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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决定到南方去。其实他本来就在南方，至少从纬度上看是这样。但是南方不在那儿。他们告诉他，你得乘车穿过丘陵，到有三角洲的湿热平原去，还要摒弃嗜辣的习惯，因为南方的味道就像一碗忘记放盐的热汤。那时候Y不明白，但是很快就会知道。他往南走，车窗外的平原变成丘陵，城市和村庄如昼夜交替般轮回。一路上到过很多地方，有些村镇贫穷，有些则比较像南方的样子。Y看到的是：双脚嵌在水田里插秧的农妇，集市不卫生的米粉摊位（对面就是公厕，Y吃完米粉马上去了那里），更多的是涌向南方城市的当地男人。所有这些景象都像祖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癌变的细胞。
事情就发生在南方的河边。准确地说，是南方一座城市的宽阔臭水沟边。傍晚，Y从车站出来，觉得炎热，热得不切实际。穿过马路以后，眼镜已经蒙上了薄薄一层水雾。刹那间，Y以为丧失了视觉，或者将要丧失。他先进了便利店，蹲在路边喝完一罐冰镇啤酒，口感不好，没味道。然后去快餐店，吃一盘骨头渗血的白切鸡，蘸一种奇特的葱姜蘸料。接下来他到过的地方有：极速快递（取一本事先寄往南方的书），文化广场，沃尔玛超市，农贸市场，另一家便利店，社区公园，街头网吧，体育彩票店，足疗店（站在门口观望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最后来到三和人才市场，进一家叫“晶晶”的旅馆，房费是30块钱。
第二天早上，Y去三和碰运气。很多人在墙角席地而坐，打游戏，或者玩扑克。有人介绍了一份轻松的活儿，到新世纪商场当保安，在门口站六小时，可以挣到80块钱。Y问：是日结吗？那人说：是的。Y去了那里，果然无聊，而且炎热。其实有没有保安都一样，大多数时候靠墙站立，望着高耸入云的大厦，觉得渺小。与他搭档的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好奇为什么会有女的来干这活，想问清楚，但是没有开口。太阳快落山的时候，Y拿了钱，到快餐店要了一份猪脚饭，出门前又从冰柜里拿一瓶饮料，合计花费20元。夜晚凉快了些，Y就到新世纪商场对面的河岸公园去。
公园不大，如膏药般贴在河边，空气中弥漫着藻类和腐烂水果的气味。Y沿着河岸走，很快到了尽头，见到堆积在花坛角落的快餐盒，还有脚下一摊棕褐色的液体。对岸，高楼亮起了灯，照得水面黑黢黢的，很多垃圾静静漂浮在河中，如同坟地无言的墓碑。事情就是这样的，Y借着对岸的灯光，在护栏边找到一部手机。起初，他就待在那儿，背靠护栏等待有人到来，内心明白这种期待毫无意义，但是在等。这是一部花粉5S，黑色，屏幕左下角有明显裂纹，锁屏壁纸是一支足球队的队徽。他不看球，但是经常买彩票，所以知道这是队徽，而且肯定是外国的俱乐部。除此之外，在26分钟之前，有一个手机号码打过来，没有接听。可以断定的是，这部手机至少在26分钟以前就被遗弃了。它的主人曾经来过河边，并且像Y这样背靠护栏，当然也可能是面对河流，反正出于某种原因，那人走了，把手机放在大理石护栏（带有落日余温，上面有白色的鸟粪斑点）顶部。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26分钟以前，或者更久。Y攥住手机，想着两年以前在北方的日子，那时候花粉5S比现在贵些，他也买过一部，用了快两年，后来坏了。一瞬间，他想要离开，到收购旧手机的商店去，但是内心明白那人一定会来到。
