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
我的家在山高林密的农村。算一算，我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我的家原来在半山腰，是村里住得最高的人家。老屋开门便是群山排闼拢翠，掩上门亦能听见风穿过山林的声音。我一直都不明白,我爷爷的爷爷会看中那么一个地方。地方尚“高”，眼光实在不怎么高。我老子长大了的时候，分家把一大家人掰成了几份。我老子在抓阄时不走运，抓到了现在这不毛之地，偌大的一座山，住着孤单的一户人家。
那时候 我老子刚刚二十出头，我那可怜的老子，刚开始天一黑就吓得不敢出门。一天夜里，村里丢失了的一头耕牛来顶我家门，他透过门缝看见了一双绿莹莹的眼睛，吓得大叫救命，不得了啦，有老虎要吃人。
房后是密不透风的山林，听说刚刚盖房子时整座山连片树叶子都找不着，遍山的蓑草和茅草，一把火可以把它燎成庙里的和尚。要是冬天上山，回来浑身就跟刺猬似的扎满了茅针。
房前不到一百码，是陡峭的山崖。那时候家里养了头耕牛，壮得跟什么似的，而且体育也很好。后来贪恋崖上的一口青草跌下去了，摔成了个半身不遂，四条腿子折的折，断的断，我老子气得险些把我的腿卸下来赔它。家中家禽就更不必说，公鸡追母鸡了，母鸡不高兴了，想不开了，奔上悬崖就往下那么一跳，看得人一脸的惊讶。一分钟后，母鸡在山下田野上唱起了只有下完蛋才唱的歌，人心中憋的那口气也总算出来了。母鸡安全着陆了。房子左右的土地因为山高，山下的懒老百姓都不愿意来种，而且来种的也不见得就是勤快，往往都是适逢季节把种子往地里那么一撒，就心满意足的下山了，就像是小学生的家庭作业一般，只要做完了就算完成任务，对错已与自己无关。再上山时，就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山上冬天冷风比山下大，夏天日照又比山下长，猎人不像猎人，高人不像高人。记得一个夏天，镇上派出所来人查枪支，当时父亲一人在家，头发胡子估计半年没有剃了，派出所还以为是山贼，硬要带人回去调查，幸好村联防队长出面圆场。交了罚款才算了事。
【祖宗】
我爷爷的爷爷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该怎样称呼。连我爷爷也叫祖宗，我只能呼他老祖宗了。我的老祖宗大抵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晚期，属于殖民（今天的说法叫移民），祖籍不详，职业叫花子。那年头的叫花子就像如今印度尼泊尔信仰印度教的乞丐一样，不仅不丢人，反而视其修为极高。我的老祖宗唱着“莲花落”打着“三才板”一路哩哩陇哩连哩连的经过村子，恰逢对面山上刘姓人家的祖宗做窝，雇其割草。老刘祖宗有薄地五十亩，子嗣不旺，见其孤身一人，遂朝夕宽慰盘桓。从此，我的老祖宗放弃了“莲花落”（lao)，当起了正经的割草人（或许这正是“莲花落”失传的真正原因）。我的老祖宗就像理发匠一样，从晗晓到傍晚，从冬天的第一天割到冬天的最后一天，为大山清理着毛发。直到有一天，谋财娶了姓刘的老闺女，在山脚下有了自己的草棚，自己的田地，和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算一下，应该是公元一九零二年，我家开朝的那一年。当然，这些是没人知道的。
那些年月，国衰民疲，兵荒马乱，战火不断，农村黑社会组织棒客、袍哥（天地会分支）乘势猖獗，纵火烧屋，杀人夺粮，无恶不作，晚清、民国政府无暇顾及。因为山上有豺狗，最初百姓都住山脚，后来因为有棒客，老百姓又都搬上了山，当时我的曾祖父受制于袍哥，遭到棒客毒打吐血卧床不起致死。曾祖母生于满清末年，那时候，女人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与关注。曾祖母从四五岁就被迫裹了足，直到刀郎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三寸小足伴随她走完了一生。苦命的曾祖母，命运像条毒蛇缠绕了她的大半生，遭遇像条影子伴随了她的一生。在饱受棒客的滋扰的年代，虽说是个家，却连红薯都不敢存放，养的牲口晚上都是拴在山上山洞里。那时候的生活极为紧张，人性也极为荒诞，家庭对社会的不信任，最后延伸成家庭内部的不信任，老子吃饭前要把小的叫到跟前先尝试，说白了就是怕下了药。遇上人多的家庭，兄弟姊妹为了刮上锅底经常大打出手。