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问：“你准备用弓箭射谁？”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接着说——
我做好弓箭，赶到打麦场上，批斗会散了。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大概是村里没甚可供七司令消遣的牛鬼蛇神，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郭睛的父亲身上，第二天晚上接着批斗。这次更严重，让他跪下认错，几个红卫兵踹他。郭睛跑上台去阻拦，被他们推倒在一边。
当时，我伏在主席台一侧的屋顶上。那个小屋是社员照场用的——打完的小麦，风不好，没扬出来，就堆在场面上，怕人偷，夜里就派人照着——不高，是个尖顶，我正好伏在尖顶的另一侧，隐藏好自己，手里拈着弓，搭着箭，瞄着七司令。
看到这时，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嗖地把箭射出去。我本来瞄准的是七司令的肩膀，箭到了他跟前，他好像听到了声音，一转头，一躲，箭尖就射中他的眼睛。他啊地大叫一声，栽倒在地，捂着脑袋在地上翻滚，像杀猪样的嚎叫。
场面顿时乱成一锅粥，红卫兵们便放开郭睛的父亲，过去救护七司令。我还听到有人喊：
“有刺客！”
呵呵，不晓得从哪里学的。就这样，我做了一回刺客，但我暴露了。我跳下小屋就跑，红卫兵们没追上我，但有人认出了我，喊：
“是老徐家的二小子……”
我没敢回家，整晚躲在一个涵洞里。那个涵洞，是在村西的渠里，那时是冬天，渠里没水。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你爷爷再不地道，但是没犯法，我却犯法了。我不晓得七司令有没有被射死，但眼睛肯定是瞎了，我肯定得去坐牢。
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又一阵的人声，晓得他们是在寻我。冬天的夜间冷得要命，但我不敢出去。就这样又冷又饿又怕地挨了一晚，几乎要被冻僵。虽然我身上带着火柴——那时我学会了抽烟，其实就是卷着抽葵花叶子抽——但不敢隆火。一隆火，就暴露了。
凌晨时分，听到外面脚步窸窣，有人向涵洞靠近。我想完了，他们找到我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口，脚步声越来越近，终于一个影子挡在了涵洞口。
“谁？”
我本能地问了句。对方没说话，弯腰钻了进来，是郭睛。
“我怎么才想起你在这里，冻坏了哇？”
她抱着一床灰布面被子，给我覆在身上，想了想，她也钻进被子里，双手抓着我的手，脸贴着我的脸，给我取暖。身体乍被解冻，我反而抖得更厉害了。我望着她，心里有感动，有委屈，我哭了，压抑着声音：
“我大是坏，可我不坏，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任何时候……”
“嗯，哥，对不起，我不该打你，不该说那种话，让你伤心了……”
郭睛不停地给我搓着手，用脸蹭着我的眼泪，可是她的脸上，泪水更多。我们就这样抱着哭了一会儿，她止住了，说：
“不能哭了，哭着更冷。”
她从衣服里拿出几个糖烙饼：
“我妈夜里烙的，快吃哇。”
原来，我射伤了七司令后，红卫兵们忙着救他和追我，就把郭睛的父亲晾在一边了。郭睛和弟弟妹妹把父亲扶回家，她就跑出来找我。可是转了一晚上，都没找到。她妈说：
“国庆是替你出头，咱不能亏了他。”
就烙了几个糖烙饼让郭睛带上。怕糖烙饼冷了，郭睛就把它们紧贴在胸口。
整晚上全村人彻夜未眠。这事非同小可，从阶级斗争上升到刑事犯罪，惊动了乡里的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发动起全村的男人漫山遍野地缉拿凶犯。七司令连夜送去城里的医院，生死未卜。你爷爷家已被全面布控，谁也不能出去通风报信，就等着我自投罗网。
郭睛找了一晚，也是又累又冷，最后她终于想到了那个涵洞。我和她小时候经常逃课，不敢回家，两人就呆在涵洞里玩，一玩就是一天。想到这点，她就回家抱了一床被子，偷偷地跑来了，果然找到了我。
糖烙饼带着她的体温，暖暖的，我边吃边忍不住流泪，她不停地给我抹掉。两个糖烙饼吃完，我获得了一些热量，心里也不觉得那么委屈了。接下来问题，我该咋办？我不想坐牢。现在想想，坐坐也无妨，不死总有出来的一天。可那时的人们不那么想，觉得坐牢和判死刑差不多，一辈子就废了。郭睛说：
“我们逃哇。”
我也想到了逃，可是逃到哪里？活到十八岁，最远的地方就是去过乡里。那年月，到县里都没通车，骑马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我又不会骑。就算会骑，哪来的马？就算有马，这样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还不一样被抓？而且还得搭上郭晴，包庇罪犯与罪犯同罪，那时人们常这样说。郭睛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