待了一会儿，有人打电话来，是之前那个号码，Y接听了。是个女人，她说：喂。Y答：喂。女人又说：喂喂。他继续回答：喂喂。终于，她说：是李可望吗？Y说：我是他的朋友，李可望出去了。女人说：你把李可望叫来。Y答：你跟我说吧，我转述给他。接下来的话题完全由女人主导，Y想把对话记下来，很快又忘了。最后，女人挂掉电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Y回忆了一下，想起来女人叫费村，是《南方》杂志的编辑，让李可望尽快回复邮件。情况就是这样。手机的主人叫李可望（当然，也可以叫李渴望），看起来是个作家或者诗人，是诗人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费村叫他把组诗的最后一首换掉。Y想，李可望会不会看到那封邮件呢？要尽快告诉他才好，但很明显今天等不到他了，就算待到明天，后天，那个叫李可望的人永远都不会来到。这个想法一出来，Y就感到害怕，不是为一个陌生诗人的失踪感到恐惧，而是因等待的无意义而觉得困惑。
回到旅馆，Y看书，看聂鲁达的《疑问集》。这本书是在北方购买的，那时他刚决心到南方，就提前寄了过去。聂鲁达的诗很好读，可能是他智商不高的原因吧，觉得不深奥，有些句子谁都能写出来。后来Y想到李可望，想到他的诗，想到一个用旧手机的诗人来到河边吸烟，在备忘录里敲下突如其来的灵感，同时把烟灰弹进凝滞的河流。这该是个消瘦的年轻男人，戴眼镜，头发油腻，下颌留乱糟糟的胡须，穿一件没有图案的白色短袖。他给《南方》投去很多诗稿，有些被毙掉，因为水平不高，也有几首写得不错，被编辑相中，马上就要发表了。Y知道李可望的形象，因为与他交了朋友——不仅仅是捡到手机那样简单，最主要的是他也喜欢诗歌，至少有兴趣翻阅一本诗集。但是李可望还不知道费村来找过他呢，甚至不知道在河边丢了手机，所以Y想，得找到他，或者取得联系，我们可是朋友啊。
接下来一天过得莫名其妙。Y早上起来出了门，先到三和市场找活儿干，很多人聚在那里，但是找不到中介。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蹲在花坛边，把烟头摁进泥土，然后点燃另一支烟，Y蹲在对面的花坛，看见烟灰落到他漆黑的脚趾上。男人抬头，说：来一根？Y拒绝了。然后起身走过去，说：好。两人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Y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了，可能在年初，也可能在去年。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男人又说到美国，说到日本，然后是拉丁美洲一些小国的黑帮问题。Y始终保持微笑。男人最后说：你要多看报纸，多看新闻联播。搞闭关锁国是不行的。Y说：谢谢你。这时候下起雨了，周围骚乱起来，所有人四散奔逃，仿佛有灾难即将到来似的。Y听见有人谈论台风，知道今天中介不会出现了，还知道台风会在晚些时候登陆。等跑到屋檐下的时候男人已经不见了。
傍晚时分，Y来到河岸公园，一路上遇到的人寥寥无几，沿着河岸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很冷清了。河水依旧粘稠，散发着不好的味道，水面塑料袋的色彩比昨天要丰富一点，仔细数好像缺了某种颜色，一时想不起来。背靠护栏等了会儿，风大起来了，马上又要下雨。Y掏出李可望的手机，期待会有电话打来，但是没有。雨点落到黑色屏幕上，把水珠擦干，很快又落下。回旅馆的路上Y去了便利店，在货架上发现啤酒，想到白开水的味道，又放了回去，从角落拿一瓶白酒，觉得沉重。等躺到旅馆床上的时候，暴雨如约而至了，台风马上就要到来。
