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个钉子户

我的妈妈是个钉子户

1.

我挎着一个白色布兜下了大巴车，兜里塞满苹果。这兜苹果经过三百多公里的路途被我从省城的一家生鲜超市带到了这里，色泽已不再新鲜，其中三只被不小心磕破了皮，裂口处呈现铁褐色。

苹果不是买给妈妈的，是买给村里其他人的。路上我就想好了，一进村看见人就发苹果，不管遇见谁。如果有人不好意思接受，我就硬塞在他怀里。我准备好了，哈着腰，脸上带着笑，说“红富士，又面又甜，吃吧，吃吧！”

一开始，我还担心兜里苹果不够分，村长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我不知道他们各有几个孩子，村长的子孙自然要多得几只苹果，因为昨天是他打电话告诉我拆迁的消息，让我赶快回来劝劝妈妈赶快搬走。

走近村子，我很快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苹果一个也分不出去了。拆迁队早已来过了，村里的人都搬走了， 村子没有了，只有一片废墟。

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家的房子，三间旧平房在破砖烂瓦之中像一个灰突突的孤岛杵在那里，东边枣树上悬挂着一展红色的旗帜，迎着风在房顶上面扫来扫去。

我在废墟中踩出一条回家的路。站在家门前，我仔细看了看，发现枣树上绑的不是旗帜，是一张条幅，上面用白灰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

我推开门，一股潮湿、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我顺着这股气味走到妈妈的床前。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长裙，蜷曲着身子躺在那里。

“你爸跟你一块回来了吗？”她说，脸朝着墙。

“没有。”

“你找到他了吗？”

“没有。”

她不再说话。

我连忙把那兜苹果从肩膀上取下来放在床上，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尽管很久没有见她了，我并不情愿与她多呆。我不喜欢她屋子里腐烂的气味，我怀疑这气味就是从她身上的某一部位散发出来的。

我感到害怕，我怕她忽然坐起来吃掉我。小时候，村里的小孩趴在我家窗户上，又兴奋又害怕，像看一只水怪似的看着坐在缝纫机前缝制衣服的妈妈。

我好奇地问他们看什么呢，他们小声地说：“你妈妈会吃人，你可得小心！”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可他们这么说我也并不奇怪，他们的父母看妈妈的眼神也是这么怪怪的。

在村里人眼中，妈妈就是一个怪人，这种看法大概形成于三十年前，形成于杜延才离开之后。

2.

三十年前，镇上要修建一个大型水库，国家批了钱，还派了一些有本事的人才来做规划。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镇长亲自挑选各个村里长得比较好看的女孩组成一个腰鼓队，妈妈就是腰鼓队里的一员。

妈妈上身穿着红褂子，脸上涂着红胭脂，身上系着红腰鼓，跟在队伍后面敲敲打打，腰身优美，动作夸张。

腰鼓队经过那批刚到来的人才时，按照之前排练的步骤，妈妈的脸应该跟别的姑娘一样往左扭，可她却往右看。就这样，她看见了杜延才，她还看见了杜延才正盯着她看。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一闪而过。妈妈慌张地将视线移到别处，杜延才也仰起脸假装看天上的白云。

水库开建后，妈妈在外婆跟前找各种借口一天两次往镇上跑。

她来到水库施工现场，站在不远处的土堆上，看着杜延才指导工人干活。

收工之后，杜延才借同事的自行车，带着妈妈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骑过来骑过去。妈妈的辫子又粗又长，摆动起来格外好看。

几个月后，杜延才跟她说：“你明天别来了，水库修好了。”

“你是不是也该回去了？”妈妈问。

“不回去，我爱上这片土地了。”杜延长拍拍肩膀上的灰尘说。

杜延才提着五斤猪肉和两斤红糖来到外婆家中。他站在院子里，指着茅草房对外婆说：“拆了吧，我给你们盖三间平房，一间您住，一间我跟白露住。”

白露是妈妈的名字。那年年底，他们结婚了。

杜延才不但给外婆家盖了三间平房，还用盖房剩余的砖头垒了一个鸡窝。开春的时候，他们在镇上买了三十多只小鸡圈在鸡窝里，整日喂它们小米吃。外婆说：“中秋节的时候，这些小鸡就长大了，咱们就能吃鸡肉了，白露这么瘦，该好好补补了。”