百姓大抵如此，但凡有点积粮就在山坡上挖坑埋掉，如同野兽一般，要吃了再挖出来。就家里有口好吃的往往都是家长享受，娃娃还小，享福在后。听说老刘家的祖宗每每吃饭之时，尤其是有肉吃之时，都要把老婆孩子痛痛快快地打上一顿，老婆孩子大哭小啕之余，老刘则气定神闲地坐上八仙桌大快朵颐。我的爷爷兄弟几个那时候还小，虽说家里只有长辈二人，吃饭却也不能上桌，不能端碗。兄弟几个吃饭的家伙是一条老槐树做成的长凳，相当厚重，凳面被曾祖父挖了一排大木坑，这就是吃饭的家伙，吃饭时兄弟几个蹲成一排，饭后则用葫芦瓢舀上一瓢水，给那么一冲，算是刷过碗了。等表面水干后，又变成了屁股下面的凳子了。可以说，我曾祖父的死，对于我的爷爷们是一种解脱。关于我的曾祖父，我没有太多关于他生平的信息，不知道他是上九天揽月了还是下五洋捉鳖了，他就像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奇迹般的消失了。
历史就像沧海桑田一般捉弄人，盈亏无常。对于淡忘了的岁月，老人们不愿再多说。他们中间有些长寿者，既是历史的暴徒，亦是当年的受害者。他们是不识之无的土农民，他们最正确就是选择摆布和沉默。就像屋后的那片山林，清朝时从森林沦为荒丘，末造时又从荒丘变成森林，民国时再沦为荒丘，解放后再变成森林。今天的人们在蝇头小利的驱使下肆意砍伐它的时候，谁曾想到过它的命运。我们说轮回，倒不如说报应。
【父亲】
我的父亲，石头一样老实却又不乏幽默的人，做农民最适合不过，然而却不是做农民的料。倒是擅长肩挑背磨掘井筑路，其他一无是处。说来也是五十岁的老农民了，说起来别人都不会信，耕犁打耙样样不是把式，家里山地水田十多亩，田间地头难得看见他的影子，一叫他下地可就了不得，逮着什么就破口大骂，骂来骂去无外乎表示愿意和锄头或者老黄牛他妈发生性关系。修路花掉了父亲大半生的大半时间，早些年修的是通往山下的小路，那条路曲曲仄仄，扶崖而下，通往田间地头和学校。后来修的是大路，大路顺着山势蜿蜒回环在群山之中，通往山外更大的路。修那条路花费了父亲若干年的时间，后又屡屡遭山洪破坏，修了补补了修又花费了若干年时间。可惜现在搬到了山下，很少有机会再去享受它，原本夯实的路面，经过一个夏天，雨水一浸肿，藤蔓野草一下子抄了上去，依稀也有了胳膊粗的小树，唯一清晰的是路边崖上粗砺的凿印。那是父亲寒暑易节风霜雪月凿出来的。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山上水源就开始捉襟见肘，地下水水位的急剧下降，老井居然枯了。.小时侯爷爷讲,，那井是通往大海的，除了海水干了它才会干。而那一年,我琢磨估计是大海干了。或许老人没有想到，在我们祖宗几代安然过日子的地方，会有缺水的那么一天，会有生存生活将无法继续的那么一天。山高水长流的日子成为回忆一去不复返了。风调雨顺惯了的庄稼汉，怎么也想不到粮食颗粒绝收，夏天接连几个月干旱，把水田龟裂了，把快要抽穗的稻子晒成了牲口的草料，山里很多水牛都被活生生的热死在了那一年。秋天到了又接连一个多月的大雨小雨，从地面裂缝灌下去，山林土地滑坡的滑坡，塌方的塌方，草都没有收到一把，直接淋成了自然肥料。那一年后，父亲开始疯狂的挖井，房前屋后，山涧林地，田间沟渠，就跟老猎人似的，处处挖陷阱。往往都是挖上五六米深，掏上来仍然是颗粒状的泥巴，一捏就碎，于是乎又辗转别处继续。结果除了汗水外，没有掏出一滴泉水。在掏井失败后，父亲开始辗转到城市里去，打打零工,提提灰浆什么的，一年四季都写信回家，偶尔也打电话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打电话就问一声信收到没有。
那时候最开心就是收到父亲的信，信是写给老妈的，但老妈看后总要叫我和老哥拿出笔来改错字。父亲的错字往往都是恰到好处，父亲在一封信上说，他一天三吨米饭。那时候经常笑得哥俩捂肚子叫疼，有时候疼得不过瘾，干脆就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儿。父亲是幽默的。父亲常说他很帅，在工地常常收到玫瑰，他的饲料口袋已经装不下了。收到这样的信，我们全家都要高兴好几天。还在上学的时候，正值插秧季节，几个同学上我家玩，老妈推他回家和同学打个招呼，结果父亲边退边说他害怕，最后连午饭都没有回家吃。把村邻嗓子都笑哑了，把大爷大婶门牙都笑掉了。