“逃哇，今晚就逃，我们一起逃！”
又说：
“后半夜，大伙儿都睡了，我来找你。我带上干粮，水，衣服，我们一起逃，能逃多远就逃多远，哪怕讨吃要饭，总能活得下去。”
人的心思真是多变的，在我射伤七司令之前，我还恐惧以后见不到郭睛，而在她提出要一起逃走的时候，我却恐惧那样的日子。她是美丽的，是应该被疼爱的，而不是跟着我讨吃要饭受罪的。假如她讨吃要饭，那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她了。与其这样，我宁愿把她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美好，哪怕是假的。
“你滚哇！”
你很奇怪哇，这是谁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是我。我其实不必这么骂她的，现在想想好后悔，可当时我心里很乱。骂她，给她一个决心，也给自己一个勇气。骂完这句后，我就意识到，她不再是我的了，继而又恐惧起来。这种恐惧，连同被抓以及对未知未来的恐惧，让我几乎丧失理智。
还没待她反应过来，我就又一连串的污言秽语涌出了口腔。
“你他妈的滚哇，老子不待见你，遇见你是老子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又骂：
“我真他妈的后悔死了，居然为了你这个破女人去杀人，把我祖上的名声都玷污了，我恨你！”
又骂：
“你他妈的随便一个耳光，就把老子一辈子全打没了……”
“哥，你疯了吗？”
半天，她才吃惊地说。
“我就是疯了，遇到这种事，谁他妈的都得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犯罪的是我不是你，抵命的是我不是你……”
那些话我现在都记得，但我不能往下说了，反正就是农村骂人最难听的话，顺口溜，四六句，押着韵，一套一套的。这些话即使我听来，都会气得吐血，但我当时忽略了她的感受。我边骂着边把她推开，她还是不走，我指着涵洞口说：
“你滚不，你再不滚，老子就出去自首！老子抵命，让你一辈子心不安。”
她终于屈服了，含泪说：
“好，我滚！”
然后她又说：
“我爱你，哥。”
这是她第一次这样说，也是最后一次。然后她捂着嘴，站起来跑出了涵洞。她一出去，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但我不敢发出哭声，怕她听到。同时有种悲壮感，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
酒精的作用，父亲说到这里，泪水泉涌似的，他喝了怀酒，任眼泪流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又喝了一杯酒，擦掉了眼泪。我也受到了感染，眼窝里酸酸的，又热热的。我问：
“大，那你后悔吗？”
“甚？”父亲说，“是后悔射伤了七司令，还是后悔骂她？”
又说：
“如果说射伤了七司令，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为郭睛做过的任何事都没后悔过，最不后悔的就是这件事。但我后悔骂了她，她那么瘦弱，哪能经得住？这么多年，我一直后悔骂她的那番话，太难听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那你最后逃了吗？”
父亲说——
郭睛走了后，天快亮了，红卫兵和村民折腾了一夜，这时反倒消停了。村里静悄悄的，传来了鸡叫声。这边一叫，那边也叫，离天明越来越近了。我意识到这是逃走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就把被子裹好夹在腋下，钻出涵洞。
走了几步，我又返回涵洞，捡了块石子，在圆筒壁上写了“妹，我也爱你”五个字，想了想，又擦掉了，改成了：
“我走了，你幸福！”
然后就走了，这回是真走了，向着一个方向马不停蹄地走。
没人发现我。
我走到一片荒野时，出太阳了，回身望去，村子早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安全了，绷紧的心松了下来，我才感到这一切的真实性和残酷性，我真的要走了，要离开那个我恨的父亲，离开那个我爱的人儿了（父亲喝了酒，说话不像往日那样小心翼翼地挑词择字了）。
我忽然难受得不行，就坐在硬实的土地上，抱着被子哇哇地哭了起来。哭累了，面向家的方向跪下：
“大，妈，我走了，再不回来了，我就在这里提前给你们送终了。”
说罢，站起，继续向前走。
我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四面八方荒无人烟，也没有地，有些干枯的野树。我只能锚定一个方向走，这样才能越走越离家远。郭睛给我的那几个糖烙饼，我在涵洞里吃了两个，剩下的就不敢放开量吃了，饿到忍不住时，掰一小块吃。
