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浅述魏晋风度（小标题）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是魏晋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结合最近读的书和文章[1]，我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角度谈谈我的理解。
魏晋风度，它在文化概念上的起止，大约是从汉末《古诗十九首》起，到南北朝大小谢与庾信处止，前后四百多年的时间跨度。
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文学——“我”的辞采
《古诗十九首》诞生于东汉末年，一般认为是当时文人仿乐府而作，因此带有个体化、文人化的特点。乐府的《上邪》，运用俚语，直接抒情，情感表达十分自然与充沛；而《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同为女子表达对心上人的爱，但语言上更加文绉绉了些，情感也更加克制。这都是文学文人化，从张扬到含蓄的体现。是为“直而不野，清和平远”。
《古诗十九首》之后便是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与他们的上司三曹。三曹便是我们熟悉的曹操、曹丕与曹植。由于建安年代战乱频繁，而建安文人又大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决定了他们的诗中有对离乱人民的悲悯和渴求建立功业的壮志。我们看曹孟德，他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进一，念之断人肠。”作为政治家，他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曹植在《七哀》中把自己喻作女子，表达了怀才被弃、有志难抒的悲慨。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语气似曾相识，其实这种辞采在《诗经》《楚辞》中便有表达，它们也不是乐府中一类人的群像，而是有人格化与个性化的个体。只是秦的焚书坑儒与汉的独尊儒术限制了这类自我的发展，而魏晋则将自我重塑，可谓是一次复兴。
正始玄风与竹林七贤——艰难时代的灵魂之音
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号。在这段时间里，随着一场高平陵政变，还有数次外省反抗与中央镇压，国家大权逐渐落在了中国历史上最卑鄙的权臣家族司马氏手中。这是个以篡位为己任，以屠杀为常态的政治团体，便造就这一时期文人“嗟生、愤时、忧世”的特点。于是一批文人从朝廷退向山野，“竹林七贤”便是其中的代表。
竹林之游的发起人为阮籍、嵇康与山涛。山涛是官宦出身，看到政局动荡后半夜弃官而逃，后结交嵇阮二人，发起竹林之游。王戎梳双髻，他是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加入竹林之游时才十七岁，但他过早成熟，也决定了他过早地流于世俗，后来他做了官，成了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弹奏着阮的是阮籍的侄子阮咸，他是一位乐器演奏家，手中的乐器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还有向秀，他是嵇康的铁杆粉丝，许多嵇康的故事里都有他的出现。我故意漏掉了三个人没有讲，接下来逐一分析。
酒仙刘伶，他嗜酒如命——在《酒德颂》中他说：“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他极尽夸张之能事，他去进行想象，为的是排解心中的苦闷。他“唯酒是务，焉知其余”，靠喝酒来表达对世俗的厌恶。他是一个地道的“疯子”，总带着一个小童到处溜达，停下来就喝酒，说“死便埋我”。然而，他的狂狷更多的表现在行为上，其思想的深度不及阮籍、嵇康。
嵇康，我对他的评价是烈士。《世说新语》对他外貌的评价，说他骨骼清奇，如松之独立。山涛说他喝醉酒像玉山将崩。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高大巍峨的形象，不像刘伶，喝醉了就在家裸奔。可以说，嵇康是一个潇洒伟岸的美男子，也是当时读书人的偶像与精神领袖，大众男神。
嵇康作为一个士林领袖，不可能不受到统治者的关注。山涛做官后，曾经想让嵇康也出仕。于是嵇康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并不是想要真的与山涛绝交，而是借此文表达自己隐逸脱俗的志向与对社会黑暗的控诉。他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便是旁敲侧击地表达对司马昭的不满，因为司马昭这个厚颜无耻的小人自比商汤、武王、周公和孔子。嵇康则借此表达一种愤激之情。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还留有余地的话，那么这件事便更加体现嵇康对世俗的鄙弃了。《世说新语》记载，钟会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也是司马昭的走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他早听说嵇康的大名，想结交嵇康这个大众男神。于是带了一群狐朋狗友、纨绔子弟来到嵇康家门口。而嵇康正在进行一项业余爱好——打铁。向子期，就是向秀，在给他拉风箱，他俩对于钟会一伙视而不见。钟会自找没趣，就想走。可惜康没有忍住鄙夷，还是讽刺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被噎了一回，只能愤愤地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然后悻悻地走了，但钟会这时候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后也使嵇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导致嵇康被杀的直接原因倒不是钟会，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是竹林之游的外围人物，吕安。这个吕安有一个哥哥叫吕巽，也是一个小人，司马昭的走狗。他诱拐了吕安的妻子，又诬陷吕安，使其下了大狱。嵇康隐逸，但是在见义勇为的趋使下他愤然为吕安辩护，于是也下了大狱。
本来司马昭还是不想杀嵇康的。但是钟会的补刀把嵇康送上了断头台。他说嵇康是一条卧龙，是司马昭篡位的绊脚石。他还说嵇康曾经准备帮助毋丘俭起兵，毋丘俭曾经保曹家，造过司马氏的反。这时钟会便把嵇康也诬陷在内，于是司马昭动了杀心。
嵇康的受刑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刑前，三千多名太学生请愿赦免嵇康，并让他任教太学，这个请求没有被应允。嵇康从他哥哥那里要来了他的古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这个曲子说的是战国时代聂政刺韩王的历史事件。弹完一曲，嵇康抚琴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引颈就戮。嵇康的被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他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我觉得倒不是真的没有人会弹这支曲子了，而是“我死了，再也没有人会向我一样反抗这个黑暗的社会，像我一样慷慨悲歌了”，也确实是这样，嵇康死后，许多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纷纷如惊弓之鸟一般投到司马氏麾下，不久后，司马炎篡位，西晋建立。