Y继续看书，读聂鲁达的诗。快睡觉的时候手机响起来，是李可望的手机，Y接听了，是费村打来的。她责问李可望为何迟迟不回信。Y如实相告，但在细节上撒了谎。费村相信他是李可望的朋友了。费村又提了些要求，Y听不懂，可能是不了解他们杂志的流程吧，觉得无聊。最后，他建议费村把李可望的诗发过来，想着替这位神秘的朋友修改（他自信有这个能力）。起初费村沉默，后来同意了。片刻后，Y在邮箱找到一封邮件，不用说肯定是李可望的诗了。点开来看，一共六首，组诗题目叫“李可望和南方”。Y从头开始读，觉得风格偏阴郁，写穷困潦倒的生活，诗里看不到希望。最后一首诗写得差劲，不仅生涩，而且故弄玄虚。Y仔细读了一遍，然后开始修改，但是无从下笔。一方面，他缺乏诗人所必备的感性认识，在外界的微妙变化面前表现迟钝，因此无法凭借修辞的语言来触及最核心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并不了解李可望的经历，比如，他来到南方城市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天，而李可望据推断已经在南方生活了数年之久。再比如，他尚未进过大工厂，而李可望则是富士康的一名工人，过去是，现在可能也是。这点在组诗的第四首可以得到验证。Y斟酌良久，决定删掉中间四句，这样读起来至少会通顺些。他把诗发回费村，然后来到阳台，把手掌贴在玻璃门上，感受到一种难以觉察的共振。费村很快就会收到回信，而他，李可望的朋友，在删除四句无关紧要的诗句之后，如同一面镜子似的将稿件原封不动地反射回去了。那首诗是这样的：
在阳台的绞刑架下给毛巾收尸，
在无名高地等候雨伞干涸，
天黑以后秘密到超市
拯救一盒过期的曲奇饼干。
刮风的时候不适合写诗。
房间里四个人相互猜忌，
墙壁的流动性让窗户变得可疑，
重返暗夜的期待
酝酿在眼球退化的感光细胞。
下雨的时候不适合写诗。
面对镜子开一瓶高度白酒，
一个人喝，然后呕吐。
我耻辱的穷困村落，
我英年早逝的一首诗歌，
我即将到来的假日（它让镜子变得可憎），
我梦魇般纠缠不休的痔疮，
所有我曾经拿来下酒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以此完成对如约而至的热带风暴
最后的哀悼。
到了夜半时分，风势陡然加剧，呈现出撕裂万物之态。Y想到李可望，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诗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样一个暴风雨之夜，平静得就像沉入海底的一颗砂砾。这时候玻璃门开始哗哗作响，不知是整片大地在震颤，还是这方狭小的房间在摇晃。后来明白了：是一个人在夜晚的战栗，即无所遁形之意。随后，从黑暗中传来的是隔壁房客的惊呼声，同时响彻云霄的是雨点撕碎空气的噪音，仿佛有某件不幸的悲剧正发生在风暴之中。这个夜晚，台风就要到来了。
第二天早上，晴朗起来了，青蓝色的云团堆积在天边，积压数日的闷热消散如烟。一切都在预示着台风的凋零。Y推门走到阳台，蓄满水的地面将日光反射到墙壁，瓷砖表面水波嶙峋，一方狭窄的空间里仿佛装下了整片大海。把积水排干以后，Y走到街上，抬头见到成团的电线悬挂在一户阳台之上，救护车停在远处巷口，此刻正发出无力的呻吟声。他小心跨过半截树干，避开巷口摇摇欲坠的广告牌，然后穿过一条近乎瘫痪的马路，在三和市场门口遇见了那个干瘦的中年男人。Y说：早上好！男人点头回礼。等了很久，周围人影寥寥，可能没有复工，或者运气不好。返回的路上又遇见中年男人。他说我请你喝酒吧。Y说：好。男人叫杨中，二十六岁（这使Y颇为吃惊，觉得在四十以上），北方人。来到饭馆，杨中喝闷酒。Y也是。杨中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到南方。Y说是，又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在南方，虽然只是不甚准确的地理概念，或许还在风俗和文化上更接近北方，但小时候所有人都告诉他那里就是南方。直到有一天，他们不再坚持谬误了，告诉他南方在遥远的热带边缘，到那里去几乎是这个年纪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归宿。杨中听Y讲完，说起在乡村的生活。他说在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有一座村庄，那里用水牛耕地，种水稻和莲藕。本来所有人都幸福，后来有人到南方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再后来，到南方的人越来越多，村庄就荒废了。刹那间，Y想到在火车上看到的水田，想到那些涌向南方的男人，后来不知怎的就想到坟墓，最后出现的是流水线上动作迟缓的工人（他们面无表情）和南方密集的高楼。