后来手机渐渐流行了，父亲也很少再写信，往往都是深夜打电话过来，说些很八卦的东西，说村里谁谁谁喝农药死了，谁谁谁癌症晚期了，谁谁谁被车撞死了，叫我们出门小心被车撞，而我们只需要听就行了，买账的话就半天“哦”一声，表示在听，往往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挂断电话的。听睡着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没大没小的家庭里面，家里大事小事父亲总会问我们怎样处理，有些时候父亲会听我们的，我们甚至感觉到我们是他的老子才对。
【童年】
对于童年我没有过多关乎美好的深刻记忆，最远也就只能想到刚学爬的时候在灶间点燃了自家房子，记得清第一天进学校说的第一句话是：哇，好多人哟。我小时侯出奇的苯，自尊心却已经开始萌芽，自己放了个屁都要哭上一回，上小学二年级了还分不清鞋子的左右，被别人取笑了几回后，我天天上学故意等着同龄的堂妹，顺便问她我的鞋子穿没穿反，那时候我的堂妹已经很聪明了，已经学会了系鞋带，在学校我成天总是跟在她后面，生怕鞋带松了找不着她。我确实是天生的笨蛋，我还记得清第一次看电视，坐在电视机前就跟坐在教室里似的，简直不敢乱动，因为我相信电视里的人是能够看见我，我最担心的是他们出来揍我。我是怕挨揍
我前二十年就没少挨揍。在家里老爸认为我不争气，在学校老师认为我不成器。
有一回，我路过一个池塘，经不住一个老农民使坏，跳进了池塘，捞了满满一书包发臭的塘泥和蚌壳。高高兴兴地回家，挨了有史以来最为悲壮的打。当时我老子脸绿得就跟青铜器似了，抄了条扁担把我撵了几道坡又几道坎，最后是掏出冰糖块连骗带哄地唤回家，关上门一顿狠揍。这事后来成为了村子里儿童津津乐道的话题。村里要是谁家孩子挨打了，我会觉得是天下最开心的事了，我会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动，跑到门前崖边，敲敲打打，心里一个劲儿地喊，打死他，打死他，不过瘾又模仿上一段哭声。
我的学习成绩从进学校起，到离开学校都是倒数前几位，在我所有的理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课堂上都是挨了揍的。我是在挨揍中成长的，各式各样的揍我都尝试过。小学三年级之前我逃的学累积起来比上的学还要多，发的新书头天还是书第二天就被我全部折成了纸飞机。屁股也成天都是肿的，那时候我最恨的就是别人打我屁股，最怕的就是数学课，而且这个习惯一直保存了下来。三年级挨的打就富有阶级特色了，那个叫张誉富的革命老教师，被学生家长戏称张夜壶，打起人来一脸的地主恶霸黄世仁像，发起怒来挂在额前的头发像弹簧装置似的，一下子翘了起来，声音大得像野兽，胆小的直接尿了一裤裆，边说边抽裤腰带，一手紧紧提着裤子，一手狠狠挥动牛皮带。只要是张夜壶的课，学生们都紧紧盯着他裤腰，盼望着奇迹出现，他的裤子能在有一天掉下来。我像是做着噩梦一般奇迹地熬到了五年级，天下老师一般黑，五年级老师打人更善于就地取材，手里拿着什么是什么，有时候丢书，有时候扔粉笔头，有时候用黑板刷敲后脑勺，最倒霉就是他手里既没有书本又没有粉笔黑板刷，满手的粉笔灰在你脸上腌肉似的来回搓，整个脸一下子就像个粉没有抹均匀的小姐，然后揸开五指就两耳光，脸一下子白里透着红，腾起一阵烟雾。就这样又过了两个年头，终于迎来了教育改革的春风。我庆幸自己总算搭上了改革的末班车了，在我看来，最壮烈的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桀骜不驯视死如归的革命同志所受的刑也无外乎如此。然而，老师体罚学生照旧，只是不再一副昂首叉腰他打人他骄傲的神情了，体罚 不再是“体罚”，用现在的口语就是被潜规则了，白马非马地说成“抚摸 ”。“抚摸”一词灵感来源于朱自清的《春》，说风像他妈的手，抚摸着他。朱老爷子或许没有料到自己的温和轻柔之词，被一个教语文的教书匠窃去偷梁换柱了，祸害了一方。
过去正是这样，当你站在它的位置设身处地想时，它全是不堪，当你回忆，同时它又是津津乐道和骄傲的资本。童年正是这般不堪，在回忆它的时候，我甚至无法驾驭自己的感受，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情调来还原它的面目，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是未来的过去。是该欢喜是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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