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庄梯田
01
我出生于1960年代，对于后集体化时期的一些事情有点记忆。
王金庄村从东到西分五道街，一道街一个大队，共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分五至七个生产队。我是四街大队第一生产队的。
我队里识字的人很少，找个记工员都不好找。我上学时，队里让我当记工员，白天上学，晚上给社员记工。人太多，一个人记不了。一个人只记一个组。三个组，有三个记工员，要求记清每个社员哪天哪日，在哪里，干什么活，月底把每人的工分总结出来。
总结工这一天，我就不去上学了。我算盘打得不好，常出差错，必须由勤定哥重新审核。他是正会计，永寿哥是副会计。永寿哥跟我说“你勤定哥在咱公社是出了名的会计。”他一点错误都不会出现。
由于小孩子做记工员的特殊身份，我比同龄人多了一层社会体验。
由于每天晚上在队部记工，接触到队里的全体干部和社员。
正队长是彩祥爷爷。另一个记工员海国哥跟我说，彩祥爷爷是我队的第一能人，所有梯田都在他心里装着，那一溜会好好长庄稼，那一溜不好好长，甚至一溜地里那一片长，那一片不长，他都明镜似的。队里的各色人等，性格特征，本事大小，干活是否卖力，他都了如指掌。
每天晚上，我和社员们记工，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工本，我把社员当天干的活记到他本上，再记到总账上。记一个走一个。但队长组长都不能回家，他们要下工。
我和社员围着桌子记工，下工的队干部们都坐在长条凳上，下一晚工，常常熬到很晚才能把工下完，有时队长记不清是否下完了，就问组长“你组还有几个劳力?”然后再安排剩下的劳力明天干什么活。
下完工，组长开始派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被组长的叫声惊醒。组长在门外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你明天去后凸犁地昂——”
我父亲问：“和谁一块去——”
组长说：“和竹顺伙一犋的，赶上短腿(驴)——”
然后，听见急促的脚步声，组长还要赶着到别家派工。
02
集体化初期，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队长以身作则，社员不辞劳苦，信念是热爱集体。一批人坚决走集体化道路。
五街有个刘石定，当保管，一天傍晚社员收工回来，他在队场了解到地里还有玉米没有驮完，自己一个人赶着七头毛驴，摸黑上大庾岭驮了回来。
我去摘柿子了，家里没有挠勾，就用镰刀按在长杆上代替挠勾，进寿爷爷恶恨恨地说：“营生就不是那样做嘞！”之后的一天，大队书记李反祥就问我：“你摘柿子用镰当挠勾来?用镰会弄伤队里的柿树的。”
秋后，妇女们都坐在队场里扣玉米，只能用手扣，不能用锥子往下闯，锥子闯会伤及玉米粒。不好扣啊，用锥子闯开口子才能扣得快一些啊，妇女们就把锥子偷偷地藏在屁股下面，等会计保管离开了，赶紧拿起锥子闯。一次芹芹用锥子闯，被干部发现了，干部气愤愤地夺过锥子来，“嗖”地一下扔到了队里的场房上。
为了集体利益，一批“死硬派”不顾劳累，心向集体，更不怕得罪人。
我还小，星期天，可以不去队里出工，我就去山上割草，晒干后，交到队里，按斤称折合成工分。交草时，先称了重量再解开绳子验收，好草收下，赖草拣出，队干部毫不留情地把我的赖草从马棚房顶上扔下来。铁面包公。
村里有五个寻查员，发现谁损害了集体利益，抓起来按村规处理。我们四个小同学曾去南坡偷梨五个，每人被罚款一块一毛五。增德大爷在地里吃嫩玉米，被寻查员逮住，从此没脸见人，上吊自杀。
03
后集体时期，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一天不如一天。
往地走，一条线，到底里，一大片，动起来，一大蛋。
往地走时，人多，慢慢地走着，由于山路是羊肠小道，队伍自然摆成了一条长线。到了地里不马上干活，先休息，人多了坐在地头，黑压压一大片。直到队长说：“动动动，都动。”人们才到地里锄草间苗。干活时，有说有笑集中在一起，窝工挛(luan)蛋。
社员不想干，干部有办法。队长和会计到地里定工，什么活需要多少工一一定下来，再分给社员，包工到人。
太行梯田一条一条的，一条地，口语里叫一溜地，有人书面写成一块地，不准确，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平原的阡陌交通。
耕地时，堰根堰边都犁不着，于是，就有了“拾掇地”这一大农活，拾掇地就是人工用镢头撅遍所有的堰根堰边。
父亲带着我做包工，我拾掇地不过关，父亲都要重新修理。有一个星期天，我单独去拾掇地，工分定的2.6个工。事后，父亲说：“你拾掇的地扣了3个工。”扣完后又从我家的总工分里多扣了4分工。干了不如不干。