最后是阮籍，他在社会的洪流中选择了自保，在司马氏的幕府里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闲官。但是他依然承受着良心的拷问，在仕与隐之间矛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他说他想上西山隐居，但是现实能允许他这样吗？一身不自保，他是十分痛苦的，于是他不关心政治，用狂狷的行为抨击礼法。
《世说新语》里用很大篇幅说了阮籍丧母的故事，他听到噩耗时在下棋，朋友说这么大的事，先别下了，办理丧事要紧。阮籍坚持把棋下完，然后呕血数升，数日昏迷不醒。下葬的时候，他蒸了一只小猪，吃尽，喝酒三大斗，一斗大概相当于一个大海碗。在这里要澄清一点，像我们现在汾酒、竹叶青这样的高度数蒸馏酒是在元朝出现的，魏晋时期的酒大约只有几度到十几度，不然阮籍早就酒精中毒了。阮籍喝完酒，大呼“穷矣”，也就是完了，又昏迷不醒。阮籍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孝？当然不是。他母亲去世，自然十分悲痛，而他用这种狂狷的行为表达悲痛之情，正是要与当时的名教礼法对抗，揭露统治者伪善的面目。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他曾经经常与王戎等朋友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喝酒，酒馆的老板娘非常漂亮，阮籍每次喝醉，就到人家老板娘的柜台旁边睡觉，老板一开始还怀疑阮籍“这小子想干嘛”，后来经过观察，发现阮籍睡觉天真无邪，只是喜欢美女，没有什么非分之想，这才放心。我们可以看出，阮籍违背礼教，便是要佯狂自保，揭露社会，但也活得非常纠结，最后郁郁而终。
问题来了，嵇康慷慨赴死，阮籍佯狂自保，究竟谁的去处好？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他们这么做都是有道理的。正如鲍鹏山所说：“阮籍有他的深度，但嵇康有他的高度。”他们的生存或毁灭，都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苦难而卑鄙，却又风流而浪漫的时代，也让我们对魏晋风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西晋现实主义文学——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司马氏篡位建立西晋之后，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偏离历史航向的时期，文人人人自危，当然不敢哪怕是像阮籍一样含蓄地表达任何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这一时期的文人以张华，陆机为代表，诗文仅仅堆砌词藻，赞颂社会上贵族歌舞升平的景象。似乎中国文学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然而，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家的横空出世扭转了文学的航向，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左思和刘琨。
人们用“风力”形容左思，说明他的文风是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的。他的代表作是一组咏史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位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很不客气地揭露了当时人才选拔的不合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张华，一首《轻薄篇》写得华美靡丽，但没有思想，只是空洞地堆砌词藻。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文学创作思想一直是相伴相生的。总有人要把它俩分个高下，这其实就像评价李白和杜甫谁更优秀一样没有意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总是在同一时代互相补充与影响，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需要浪漫主义满足我们的想象，给我们的心灵以慰藉，也需要现实主义给我们展示真实的世界，给我们以清醒的认知。
东晋士族与山水文学——仰观宇宙之大，采菊东篱之下
东晋南渡之后，士族逐渐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者。但受西晋影响，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而是崇尚雅集和清谈，进入了自嗨模式。举王羲之的例子，他是“王谢堂前燕”中，王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兰亭集序》，里面内容大多是谈死生、宇宙这类不太着边的东西，也是当时贵族们的主要谈资。这造成了所谓“空谈误国”。
《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的一个儿子在军中担任骑兵的统领，但是他属于不上班就拿工资的主儿。有一天别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想了想说：“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有时在单位看见人牵着马进进出出，我大概是个养马的。”真是可笑又可悲。
在士族自嗨的同时，平民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追求，代表人物便是陶渊明。
魏晋风度的影响
在文学上，它直接影响了唐代，许多诗人例如李白杜甫都是魏晋文人的粉丝。李白说过“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也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而在思想上，可以以元朝书法家、文学家赵孟頫为例。赵孟頫是宋太祖的二十一世孙，但生于宋末元初，宋亡后，由于统治者的逼迫，被迫出仕做了一个类似御用文人的角色。关于他仕元，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大课题。他以宋朝遗老仕元，内心一定有痛苦与矛盾，于是他的思想倾向于魏晋，他抄写《与山巨源绝交书》、《酒德颂》、陶渊明的诗、潘安仁的文，便是寻求心灵的慰藉，而他的为人，也如同魏晋名士一样，从这一点看，他是魏晋风度思想的最好传承者。
有人说，魏晋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政权更迭，人人自危，旧有成熟的制度与礼法被毁灭殆尽，是历史在开倒车。我认为，魏晋的确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但那时的文人都有一种风流的情怀，因为盛世文人“学而优则仕”，乱世文人“仕不得则学”，他们的乱世风度，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文学艺术的宝贵物质财富；而他们或狂狷，或散淡的生活方式，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看清魏晋这个苦难而浪漫的年代，也让我们感受到一片精神的净土。
我想，这就是魏晋风度在今天的意义。
-
相关书籍和文章：《古诗十九首》、汉乐府、《酒德颂》、《世说新语》、《与山巨源绝交书》等。 ↩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