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空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也空空的。
这套位于学院内的单元房，是学校分给爷爷奶奶的。听说，起先，是个四居室，因为奶奶家有三个孩子。后来文革期间，姑姑和大伯都远走插队，家里只有爸爸一个老幺留守，奶奶便去申请，将四居室，换做了两居。再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奶奶又由靠近东门的两居换到了靠近北门的新两居，也便是现在这一套。
我自有记忆起，便知道这是爷爷奶奶的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砖楼，面积不算大，可户型方正。妈妈总说，“房间方正，好放东西。”我却对如何“好放东西”全无概念，也不甚关心，就只对那几个大书柜，以及那只红木雕花衣柜甚感兴趣。
进门右手的书柜里，整整齐齐码着从创刊号至当时每一期的《文史知识》和《参考消息》，蔚为壮观。基本每一本《文史知识》都被爷爷翻得很烂。
门厅的面积比较小，只放一张餐桌，两把椅子，是爷爷奶奶吃饭、喝茶的地方。
大小两间卧房，大的奶奶住，小的爷爷住。大约如此安排的主要原因在于，爷爷喜静，大多时间都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研究他的纳兰性德，耳力未失之时，还听些评弹以解乡思，不闻窗外之事。而退休后的奶奶仍是师范大学里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各种活动，各样组织，都有奶奶一号；给张老师家的小子介绍个女朋友，帮王教授的夫人捎件国外的衣服，也是奶奶生活中的日常。走在大院里，几步就碰到个熟人，都笑脸相迎，萧老师长，萧老师短。庞大的家族关系，人员遍布世界各地，也须凭奶奶一力联系使之不致失散，她甚至还做了详尽的族谱和联系簿。如此“公务繁忙”，每日里，总会有些人来访家中，奶奶住的大屋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摆起了沙发茶台，专作待客用。
奶奶的社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她八十多岁。后来，老年痴呆症和系统性红斑狼疮使奶奶渐渐对于她所热衷的外事活动有心无力，八十七岁时的骨折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在她八十九岁之时，于睡梦之中安静地离我们而去。
奶奶走后，爷爷鳏居二年，也撒手人寰。这间原先宾客络绎不绝的两居室，突然间没了生气。
母亲问我，想不想去住师大的房子。我点头。她说，那便要整修整修。我心中“咯噔”一下，忙说：“不修也能住。”她说：“你不知道，现在这房子已经太旧了，这快三十年没装修了，厨房的电线那天都自燃起来了，阳台也漏雨，不修不行了……”我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地说，想着师大屋子里简陋斑驳的木窗将被拆掉，突然觉得，自己虽然对爷爷奶奶和这几间屋子有许多感情，可却没切切实实地为其做过什么事情。
我在屋子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打量它：
进门处的书柜还在，里面还摆着那些《文史知识》，几把紫砂壶，还有我八九岁去新加坡时给奶奶带回来的“朱记布头”小雕塑；
餐桌餐椅还在，桌上还铺着许多层桌布，最上面一层塑胶垫，垫子下压着一些票据，信件或者给爷爷写条子的白纸；
门厅灯绳上拴着的一只半个拳头大小的小狗毛绒公仔还在，灰白色的毛已经黑乎乎的，与身后剥落的泛黄的墙壁相得益彰；
墙上的两幅装饰画还在，反弹琵琶的舞女，从敦煌的壁画上脱胎而来，另一幅被用在许多西方贵族题材上的画，我却知道，原是王尔德笔下的温德米尔夫人，送这画的人一定以为这是奶奶喜欢的安娜卡列尼娜；
那只佛山瓷的滴水观音像还在，静静地立在那里，像平日一样等着我去灌水——奶奶与观音同日生辰，故而格外喜爱各种观音的造像，而这只滴水观音，大约比我的年龄还要大，是奶奶的一个小辈从佛山捎过来的——我自小喜爱她，每次到了家里都会给她灌水，然后趴在桌上静静地看水由观音手中的玉净瓶中缓缓滴落；
那藏蓝和白色相间的一排书柜还在，白色的板材都已被岁月蒙上淡黄的印记，柜门也由于年复一年的热胀冷缩和书籍重量的挤压难以关严；
书柜上的旧照片和老两口的藏书还在，照片上的表哥还穿着小学的校服，如今我的侄女都已两岁，书架上那一排排诗词歌赋，古语今言，有的连书脊都被磨烂，我随手摸到一本包着白书皮的《新注唐诗三百首》——那是我“修复古籍”时包的书皮，爷爷写的封面；
挂在爷爷屋里的一副对联还在，是从我有记忆起就知道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痕月长圆”，那轴上的飞燕纹丝不动地接着岁月的尘土——我还记得爷爷颇有得色地给我讲解书画轴上“飞燕”用途的那天；
那只老樟木箱子还在，里面存放着怕受潮怕虫蛀的物件，听父亲说，这是从南方运来的宝贝，虽比不上金丝楠木千年不坏，却是大户人家方有的家财；
那个我最爱的晚清雕花衣柜还在，是爷爷年轻时从无锡老家搬运而来的，据说还是爷爷母亲的陪嫁，父亲常指着上面的雕花为我细说其好，我深知，这柜子尽管笨重，可想再找到如此老旧的红木，如此精致的雕工，只怕难了。
什么都在，那些我熟悉的门窗，那只低矮的碗柜，那种旧器物的味道，那些旧家具的声音，都在。
所有的一切都还在，可我却总觉得，这屋子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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