生产队发展到这一步，真的不能干了。我17岁从学校毕业，去队里干一天活挣4.4个工，一工0.25元，幸运的是我做了民办教师，挣的社务工，公社每天给我一个工，一个等于10分。队里最好的劳力才评10分。如果不教学，我可能得饿死，你想啊，我做2.6个工，就要扣3个呀，别人挣工分，我挣的负数啊。
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纸红头文件解散了生产队，一座危楼轰然倒下。
04
分地到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出奇地高，邓公这一手，痛快了百姓，沸腾了山庄。
三街一个生产队分地时，剩下盆滴水路外边一小块地，队长说：“明天早晨谁先到谁种住算了。”
有人很早就去了，一看已有人把地翻松了。原来是乃定，听到队长说谁先占住算谁的，队长刚说完，他就夜里去翻地，等不到第二天。种地积极性就这么高。
分地按人口分，地几溜，树几棵，力求绝对公平。我队南坡曹家一块坟地，分了20多份，我人口多分到的这一份能栽三畦红薯，每畦能栽十儿棵苗。
毛的沟一溜地里，分成十几份，拿号时，我拿了两份，我父亲拿了一份，每份栽有两棵花椒树，父亲把他那一份给了我，至今我还种着三份，拿号拿的，三份都没连在一起，一份在西头，一份在中间，第三份靠东边，最东头是征寿哥的。每份都不能用驴犁，只能用镢头去撅，用驴拉不开套啊，席子大的一片，套上驴，不走就到头了。
这个分地方式，见证着王金庄人把土地利用到了极限，只要能栽一株豆角的小片地也要种上，有人用“见缝插针”来形容。
在王金庄历史上，也许这是历史上利用土地最充分的时期。
分下地的几年里，添人不添地，去人不减地。不少人家娶了媳妇生两个儿女，就意味着三口人没地，有的人家五个女儿全部出嫁，这家人会多出五口人的土地。为避免这种情况，每隔几年就调整一次，共调了三次。
最后一次至今近30年了，却再也没有调整。
最后一次调整，我分到五口人的土地。我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精耕细作，老婆孩子一齐上，累死累活不觉苦，毛驴也不甘示弱，一驴当先。
第一次分地时，我一年摘了38斤花椒，经过努力，我把自己的梯田都栽遍了，年产突被4位数，曾有二年超过1000斤的历史记录。这一时期，一户摘1000斤椒，当年集体大生产时一个生产队也不过一年仅摘2000斤左右。
当人的体能和智能发展到顶点，一两户的收入就要抵得上一个生产队的收入。政策导向的作用就这么大。
当有人议论国家政策这样那样时，反明叔叔在上马凸跟我说：
“还是邓小平好。”
这是一个深山老农对国家领导人的朴素的评价。应了那句“要知朝中事，深山问捣廷”的俗语。
05
国家领导人一跺脚，地球就摇晃，领导打个喷嚏，太行山也震颤。不知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市场经济导向下的花椒价格，高考，民工向城市的流动等等因素，使得如今的王金庄，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利用模式，生态优良模式，生产生活模式。土地在摞荒，人员往外流，农药在喷洒。
花椒价格一降，摘的花椒不够工钱。我保留了一部分，剩下的砍掉了。今年摘了400多斤。
我有五口人的土地，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份，我的哥哥，四弟，五弟，堂弟都忙于生计，无力耕种，为不摞荒，我毛驴免强支撑着，还有两户地邻，也种不了，都搁给我家毛驴了。
我的户口本上原来有五口人。我转为国办教师，儿女进城安家，都迁走了。现在，全家八口人，户口本上只有我老伴这一个老太婆，也到了城市照看孙辈，毛驴卖掉了，家里锁门了。
我的土地包括代耕他们6个人的部分土地，立马变成了绿色的地毯。马上就要和相邻的荒田连成一片。
身为农民出身的我，实在不愿把曾经养育我生命的梯田弃置不管。
我有办法了。
我去县城花了180块钱，买了一箱草干磷，扛回家来。
到了星期天，我将挎上喷雾器，喷遍荒田，即使种不上庄稼，我也决不让杂草丛生。决不让土地在我的手上荒芜。
我今年59岁，我发现70岁的老人还能爬上山去，距70岁我还有十来年的喷毒时间。
我想说明的是，王金庄有哪个种地人能独善其身，不喷毒呢？我还想统计一下，究竟有多少草干磷，百草枯，红太阳，来福灵等等的农药源源不断地涌来?
我还想弄懂我死了以后，我的土地将会是怎样的情景？此时此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研究农村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的郭天禹老师。
三句不离老本行，生生死死土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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