春天,青草却长得很长,她家的老宅早已经坍塌破败。阿炎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他似乎忘了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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