杨中讲完，又说起在富士康待过的日子。Y听到一半，知道那不是个好地方。这时候他想到李可望了。他问杨中，后者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说，只听过这个名字。Y说这就够了。杨中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能是五六年前，杨中比现在年轻一点，在富士康厂刊上见过李可望这个名字。他对此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只有他一个人写诗。本来还有一个诗人的，比李可望写得好，但是后来自杀了，他死掉几年李可望才开始发表诗歌。Y觉得李可望很著名，至少在那时候如此，但是杨中的看法相反。他说在那里没人会订购厂刊。这等于说，没有人会阅读李可望的诗，当然也不会有人觉得写诗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很有可能的是，他补充道，李可望只是一个无名诗人若干笔名当中最容易被遗忘的一个，就像掉落在流水线下的螺丝那样毫不起眼。Y听了感到寒冷。片刻后，杨中说想起来一个人。那人叫孙定国，在富士康厂刊干过编辑，后来辞职了，跟杨中做过一阵子日结工，如今在南方跑外卖。Y问：能找到他吗？杨中说：不容易。但是会尝试。Y说谢谢你。杨中问你为什么要找李可望。Y如实相告。
下午，杨中给孙定国打电话，没有接听。他说对方可能换了手机号。Y倒觉得没什么，摊开手表示无所谓，但不是因为找不到线索而感到无奈，而更多的是困惑，好像一个诗人的消失已经在冥冥中改变了什么，所以觉得寻找与等待相比显得多此一举。于是，跟杨中道过别，转过街角后开始打听附近的手机店。李可望的手机设置有六位数字的锁屏密码，捡到手机那天试过几遍，后来就不敢再尝试了。手机店有不少，Y相信它们能解锁，但不适合前往。一方面，他不是李可望，会被当作小偷抓住，然后扔进监狱受苦。另一方面，他也不是贼，那些隐秘的销路不仅危险，而且在道德上叫人不齿。所以，Y觉得总会有电话打过来的，就像费村那样，一定有朋友会想起他来，一定有父亲或者母亲定期给他问好。退一步讲，李可望要交话费，要点外卖，要收快递，这些事情虽然不必要，却都是无法避免的，至少会让人觉得与世界还有联系，不至于因为离群索居而变得陌生。这等于说，要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对话，就必须要掌握他的社会关系。
到了傍晚，有人想起李可望了。Y接听电话，来人态度不好，问：你是李可望吗？Y答：不是。那人恶狠狠地说：把李可望叫来！Y答：他失踪了，手机被我捡到。对面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就是李可望。Y说不是啊，我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过。立刻，Y感到后悔了，其实知道他的样子，想象着李可望穿一件泛黄的白色短袖，站在河边背靠护栏，将双手展开，如同正在受难的耶稣。但实际上，河边没有白色短袖，只有一部冷冰冰的手机。Y到达那里时仿佛见到一个身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耶稣。那人继续说：你跑不了的，我会找到你。Y问他为什么要找李可望。对面回答：这也是我要问你的。Y感到困惑，但是说：至少在这方面，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人马上回答：好极了！接下来，那人跟Y说了很多。Y也是。挂掉电话以后，Y知道了李可望的困境：债台高筑，被至少两伙人追杀，知道他在欠下最后一笔债务后立刻变得孤立无援了。
