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是李敖作为政治犯被关押期间所写的几部小说之一。该历史小说以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为故事背景，描述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李十力等一批中国志士为中国的振兴所做出的努力和活动。
该书不是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各种秘闻；也不为表现现代小说的技法。该书的特色是大段、大段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辩论：包括康有为和余法师之间、谭嗣同和梁启超之间、谭嗣同和大刀王五之间，谭嗣同和日本使馆人员之间、康有为和李十力之间，等等。
辩论的内容涉及大量重要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已、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
阅读该书，一大收获是：历史事件一定要放在历史背景中去思考，才有意义。
比如说谭嗣同的选择。变法是流血最少的改革方法，虽然成功的概率非常低，但既然光绪帝都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命运，士为何不能赌一把。只是他们赌输了，但是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走改良道路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并不傻，反而是当时中国最有文化，最有见识的人。道路是试出来的，做试验的人要牺牲。我们看历史书，是从事后的角度去看，也就是从未来的角度去评判当时的人物和事件，这种评判是不公正的。因为事前很多事情都是不可知的。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只要选择是好的，也愿意一试，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仁大勇，怎能不让人钦佩。
改良派失败的终点，就是革命派成功的起点。而正确道路是用命试出来的，不是分析得到的：
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止是个人而是集团。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种种可能。 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有办法。
因此，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选择不同，革命派最终胜利了，但是他们同样伟大。历史没有简单的对错可言。
康有为晚年一直坚持君主立宪，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不现实，但是其思考的问题是存在的，即革命打破了几千年国人的精神支柱，却无法提供新的稳定的精神支柱。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裆国专制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有影响力。
阅读该书，一大反思是：佛学的道德要求对现实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相信，大部分看过《北京法源寺》的人都会钦佩谭嗣同阐述的华严“回向”的境界：
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
但这种道德目标其实是一种错误。如果说不犯法的道德水平是60分，儒家的修齐治平就是90分，道家的功成身退是95分，佛学的舍生取义就是100分。那我认为，70分的道德水平才是合理的追求目标。
因为社会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一个超高道德水平的圣贤或者英雄，根本带不动世俗的百姓。
谭嗣同菜市口行刑时的心理想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而且个别的圣贤道德水平越高，百姓的依赖就越严重，百姓的道德水平就越低。这就好比，有一个村出了一个亿万富豪，他经常无偿给村子里的人钱财，以至于这个村的人，从勤劳的农民变成了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国人素质并不太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越穷的地方，当地的人越依赖别人，素质也越低。
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是，把百姓的道德水平目标设定为70分（基本的人道主义、遵守契约、互帮互助）。通过制度、法律和教育保障人们的道德水平从犯法到不犯法，从不犯法到达到70分。
要求不能太高，如果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达不到，再高的标准也没有意义。70分以上的行为，完全由人们自愿去做，不能强迫。
把道德目标设定为70分，那么有志于成为圣贤的人可以自愿做到90分以上。但圣贤要做的重点已经不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而是设计一种制度和法律，推动执行，普及教育去让老百姓的道德水平达到70分。如果一个道德水平只有70分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他的价值将大于圣贤。
其实这就是现代社会走过的路，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伦理学教授，其《国富论》对人的道德水平要求就不是很高。
但是对人的道德水平要求不高，不代表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低。要求70分，但社会水平可以是80分。自古以来，中国的道德水平要求都很高，但是社会水平却可能很低。
阅读该书，一大启发是：完成一个项目，项目负责人可以不是专家，但不能不懂管理或完全不了解相关领域知识。
项目负责人懂管理，又是专家，而且愿意学习是最理想情况，但这比较少见。常见的优秀项目负责人是懂管理，虽然不是专家，但有相关领域知识，算半桶水，同时愿意学习。
失败的项目负责人要么不懂管理，要么完全不具备相关领域知识。如果把治理国家作为一个项目，那么光绪帝是一个不懂管理，不是专家，但愿意学习的项目负责人；慈禧是一个懂管理（或者说善于用人维护自身利益），但不是专家，也不愿意学习的项目负责人。光绪帝败给了慈禧，慈禧输给了时代。他们都是失败的项目负责人。
从公司层面来说，如果一个公司的领导，完全不具备相关领域知识，也不重视学习，想要改革，让公司实现高速增长，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就算这个领导会用人、管人，下面的人没有决策权，被公司领导牵着鼻子往错误的方向走，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失败。如果这个领导还不懂管理，或者公司已经无人可用，那么就更糟糕了。就算这个公司底子再厚，也难免如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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