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六年（1028）八月，晏殊重返朝堂，出任御史中丞，班位在翰林学士之上，再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
晏殊给朝廷写了封推荐信，说了不少好话，推荐范仲淹任职馆阁。
当年十二月，范仲淹跻身馆职，获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踏上了仕途的快车道。
天圣七年（1029），这是皇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第六个年头，权势日盛。
于是，周遭小人包括礼官投其所好，提出冬至日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在大殿上为太后拜寿。
这阵势未免太夸张了，范仲淹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在奏折中写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这奏折如同一块巨石砸向平静的湖面，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
晏殊得知后，惊惧交加：老范，你把我给坑了！太后两年前这样做寿，还得到宰相吕夷简的大力支持，你一个小小的秘阁校理哪来的底气，竟敢和皇太后唱反调！如果太后震怒，祸及自身，还得了！毕竟是他举荐范仲淹担任馆职的。
盛怒之下，晏殊把范仲淹召来，劈头盖脸一顿责骂：“难道就你在为国分忧？人家会说你并非忠直，而是以奇邀名，这样下去，岂不是要连累举荐你的人？”
范仲淹委屈至极，解释道：“我这不是忠君进谏吗？怎么会是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呢？”
晏殊余怒未消，喝斥道：“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不要再强词夺理了！”
范仲淹有口难辩，回家越想越气。作为臣子，朝廷决策失妥，难道不该挺身而出，大胆建言吗？
既然得罪了太后，干脆来个以攻为守，于是，他又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要求皇太后刘娥还政于年满十八岁的宋仁宗。
一时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晏殊更是坐立不安：老范呀，你如此得罪太后值得吗？四年前，自己因谏阻张耆任枢密使，得罪太后，以至于被外放。难道此次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
正当晏殊忧心忡忡时，太后竟没有继续追究责任，最终也没有酿成大祸。
事后，范仲淹自请补外，出任河中府通判。他写了封长达三千多字的《上资政晏侍郎书》，信中列举了大量的史实向晏殊解释了自己上疏的理由，委婉地驳斥晏殊的观点，这才彻底澄清事实，消除了误会。
虽然晏殊和范仲淹一生友好，但两人的性格差别很大。正如两人词作的风格，晏殊是“小园香径独徘徊”，范仲淹多数时候是“长烟落日孤城闭”。晏殊沉谨、肃慎、圆融；范仲淹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刚强而正气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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