当天夜里，Y回到“晶晶”旅馆退房，在三和市场对面找了间群租屋，八个人挤一块，但是便宜。他坐在床上看书，那本《疑问集》就要看完了，又想起李可望给费村投稿的诗，觉得烦闷。其他人聚在桌前打游戏，有人邀请Y，他说：好。几分钟以后还是坐那不动。那人说：你准是书呆子。Y摇摇头。那人又说：不然就是在装逼。Y觉得装逼这词挺有意思的，好像来到南方以后每天都在强调与这些伙伴的不同以彰显优越感，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一路货色而已。比如，此刻所有人都挤在这间狭窄潮湿的屋子里（地板湿漉漉的，有时能渗出水来）等待黎明到来，比如他们天生就拥有低水平的欲望，觉得南方这样的日子已经足够幸福了。那人认真地说：你像一个家伙，既喜欢写诗，又装逼成瘾。Y问是谁。那人答：叫李可望。Y说你认识他吗。那人摇摇头，说只见过几次。Y询问他的样子。对方答：个头不高，瘦，穿花格子短袖，南方口音。刹那间，Y想到在河边猜测的画面，觉得那不是李可望，至少在形象上与一名诗人相去甚远。他问还能联系上吗。那人说不能。
那伙人闹了一会儿，各自上床睡觉了。Y想着聂鲁达的诗，有一种写作的欲望，内心明白不能让情感固化为文字，只好决心闭上眼。但是睡不着。失眠了。于是起身，从枕头下拿出那本《疑问集》，模仿其中一首的腔调开始写。写下第一句后，立刻吓得颤栗，心想不能这样做啊，谁知道多年前李可望决定写诗的那个夜晚经历了什么。他觉得可能在营字造句方面有天赋，或者就像必须要解决的性欲那样急切，总之开始写诗了，并且感觉良好。从那以后，他肯定每天都写诗，然后不断给厂刊投稿（自负地以为会名声大噪），起初水平堪忧，后来好起来了，至少有了诗人该有的气质。到底是生活成就了他的诗呢，还是他的诗禁锢了生活，这是谁也说不清的。假如李可望当初像修道士一样克制住欲望，或者在感性这方面有所欠缺，诗歌的潘多拉之盒也就不会被打开了，自然也就不会因此遭受戕害。这样想来，写诗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Y没有热情了。把诗集塞回枕头下，然后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可望的铃声吵醒了他。接听以后，知道是医院打来的。Y说：我不是李可望。医院那边催促道：叫他本人接电话！一瞬间，Y想说实话，但改了主意。他说：我就是李可望。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像在听故事。最后，他说：再给我一点时间！穿好衣服以后，Y整理了一下思绪，把目前已知的信息罗列如下：
1.李可望是一名诗人，名声仅限于圈内
2.在富士康干过几年，后来又做日结
3.他的母亲正等着做手术
4.欠了不少钱，目前在躲债
5.上个月给《南方》杂志投稿一首组诗
6.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河岸公园，把手机放到护栏台面上，然后就消失了
他记得杨中提到一个叫孙定国的。于是打去电话。对面接听了，说李可望就要被找到了。Y问为什么。杨中说找到孙定国就等于找到了李可望。然后邀他一同前往。Y问：去哪里？杨中说：找孙定国。Y脑海里一闪，隐隐约约出现了编辑孙定国的形象，想到工厂为了形式而存在的刊物，还有对杂志怀抱希望的许多人。Y想，他们二人从前就认识了，李可望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去投奔他，或者接受对方的救济。走到马路边的时候，他停下来，往三和市场那边张望，看到了如往常一般的场景。台风无声无息地死掉了。一切都归于平静。只是街道呈现出颓然的景象，垃圾桶被挨个掀翻，垃圾倾倒出来，铺满了半条人行道，南方开始暴露出混乱无序的一面。Y在公交站牌下等了会儿，然后上车，坐两站又下车，站在路边等候杨中。