人越饿就越不耐冻，越冷就越饿得快，这话是没错的。一小块糖烙饼下肚，感觉连边都没沾上。我只盼望能快点遇到个村庄，好歹找个人家暖和暖和。可是直到我走到天黑，也没看见个村庄。我就在野滩上搂了些树枝柴草隆起火来，对付了一夜。郭睛的被子派上了用场，否则我就会冻死在那个冬天。
那年是六七年的冬天，实冬腊月。
我猜测：“那你最后就来咱们村了？”
“嗯，”父亲说，“我又走了一天，又在野滩里过了一夜，中午时就到这里了。那时村里人很少，所以叫七家村，大多是蒙古人，他们收留了我，我就等于安了家。”
又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七家村的人家七十家都不止了，时间过得太快呀。”
我又问：“那你再见过郭阿姨吗？”
父亲说——
没，我一直不敢回去。十年后，也就是七七年，听路过村子的外地人说起，七司令那晚送到医院，亏得一位技术高招的女大夫，把他的眼睛保住了，只是有点斜，眼底留下了一块疤，很难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娶不上老婆，打着光棍，没人见得他。
当然，那个外地人并不晓得，射伤七司令的人就是我。
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意外，不免失望，背井离乡十年的苦处受得真是冤，但又轻松了不少，毕竟他的眼睛没瞎，公安可能就不会再追究我。于是我就回去了一趟。那时也不知怎么走，有没有其他的路，反正想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回去，于是又步行两天两夜，回到你爷爷那个村。
白天我没敢进村，等到天黑摸进村里，我本来是想守在郭睛家的院外，等她出来说几句话。当时我也没想好，假如她出来，我是带着她来七家村，还是留在那个村里，只是想见她一面。能见到她，其他都无所谓。
可是我发现她家的院墙破败，好像没人居住，我翻墙跳进院子，果然户门紧锁，玻璃上落满了灰尘。我只能悄悄地溜回你爷爷家。当时，你大爹娶了媳妇，住在河西；你大姑和二姑都嫁到了外地，家里只剩下你爷爷和你奶奶。
我进了门，你奶奶看了半天认出了我，哇地哭了起来。我走的时候十八，回来的时候二十八，人大变了样儿，个子更高了，只是没那时壮实，满脸胡子拉碴的。你爷爷站在地上，呆呆地看着我，憋了半天，说：
“回来就好。”
他刚卷好一棒烟，自己没抽，递向我：
“抽颗烟哇，过去了。”
我没说话，瞟了他一眼，就把抱着我的你奶奶推开了。你奶奶向你爷爷说：
“过来给国庆磕个头，认个错。”
你爷爷默默地把烟卷放在躺柜顶上，抹了抹额头，走了过来。但我没让他下跪，他是我大，再怎么不是，我不能让他给我下跪。他还没跪下，我就拉住了他，说：
“整这些没用，过不过去也都过去了。”
又说：
“郭睛家咋没人在？”
你爷爷没跪下，站在一边，说：“搬走了。”
“啊，搬去哪了？”
你奶奶说：“谁知道呢，逃难，逃到哪算哪，偷偷跑的。”
我忙问怎么回事，你奶奶说：
“那个七司令是个灰个泡（骂人话），被你射伤后，养了几个月竟然好了，又带着部队杀回村里了。他反复就跟老郭家过不去，听大伙儿传言，他好像看上了郭睛，意思是只要郭睛跟他好，他就放过她大。”
“畜牲！”我骂。
“被逼得没办法，老郭一家老小就偷跑了。”
“她走前没过来跟你们留下些甚话？”
“留甚话呀？”你奶奶说，“就算她有话要留给你，她也不敢再信你那个大了。”
你爷爷此时闷声站在那里，我看了他一眼，说了句“你们保重”，就转身出了屋。你奶奶拉我，没拉住。我走到院门口，听到后面有人跪下了，咚的一声，我没回头，知道是你爷爷。他扯开他那破喉咙哭喊起来：
“国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我也不想望你回心转意，你就说你现在住在哪，等冬天杀了猪，不管山南海北，我背着半扇猪肉去给你赔罪……”
农村早些年有个说法，“你就是背上半扇猪肉也赎不了你的罪”，形容罪大恶极，有点“负荆请罪”的意思。那一刻，其实我原谅他了，可我还是无情地走了。如果郭睛还在的话，一切我都可以无所谓。
那以后，我再没回过老家。
我问：“那我爷爷奶奶现在还在世吗？”
父亲摇摇头，“不清楚。”
父亲讲完，一瓶酒除了给我倒了一小怀外，剩下的全他喝了。喝到中途的时候，他醉了，等到一瓶喝完的时候，他反倒清醒了。他看起来很累，说：
“天快亮了，睡哇。”
他没管我，自顾自地爬上炕，没脱衣服，就钻进被子里睡去了。
1999年2月15日，阴历的大年三十，我就是这样过的。在父亲的往事中，在散发着沧桑和悲伤的空气里，我触摸到一种跳动的东西，叫做岁月的脉搏。望着炕上那个不修边幅的老男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紫黑的脸膛上皱纹丛生，蓬乱的头发多半已苍白，你可曾想到，他也有过如此美丽动人的爱情吗？
过了元宵节，我踏上了返校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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