外婆不知道妈妈怀孕了，不知道妈妈不想吃鸡肉。妈妈盼着院墙外面的那个酸枣树早点挂果，她只馋酸东西。

深秋的一个中午，有人来敲外婆家的门，杜延才去开门。妈妈在厨房里听见杜延才站在门口压着嗓音跟那个人说话，说的是普通话。妈妈问门外是谁，杜延才说是问路的。

那人离开后，杜延才开始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妈妈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子上，说别转了吃饭吧。

吃过午饭，杜延才走进房间，从床底下取出他的黑皮鞋，用抹布擦干净。那双皮鞋是他最好的鞋子，是他来这个镇之前买的。他换上皮鞋，对妈妈说他去镇上转转，妈妈说：“你去吧，家里的盐快没了，你捎一包回来。”

杜延才再也没有回来。

3.

杜延才走了，妈妈从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丈夫，她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小时候，我的钢笔坏了，有了新钢笔之后，我把旧的那支扔在垃圾堆里。妈妈拣起来放在抽屉里说：“别扔，等你爸回来了，让他给你修修。”

我淘气的时候，她叹着气说：“你就不听话吧，等你爸回来了，我让他好好收拾你。”

她还时常让我看他俩的结婚照。她指着照片上杜延才的眼睛，又指着我的眼睛说：“一模一样。”

她总这样说，让我也产生了一种错觉——我的爸爸去镇上赶集买盐了，天黑时候他就回来了。

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趴在我家窗户上偷看妈妈的小孩对我说“你妈妈会吃人，你可得小心！”

自从杜延才走了之后，妈妈很少再出门走动，外婆去世之后，她连亲戚之间来往都断了。她整日坐在缝纫机前面缝制衣服。女式的衣服是她的和我的，男式的衣服是杜延才的。她一年要给他做四身衣服，春夏秋冬，一季一身。

她继续养鸡，从小鸡仔养成大母鸡或大公鸡。我们从不缺鸡蛋和鸡肉吃。

我家院子南门有一块空地，有一天，她忽然指着那块空地对我说：“你爸本来打算在那里种几棵桃树的，这次我不想听他的，我想种一些蔬菜。”

从此，连蔬菜她也自给自足了，连镇上都不用去了。妈妈与世隔绝了。

读初中一年级时，我开始住校。背着行李离开家的那一瞬间，我长出一口气，有种解脱的感觉。那时候，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孤独，我很同情她，可我不想跟她一起孤独。

她是黑暗的，是阴冷的，而我是一株向日葵，我朝气蓬勃，我胸怀大志。她是怪异的，我是被人喜欢被人尊重的。这个世界多么广阔啊，我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去过，我有那么多人没有见过，我得离开这里，离开她。

作为补偿，高考填报志愿时我询问了一下她的意见，她说：“去省城上大学吧，我有一种感觉，你爸爸就在省城里，你去找找他。”

我去哪里找他？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也不想找他。我跟他什么关系呢？他没有见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他。他把我妈一个人害成这样还不够吗？或许，他早就死了呢？

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妈妈交差的时候，村长打来电话说要建设新农村了，大家都搬走了，只有我们家没搬了，让我赶快回去一趟。

4.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无论如何，我都要再试着劝劝她。

我搬来一张椅子，坐在她的床前说：“村里的人都搬走了，所有的房子都给拆了，就剩下咱家了。村长说了，上面承诺赔偿20万块钱，还有镇上的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这样的赔偿已经可以了。您这样僵持着，耽误整个工程进展，村里人都有意见了，咱们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我要是不搬呢？他们会用推土机把房子推倒吗？那就让我死在这里吧！”

“您干吗这么固执呢？村里的三间旧平房换镇上的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还有二十万块钱，这是多么划算的事儿，您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我不耐烦地说。

“你知道这三十年来，我为什么整日不肯出门吗？我担心哪一天我出去了，你爸回来了怎么办？他又没有钥匙，他怎么进屋？这里可是他的家啊，怎么可以让他回不了家？我不愿意搬，是因为这三间平房是他盖的。我想就算他忘记了我长什么样子，就算忘记了从镇上到这里该怎么走，他自己盖的房子总会认得吧？如果我搬了，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再也找不到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