两人经过报刊亭，Y驻足翻阅，指着一本杂志上印刷粗糙的文章，问杨中：你经常看书吗？杨中答：有时会，但对文学感到厌恶。想了想，又说道：也许有兴趣，以前在工厂读过厂刊，仅仅是也许。接下来讲的都是杨中的回忆了。他说，以前走投无路的时候曾经短暂写过诗；说他给知道的杂志都投过稿（没说结果如何）；夸大了流水线的压迫感，简直就是吞噬人激情的机器。杨中的声音掺杂着颤栗，说话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到回忆中。有时，为了强调情感的真切，或者觉得当时处境潦倒，才会微微加快语速。Y问：后来呢？他说：后来就不写了。知道有更重要的事要做。Y想，从那时开始，无比遗憾地与一名诗人失之交臂了。
杨中回忆的时候，Y在翻找《南方》杂志，但是没有找到，只有《经济新消息》和《都市之窗》，仿佛报刊亭里所有的文字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于是随便拿来看，权当作掩饰吧，看得潦草，其实都在听杨中讲故事了。后来，又在角落找到《富士康人》，杨中肯定知道，或许还投过稿，就像李可望一样在流水线上等待。Y抽出来看，同时继续倾听。实际上，这本杂志相当无聊，主要介绍企业文化，其他的就是工人先进事迹报道，不合时宜的心灵鸡汤，偶尔有两篇科技类文章。这些文字让Y感到新奇，不是因阅读的陌生感而觉得有趣，而是为生活的平庸化扼腕。杨中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诗歌栏目了。这等于说写诗的人已经流亡了，或者被迫沉默，总之不会有诗歌生存。立刻，Y觉得这一变化在暗示着什么，像不易被察觉的暗号，被悄悄遗忘在间谍勾心斗角的都市盲肠。
孙定国住的地方在三和市场附近，从一条小巷进去走到尽头，再往上爬几层楼就是。杨中似乎很熟悉那里的道路，好像在三和市场混迹过不少日子。后来，终于到达巷口，Y觉得熟悉，看见了以前住过的“晶晶”旅馆。他想，这是不可能的啊。但头顶摇摇欲坠的广告牌已经快掉下来了，半截树干依旧横亘在路面，好像陌生的世界在不经意间打了个盹。
两人上了楼。杨中在一扇门前停下，然后敲门。半晌，平静如水。Y想起来了，这是在“晶晶”旅馆隔壁嘛。于是说：让我来。门板好像被焊死的棺材，发出沉闷的砰砰声，但是没有人开门。这时候有人从后面出来了。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臃肿的粉色睡衣，好像对陌生来客的叨扰感到厌烦。她问你们在干什么。Y说：我们找孙定国。女人说：他死掉了。什么时候？昨天凌晨或者是前天晚上。怎么死的？台风把电线刮到阳台上，阳台泡了水，他就死掉了。他有亲人吗？不知道。可能孤独一人。Y想，孙定国死了，世界上再不会有人找到李可望了。
回去的时候，杨中感到悲伤。Y也是。杨中说孙定国是我的朋友。Y说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相拥而泣，然后黑夜就来临了。
杨中离开以后，Y一个人走在路上。台风虽然过去，天气却晴不起来，空气仿佛变质的剩饭，一股馊味在阴沉闷热的夜晚叫人心生厌恶。他经过足疗店，在门口站了会儿，最后终于进去，三分钟后走出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接下来他去餐馆，什么也没吃，只要了两瓶啤酒，中途到对面的烟店买一包烟，回来以后发现没有打火机，又穿过马路到烟店去。啤酒的味道依旧寡淡，Y觉得会适应，但是没有。喝到后面，口腔开始有淡淡的苦味，可能是胆汁吧，或者某种不详的幻觉，总之觉得难受。后来，Y沿着马路走，感觉在逆行，仿佛城市都变成了一条忙碌的流水线，而他就是那颗最不安分的螺丝。方才明白是醉了。可是内心知道，那种啤酒难喝极了。
回群租房的路上，手机响起来，Y接听，没听到声音。知道不是来找自己的。于是拿出李可望的手机，听见一个沙哑低沉的男音。Y说：我不是李可望。那人说：我知道。因为我才是李可望。我还知道你在找我。Y说不出话。那人继续说道：今晚在河岸公园见面，上次我丢手机的地方。Y只好说不见不散，同时心想这一切都不可能啊。
来到河边，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垃圾漂浮的声音。Y沿着河岸往前走，一直到尽头，没有遇见谁。于是停下，趴在护栏边，呼吸着藻类腐败的气味，隐约看见水面模糊的倒影。好像下过雨，所以空气略显潮湿，也可能是恐惧的原因吧，眼镜很快起了雾，倒影也随即消失了。Y环顾四周，城市变得沉默，酒红色的云团下沉到楼顶，空间的封闭性使人产生回到子宫的原始错觉。Y想，会有人到来的。这种想法，或者说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同时河水停滞不前）变得越来越衰弱，最后伴随着听觉与视觉的退化，彻底消失在水边凝固的夜晚了。
Y打算离开的时候，发现河对岸站着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道影子，或者如影子般沉重的幽灵。把眼镜附着的水雾擦干，影子清晰起来了，可以看到明显的人形轮廓，一件没有图案的白色短袖，枯瘦如柴的手臂，此刻正倚靠着对岸相同位置的护栏，犹如十字架上正在受难的耶稣。但是看不清脸。本该是头颅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一团肉色的模糊色块。可能是有五官的吧，比如正在发笑，也可能在哭泣，但是所有情感都不会有人知道了。他说，你是李可望吗。没有回答。他又说，我知道你是李可望。依旧没有回答。河面一片死寂，只有风吹动树叶的声音。Y说：你的处境很不妙。首先，你的母亲正等着一大笔钱做手术，他们说已经时日无多了。其次，你的行踪已然暴露，追债者找上门来，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最后，是费村打来电话，让你把组诗的最后一首换掉。人影动了动，好像在颤抖，在战栗，或者即将解体分裂为碎片，被远处熄灭的霓虹灯光打入幽冥地狱。但是依旧静默无声。刹那间，Y想到杨中，想到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战争，想到南方突如其来的热带风暴。当然，Y还记得杨中的忠告：多看报纸，多看新闻。
人影消失了。仿佛是一瞬间的事儿，就融化在城市的黑夜里，永远不会在河边出没了。但是李可望总会到来的。Y想象一个诗人正在南方破落的街巷穿行，走过在房间售卖情趣用品的旅店，走过相互欺诈的地下赌场，走过寡淡如水的街头酒馆。而他，正倚靠护栏在河边等待，刷手机看新闻，同时吸烟。他看的新闻无非是些营销号，惯常使用夸张的标题吸引眼球。其中一则标题是这样的：《他被誉为打工诗人，却在24岁……》点开来看，知道在讲一个叫许立志的人，于是去查百科。百科简介如下：
许立志（1990年7月28日—2014年9月30日），当代诗人。2010年，开始诗歌创作。2011年初，进入富士康工厂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2012年起，在厂刊《富士康人》上发表诗歌、散文等30余篇。2014年9月30日，坠楼辞世，终年24岁。
第二条新闻讲警方破获了新型诈骗案，骗子自称《南方》杂志社编辑，通过欺骗受害人转账的方式，短短半个月内行骗三十余起，涉案金额逾十五万元。实际上，根本没有叫《南方》的杂志。Y明白一些疑惑有了结果。给杨中打去电话，却是空号。他知道南方再没有容身之所了，于是连夜逃回北方，竟把手机忘在了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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